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4）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
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原标题：邱然、陈思、黄珊 |
1982年，在军委工作的习近平为何提出去基层）
作者：邱然、陈思、黄珊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微信公号
“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这样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正定大地上书写了一部激情洋溢的青春感人诗篇。
1984年，周伟思在《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期间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如今，他在《习近平在正定》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习近平同志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的心路历程。
党建网微平台刊发这段文字，和您一起学习总书记的高尚情操和为民情怀。
《学习时报》采访组：你们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谈到他当时为什么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他主动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周伟思：这是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从清华毕业，穿上军装，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点上，应该说前途无量，这些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可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么？
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人们可能会回答“为了深入基层锻炼”“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随口就来的套话。
习近平对我说，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到军办工作后也好，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朋友的聚会。这些聚会，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当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迁后，他们也陆续从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条件一下跃升回来。
这样，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这样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
对于这类现象，习近平开始倒没觉得什么，也还能理解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时间稍长，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7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从此生活优越，工作稳定，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
习近平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没有多年的农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还算说得过去。既然亲身经历让我们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国家还那么贫困，我们如果还这样麻木不仁，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此外，他还讲了一个内心深层的动因，就是基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化大革命”中，在那种人与人轮番争斗，忽视生产、经济停滞的混乱时期，我们目睹了残酷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深切感受了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要尽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怎么才能避免呢？如果我们这些亲历了这段历史，深知它有多么可怕的人，回避现实，不思进取，不去努力改变它，又由谁来担此重任呢？如果任由那些糊里糊涂的，甚至极“左”的人去掌权当政，中国的前途将是怎样？会不会重蹈覆辙？
在百废待兴、改革初起的当下，我们这些有了觉悟的人，就必须站出来身体力行，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想、这么做，这个国家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他欲奔赴“前线”的想法愈发清晰坚定，并渴望自己的同学朋友能和他志同道合，但他没法说服每一个人，只能同那些与他有相似感悟的朋友去交换意见。
在大机关上班，他平时工作勤奋，接触信息也广，加上自己用心，很多全局性的东西他都格外关注。
但他仍然觉得，接触底层社会太浅，和老百姓离得太远，总觉得很“不接地气”，老有种使不上劲的感觉。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真正要做一些实事，像现在这样只是看文件、写文字，做例行公务，很难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也难以对具体事情产生作用。
渐渐地，他下基层工作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还向父母和一些长辈谈及自己的想法，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自己“还是想到基层去锻炼，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最终，他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以上这些，大致上就是习近平跟我谈的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
今天，我们可以评价当年的习近平“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他“把理想付诸实践”，等等，这实际上都是基于他的今天而言的。
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从两点钟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下午的交流，让我初步认识了习近平这个人，他有当时年轻人新潮的东西，却比我这类同龄人成熟不少，沉稳得多。他说话实在，信息量不少。
我们一起吃完晚饭，习近平掏出两张电影票，请我一起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聊，那天的电影是《游侠传奇》，美国的一个西部片。
我记得看完电影，大约是9点半的样子，习近平送我回招待所，我们又坐下聊了一会儿。关于这次采访，我也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不是主题非常集中的访谈，也不是那种通常的新闻报道。我们先以漫谈的方式展开交流，回头再看以什么样的体裁和内容更合适。
习近平点点头说，这样好，这样好。然后他向我告辞，又回办公室加班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想，习近平这个人很平和，也颇具特色，有种吸引我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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