本帖最后由 夏梦 于 2012-9-28 07:37 编辑
爱在那片黑色的土地上
（第一部分）
宣传队已排练好几天了，为了迎接“十一”的演出，团里从各连队抽调了三，四十人赶排文艺节目。负责大联唱的，并在这个节目里领诵的是我的男朋友冬生和我。
演出那天，他可把人逗死了，按排练时的安排，我们俩该一起站在台前才是，可这位老‘老先生’确楞要和我一个幕口一个，他朗诵一句就在那头下场了，接我下句时再从幕后走上来。 “------看祖国大地红旗似海，凯歌高奏！”他把他该朗诵的那句说完，人就又走到幕后去了，等我下一句说完，找他接词儿时，他才晃晃当当地走上台来，一边用手往上推了一下眼镜，还没等他说话，“嗷------”台下响起了轰的一声，人们喝起了倒彩，原来这‘老先生’叫拖在出台口地面上的幕布给绊了跟斗，接下来的联唱就在哄哄声中演完了。 回连队的路上‘大解放’敞棚车里拉了演的，看的，整整一车人，人挤人。他挤到了我身边，我不理他，他脱下军大衣，给我披上，他自己在夜里疾驶的敞棚车上的寒风里站立着，单军装和头发在风中舞动，我靠过去，用脸贴着他的胸膛，听见了他心跳的嗵嗵声，抬起头望着他白净的脸和镜后那双清澈的眼睛，想着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 六八年，正是知识青年大批上山下乡的时侯，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些知识青年成了‘替罪羊’，到边疆，乡村去上山下乡。在他们青春的憧憬还没来得及展开时，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就砸碎了他们如诗如画的梦幻。而就是这些人，背井离乡，要与工农相结合。还不到成年的他们踏上了人生的征途，裸露在他们眼前的不再是母亲的怀抱，温馨的校园，而是异乡的冷月和乡间小路的泥泞。那时我们才十五六岁。 我是六六年下乡的。十五岁下乡。等到六八年，我们连队已有五，六批下乡青年了。哈尔滨的，佳木斯的，上海和杭州的，还有北京和天津的。冬生就是那批上海青年。 毕竟是年青人，而且是还是没脱离稚气的孩子就工作了，恶做剧是难免的，因为语言的不通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就常闹笑话和产生帮派殴斗。就引出了上海人骂哈尔滨‘小赤佬’，‘小港东’，有时还冒出一句‘娘东菜’。而哈尔滨人也想‘招儿’整他们，教他们东北话‘小犊子’。并告诉他们这是赞美的话，像征着强壮。而那些个上海人见人就说自己是‘小犊子’，事后，人人提起这笑话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批北京高院的子弟来到我们兵团的第一天，就到离我们团十好几里的县城乱串，穿着黄军大衣，军帽下戴着大白口罩。下饭店，吃完饭不给钱，还拍着桌子叫：“你他妈的混蛋！老子在北京下馆子从来不交钱，别说吃你这点破饭！”进了澡堂子二话不说，脱了就洗，穿上就走人了。 那时我们都年青，我十七，八岁，个不大，才一米五八，天真，活泼，能歌善舞，我的性格决定我好像永远长不大。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副与生俱来的好嗓子，翘动着两条小辫的我，一天唱啊，跳啊，是连里和团里有名的歌手。从来不知愁。可就是在来兵团的第七天我梦到一个老太太，醒来才想那梦中的母亲，哭了。尽管在来那天，我母亲在车下哭，我还领着一车厢的人唱“迎着晨风，迎着朝阳，爬山过水到边疆------”，下车后，我在兵团的大俱乐部里代表两千下乡青年讲话。 落雪了，北疆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天也分外的冷。雪常下得深到膝盖。让你每迈一脚，还得用力拉动另一脚，同时还得找下脚的地方。 晚上，食堂里还挺暖和。这是一个大帐棚一样的用‘拉合辫’拧成的大空房子。一进门，迎面是十几张大桌子和长条板凳，左面是用宣传板隔着的只有放电影才用的放电影机的小里屋，右边是有几个大大卖饭口窗户的里屋，那是食堂的厨房。这个连队里的食堂，吃饭时用，开会时用，早请示晚汇报时要用，每早安排一天的活用它，每晚必开的会也要用，演出的时侯用，斗地富反坏右还用。甚至于我们为在兵团牺牲的知青扎花圈也在这里，总之，这是唯一的连队中心场地。 那天，我和每天一样，在挂着一盏气灯的食堂里，夹着饭盒拿着饭票在排队等着买饭，低着头，看着脚面，想着白天看日头猜时间，盼着下工的情景。突然，觉得背后有人用手推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位男生。从装束上来看，他是上海青年。因为除了北京的，那批上海青年是‘装备’最全的了。为什么我说他是上海的不是北京的呢？因为在那军帽下是一张有着奶油一样皮肤的白净面孔，高高的鼻梁上架了一副深紫红玳瑁边眼镜，他用他那深邃的眼神看着我，抿着的嘴唇透出淡淡的粉红色。似曾在哪里见过，在梦里？，不，“清宫秘史”里演光绪皇帝的，叫舒适的，不知到他们是不是一家子？！ 我看到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倒不好意思了，心砰砰的跳，我用低下头的瞬间，用眼睛的余光飞快地向周围扫了一眼，食堂里昏暗的气灯光下，买饭的知青们唠着，逗着，笑着，闹着。没有人注意我们。也没人看到我发红的脸，更因为那灯光太暗。那男生塞给我一张纸条后，饭也没买，匆匆地走了。恰巧人们这时在饭口抢起包子来，大个的有优势，捏着抢上大师付递上的包子，流了小个子知青一身油，谁也没注意纸条的事，却偏偏叫一个女孩子看见了，她是我的好朋友，小彭。 我回宿舍去吃饭，避开别人的视线，偷偷地打开了纸条儿，只见上面写着：“今晚八点半，你在场院等我。”等他？八点半，又是在场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去，还是不去？，可一看纸条上娟秀的小字，想起食堂灯光下他那抿着嘴向我微笑的样子，他真不像个坏孩子，我决定去见他。 女宿舍是个连里除连部以外唯一的一座砖瓦房。说唯一是因为连部那房子还是旧得不行了的砖房。男宿舍还是象食堂那样的大棚似的拉合辫子房。女宿舍后面是场院，一条道把女宿舍和农工家属房分割开来，沿着这条道，走不上三百米就能到场院。场院的对过是脱谷场，脱谷场上停了辆破旧的老掉了牙的康拜因，这也许是中国出第一个拖拉机手那时的产物。好的康拜因收完了麦子就开到连部门前放着了。场院不大，除了一大片晒谷的地方，旁边堆满了麻袋，靠场院的边上是一排囤子，囤子和麻袋上面有两片参差不齐的大棚布。用来防止雨浇。 八点多，夜色早已覆盖了大地，积雪返着月光把村子和原野映得透亮，女宿舍房头通往场院的路上，一个高高的，纤细的身影，他在等我。沉默伴随我俩好半天，他先开口说话了：‘我给你纸条时，小彭看见了。她追我到食堂门外，她告诉我说千万别跟你好，你家成份是地主。’ 这两句话使我一下子从害羞变得激动了，倒觉得和他在一起倒不拘束了。我也不想去分辩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我家的成份因受我大伯影响，由贫农改为地主，也不想解释因为这我才毕业没往上考学就在全国没大批下乡时自己造反下乡，也更不想去告诉他我曾挥着拳头领着大伙喊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还有那些我积极参加大批判，写大字报，领头斗‘牛鬼蛇神’，讲毛主席著作心得，到各连队去讲用，演出造反有理。劳动中我抢脏活累活干，就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改造思想，好努力与工农群众在思想上结合。大串连毛主席接见了几次红卫兵我都没去北京，听周总理的话就地闹革命。那时农场还培养我当副场长。可是成份是关键！重在表现只是一句空话。我已经受过批判，受不了攻击，我在夜里的大雪地上狂奔，人们以为我疯了！ 议论我的成份我已不在乎了，使我生气的是这话却出自我最要好的朋友小彭之口。又告诉的是我还叫不出名的，刚认识的，第一个和我相约黄昏后的男朋友！ 他看我一直不做声，知道我不高兴了。“我什么都不信，地主就地主呗，我成份是资本家，咱俩不正好是一对吗？”他说。他笑着看着我，是那样的开心，那样坦然。月光下，他整齐的两排雪白的牙齿闪着珍珠般的光，可我此时笑不出来，一丝苦涩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深知成份是关键。它决定你是否能入团入党，提干，回城，甚至分配劳动也看成份。成份是要世袭的，将来的子女也生下来就带着坏成份，谁受得了？！ “我早就认识你。”看我还不说话，他避开和结束了关于成份的话题：“女孩子里你是最出众了。”他看着我的眼睛说的这句话，他的眼中充满了真诚。“是吗？”我冒出了第一句话。“你每天在连队大会开始之前给大伙唱歌，我们男生都说你嗓子好，长的也好，而且耿立夫还说全连只有你能听懂我们上海话。”耿立夫是他最好的朋友，高个子，阔方脸，和他在一起，一个红脸膛，一个白脸，更显出冬生的文弱。 我想起来了，昨天下大雪，不能出工。下午只能开会学习，开会时，指导员在那讲珍宝岛的形势报告，几个男孩子在下面把一件卡片似的东西传来传去，一会儿都不消停，男班长耿立夫和几个人还起着哄。让指导员‘小神仙’用山东话骂了一顿。哇，他们传的那张照片现在就拿在冬生的手中。“我叫冬生。这张照片给你。我们今天是好朋友了！”不用看照片，那可爱，潇洒的小伙此刻就在我的面前，相逢何必曾相识！ 康拜因的影子被月光拖得长长的，，驾驶楼里正好可以挤进两个人。人坐进去了，脚留在外边，“天真冷。”我说了第二句话。他用军大衣盖在了我脚上，谁也不再说话。其实刚下完雪，天还不太冷，还没大降温，家家户户的炊烟暖气，还在大地上没有散去，农工家属住房的煤油灯光渐渐地减少着，月亮躲进云里，夜也全黑了。 我把他给我的照片放进棉袄贴胸口的地方，手冻得直搓，他拉过我的手用他的大手握着，他手的热度温暖了我的手，并通过手温暖了我的心。在兵团，我第一次有了同情我，温暖我的人！ 他送我回女宿舍，在门口，他说他明天告诉我两个秘密。 第二天，天蒙蒙亮，同宿舍的人都出去打水洗漱去了。我偷偷拿出冬生的照片，仔细地端祥起来。多么好看的男骇！黑色的鸡心领毛衣，三开领的白衬衫的尖尖的领角平整地翻在外面。照片上的他还是个没脱离稚气的孩子，没戴眼镜，浓密的头发下是宽阔的额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能看到你心里。挺直的鼻子下还是那张紧抿的嘴唇。这个年代，我们都几乎没有照片，要是赶上个照像的机会，都是合影。可他的照片和照片上细皮嫩肉的他告诉了我：他是生活在条件非常优越，非常有教养的人家。 当天夜里，在那个康拜因上他告诉了我两个秘密。 一个是他有两个妈妈。他父亲是上海一个羊毛纺织厂的董事长，有大老婆和小老婆。他和姐姐是大妈生的。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带着小妈被下放到乡下，他为了即将结婚的姐姐不下乡，他报名到了兵团。他又告诉我第二个已不是秘密的‘秘密’；那就是演员赵丹就住在他家楼上，文化大革命时还天天捧着凳子在楼上跳舞。赵丹挨斗时，人门问他有几个相好的，赵丹说出了一大串人名，到最后再怎么问就是闭上嘴死活不说了。人家还偏要想知道最后一个相好的是谁，打他，斗他。“蓝苹，江青。”他不得不说。可刚说出口，人门却更拼命的揍他，说他诬蔑中央领导！我被他讲的这个‘秘密’逗笑了。“可千万别说出去，说出去就得打成反革命！”他瞩咐我说。 他问我嫌不嫌他成份不好，我说不嫌。可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兵团找对象，怕我留在兵团。再说了，那时我们指导员一再强调，兵团不许搞对象。“你说呢？”我问他。“我不怕，就是留在兵团，我也有个自己的家，有了你，我们享受天伦之乐。”什么叫天伦之乐，我还不懂，但我知道，他在女孩中挑上我了，他爱我！ 兵团没星期天，他用他在上海的习惯选定了这个日子。 晚上，我梳啊，洗啊，还奢侈地抹上了不常用的面友雪花膏。为了星期天的这次约会，我换上了一套件整洁的花面袄。脱去了那件洗得发白胳膊肘上打了两块补钉的军棉衣。临走时，我还转身在墙上一面小破镜子前照了一下，还拽了两下小辫子。 夜很黑。他在房头等我，我俩走向康拜因。 也不知哪个坏东西走漏了风声，还没等我们走到那儿，“哎----------”“看喽----------”尖叫声伴随着晃动的手电筒的光线搅在了一起，震响了场院和脱谷场的夜空，一群小伙子从场院的囤子边上和脱谷机旁露出了他们的小脑袋。有的人还跳出来，大叫着，笑着，闹着，对我们连里第一对搞对象的知青，他们开心地起着哄。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哭了。丢下冬生，自己跑回了宿舍。也不知他怎样斥责他那些‘同胞’的，反正我是回去哭个没完，谁也劝不好，后半夜一点，他敲我宿舍的门，求我原晾他，说最好出去听他解释，他说他的哥们们要向我赔理道歉，我看全屋的人都要醒了，就把他赶走了。 第二天一早儿，为了能不在群众大会上批斗我俩，我红肿着眼睛去找老支书‘小神仙’指导员认错。当时农场刚改为兵团，所以也有管他叫老支书的，也有叫指导员的。 ‘小神仙’是山东人，在前些年几批盲流来农场时过来的。因能吃苦，在‘大老粗’吃香的年代，他从一个盲流当上了支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要多粗有多粗’。因为什么都懂点儿，被誉为‘小神仙’。 有一次大会上他讲话时，用一口山东腔朗诵毛主席的诗词道：“小小寰球，有九只苍蝇碰壁，嗡嗡叫------。”“九”字他还强调地咬的很重。我们知青在下边喊“不是九只，是几只！”他说“是九只！”“不信我就数给你看！”他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摆弄着左手伸开的手指，一板正经地说：“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惹得我们啼笑皆非，只好作罢。和这个整天唱“铁是铁，钢是钢，铁比铁还硬，钢比钢还强。”的人有什么好掰扯的呢？！何况他还会续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地球离了谁，照样转，离了你，转的更楞！’” 可是为了冬生，还是得认错！我硬着头皮找到了早早就坐在连部的‘小神仙’。我说是我这个地主女儿拉拢冬生搞对象的，没他的毛病。‘小神仙’不理我这份‘胡子’，任管我说破天，怎么求他，他看都不看我，一句不说。最后我哭了，他才冒出一句：“调走了。” 连里把冬生昨天晚上就调到离我们团三十里以外的桃山采石场去了。我知道冬生调到哪儿时已是一星期后的事了。 冬生走时没向我告别，也没托人告诉我，更没人敢告诉我。 冬天彻底来了，鹅毛般的雪花飘舞着，盘旋在天空，把我们连的一切都变成白色，还久久不落下，远处的马鞍山几乎看不见了，马鞍山下的桃山更无处可寻。 冬生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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