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学新 于 2019-3-16 11:25 编辑
我对黑龙江农垦改革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黑龙江农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披荆斩棘、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在这漫长的历程中，不断地攻坚克难，改革创新，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称道的业绩。特别是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历史转变，大胆探索，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现在正在进行的农垦体制改革上下关注，牵动全局，关系重大。作为第二代北大荒人更是责无旁贷，从去年十一月已连续两次发表我的意见和思考。但总觉得意犹未尽，故再次发表我新的思考与拙见，尽绵薄之力。 一、对垦区性质的界定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改革举措的根本遵循。 毛主席曾精辟地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农垦有一种说法：“种地的，有军队；是政府，要纳税；是农民，有工会；是企业，办社会”，称之为“四不像”。垦区确实与其它社会经济组织不同，这只是人们对垦区表象的认识，存在疑惑、责难、费解等肤浅的认识在所难免。正由于这种认识的存在，致使垦区历史上经历许多折腾，走过不少弯路，造成巨大损失。但也正是这些深刻教训使我们获得了对垦区性质的全面认识、准确定位，这种认识代价沉重，来之不易。历史反复证明，按照正确定位对待垦区，垦区就发展、壮大；反之，就遭受挫折，陷入危机。 承认和研究垦区的特殊性，目的在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用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是自持特殊，强调特殊，与改革背道而驰。 1990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垦区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与国家有关部委一起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将农垦定位为“具有企业性、社会性、区域性、系统性的特殊社会单位”。这个结论是科学的，是符合农垦实际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农垦的这个实际没有变，没有过时。 垦区的这一性质首先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客观实际，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和自由选择。 垦区的这一性质是由其生产方式及经济特点决定的。垦区从事的是现代化大农业，具有部门经济与区域经济、农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双重特点。 这一性质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同，只是其在地位和作用上有所不同。所以，新疆兵团的体制改革虽然不能照搬套用到黑龙江垦区，但却有很强的实践借鉴意义。 二、垦区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70多年的改革发展，垦区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重要。 1、国家商品粮战略后备基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家队”，是“中国饭碗，中国粮食”； 2、中国农业航母，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具有很强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3、城乡一体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区； 4、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境外农业开发、经贸合作的主力军； 5、屯垦戍边，维护祖国边疆稳定繁荣、长治久安的骨干力量。 垦区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其内在规律、动力、优越性不断释放的结果。要巩固与发展这种结果，除了继续艰苦奋斗，还需深化改革，提供新的体制机制保障。 三、现实改革的误区： 1、垦区就是一个纯粹的企业，以企业性取代其它三性。从垦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看，垦区绝不是一个纯粹企业。不容置疑，垦区的主体是企业，属于第一产业的范畴。但它的社会性、区域性、系统性与其企业性并不矛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更不能人为地取代、取消，采取“鸵鸟政策”。 2、以一般的城市“院墙企业”对待北大荒这样的特殊企业。农场产权是自然资源——山水田林路，这些资源既是企业的生产资料，又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农场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成为“院墙企业”，谁也无法将农场产权的企业性与社会性分割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农场如同农村的乡镇、行政村，既是基层行政单位，又是基层生产单位。但它又具有系统性、区域性，又与他们有很大不同。农场职工工作在企业，生活在社会，二者都须臾不可离开。社会环境、服务质量对农垦职工队伍特别是人才队伍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国际跨国集团为了自身发展、开拓市场，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选择最佳的投资营商环境，而作为北大荒集团主体的农场却无法选择，与地方是搬不走的邻居，只能营造或被动地适应环境。 3、简单套用一般的行政管理模式解决垦区的特殊问题；前不久，总局党委书记王守聪在建三江调研改革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提出应成立建三江市，他明确表示“建三江建市，辖区农场就要归属地方，北大荒集团怎么能没有建三江这个大粮仓，这绝对不可能！”他的话无意中道出了一个实情，反映出垦区改革面临的两难选择和改革悖论。行政社会属地化的结果，农场就要属地到乡镇，使垦区的行政社会管理“碎片化”、“低能化”；若以大的管理局为基础建政“建市”，行政社会管理相对集中，北大荒集团企业就会“碎片化”。所以，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当年建三江管理局对建市也颇有积极性，但站在全局看并不可行。新疆兵团在师一级之所以实行“师市合一”的特殊体制，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顺理成章，走上坦途。 4、只承认生物的多样性，不承认社会的多样性。为了保护国宝大熊猫、麋鹿（四不像）等，国家可以建立大熊猫和麋鹿自然保护区，给予体制、法律、政策等全方位的保护，为什么社会的“国宝”、“四不像”北大荒却不能？若建政——建立北大荒保护区、特区就看成是大逆不道、洪水猛兽、“天下怪物”，一个不可逾越的禁区。这不是思想僵化、抱守残缺又是什么？“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同自然界一样，没有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也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 5、违背认识和改革的规律。认识和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都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政企分开改革的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怎样从垦区实际出发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实现形式，趋利避害，避免历史教训重演。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省以及垦区一直都在探索寻求实现政企分开的有效形式，如“绥滨模式”、“友谊模式”、“虎林模式”、“建三江建市模式”等。这些探索和试验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正反两个方面对于改革的探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建三江建市直接危及北大荒集团的完整性而被否定；“虎林试点”以虎林市主动提出停止试点，国务院以“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予以结束；友谊一场一县，场县强行政企分开，“没有土地的土地局，没有林子的林业局，没有公路的交通局……”成为笑谈，政企分开酿出怪胎 ；绥滨农场进行建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内部政企分开”试点，理顺关系，逐步完善，循序渐进，成效显著，但却不和上层旨意不了了之。我们应当鼓励探索，尊重实践，“吃一堑长一智”，在经验教训中使自己聪明起来，以对党、国家和北大荒事业高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没有任何理由使历史经验付之东流。 即使要推行这场改革，也应当本着“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循序渐进。垦区的体量这样大，情况如此复杂，只能以实践为先导取得经验，舍此绝无捷径。一下推开，一步到位，改革本身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负面影响很可能将其合理性、积极性淹没殆尽。这样的做法，显然不是积极稳妥的，是草率、不负责任、急功近利的。改革的设计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最终都要接受实践、历史、人民的检验。 6、对政企关系认识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政企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特别在农场这种关系体现的更加密切、具体。一些人以为只要行政社会职能属地管理，就可“一化了之”，一刀两断，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前程似锦。其实这是一种幼稚、天真、一厢情愿的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幻想，是不负责任、十分有害的。 政企关系说到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促进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垦区是我国现代化大农业的典范，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通过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更先进、更科学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现在的改革将垦区的行政职能属地化，下放到分散、边远、落后的县域、乡镇，无异于从相对先进的层次降低到相对落后的层次，是“削足适履”的现代版，是历史的倒退，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落后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可能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起到相反的作用。 7、实行行政社会职能属地化，不仅是职能的转移，还涉及到与其相关的产权、资产的转移、处置等，不能理想化、简单化。从根本上说，管理权来自于所有权、产权，二者是统一的，没有所有权、产权的管理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地方政府的行政社会管理权与管理对象的产权总体上是一致的，而农垦行政社会职能的属地化，其管理对象的所有权、产权却在北大荒集团的出资人——国家财政部。即使现在能够实现一次性相应划转部分产权，将来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管理权与产权、所有权的矛盾、分割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土地、公路、城镇建设、公共服务等社会性较强的领域，成为制约垦区社会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一大瓶颈。 总之，垦区的改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对改革的担当、决心、勇气和自信应当从国家战略大局出发，以北大荒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化为研究问题、潜心探讨、提出办法、破解难题、久久为攻的实际行动。
（写于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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