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基辛格带着“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光环又一次访华。在中美贸易分歧加剧的时刻，他的来访自然引人关注。他的一句“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以前了”一时被广为传播，普遍被人解读为他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遗憾。
基辛格毕竟已经是垂暮老人，而美国高层政坛新人辈出。且不说如今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仅看他当初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身份，给即将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启动中美关系解冻进程的尼克松总统极为机密地提供的“先联华制俄，再联俄反华”的战略路线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美国大战略家内心深处对中国的真实情感。
时间是1972年2月14日，地点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在此，基辛格和尼克松筹划着即将启程访华的历史性“破冰之旅”，为美国的世界战略拟制了一个狡黠的长远规划。以下会谈记录来源于美国政府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9～1976年系列，第17卷(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69～1976，Vol.17)。
基辛格首先提醒总统：我知道你现在想要把中国人和俄国人做番比较，“他们可是很不同啊！”尼克松心领神会：“是不同，我知道。”基辛格进一步挑明：两相比较，中国人“恰恰是危险的。实际上，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更危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是“俄国人没有内在安全感”，而“中国人要自信得多，因为在历史上他们一直是个大国。而且，作为儒家，他们真的相信（他们的）美德就是实力”
这位为美国国家利益老谋深算的大战略家进一步直白地向总统指出：“我想，过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比俄国人更可怕。”“我想，过20年，你的后任如果像你一样明智（这个马屁大概拍得让尼克松很舒服——笔者按），将会最终倒向俄国人，反对中国人。我们在15年内不得不倒向中国人，反对俄国人。我们只好全然不动声色地做这种实力平衡的游戏。眼前，我们需要中国人修理俄国人，使俄国人放规矩点。”
尼克松刚刚会见过法国文化部长、大文学家马尔罗，他们已经交换过未来可能发生“黄祸”的远景。所以，尼克松对基辛格说：马尔罗“显然觉得中国势必要控制东南亚。你说呢？”基辛格毫不犹豫地赞成对这个远景的评估：“我想是的。”但是，美国当务之急，是需要利用中国抗衡俄国。在这方面，使基辛格略感宽慰的是：中国“事实上没有全球政策，这是我们的资产，就是说她还没有全球的力量，要防止俄国吃掉她。如果俄国控制了中国，那可就是个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尼克松深有同感，进一步指出日本也被苏、中控制的危险前景：“是啊，坦率地说，亨利，如果俄国或者中国控制了日本，那对我们来说，可就是个极为重大的事情了！”鉴于这种前景，尼克松认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保持日本做盟国。”不过，他和基辛格都相信：“日本人非常热爱他们的生活，不可能转向共产党制度”，而且将会同中国人展开竞争。
于是，为了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尼克松、基辛格这等美国决策人早在1972年2月“破冰”访华之前就制订了韬晦之计：先利用中国反对俄国，过20年左右再利用俄国反对威胁更大的中国。他们一面机关算尽地秘密策划着操弄中苏日等国际关系的大战略，另一面又都以谦恭逢迎的姿态会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温文尔雅地周旋于北京和各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们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衷心赞誉和盛情款待。
美国决策人此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还有另一个令人惊讶的战略前瞻。正如基辛格私下里向台湾当局的使节所透露的那样，以五年为期，年迈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去世，中国的内外政策也随之很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将造成最巨大的混乱”。所以，“我们必须为那个时候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呢？尚无进一步的原始材料披露。但事实证明，美国领导人“此时”对他们与中国领导人就多边关系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和默契，都预留了在“彼时”再酌情加以“调整”的可能和余地。也就是说，尼克松、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实际上存有“权变”的另一手准备。这也是他们以各种理由要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大事推迟到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原因之一。
如果从1971年算起，恰好五年，即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但另一方面，机关算尽的尼克松本人也意外地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于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就很确定地表现出来了：即使以基辛格为首的原班老臣们继续辅佐着的继任总统福特，在中美建交的道路上，也是摇摆不定，拖而不决。而此后历任美国总统领导下的对华关系，总是一波三折，步履蹒跚。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