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鹏影视 于 2011-11-13 19:51 编辑
重发大鹏影视专稿7 俄罗斯政府向原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勋章 在全国人民喜气洋洋迎接中国人民传统节日——春节的时候，家住齐齐哈尔的原东北抗联老战士、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刘义权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电话，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波德杰列斯克代表俄罗斯政府要向原东北抗联驻前苏联88国际教导旅老战士发放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勋章。从2005年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起，我就跟踪采访报道刘义权，在报刊和新华社先后发了大型策划专题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老战士刘义权重走抗联路》以及由我采访、以刘义权署名发表的《跟随周保中将军的岁月》、《寻找“将军洞”》、《我跟随将军登上天安门》等回忆文章。在跟随刘老的五年里，我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刘老将此事通知了我，2月2日我立刻携带照相机、摄像机，前往哈尔滨正明锦江大酒店发勋章仪式现场采访。 首先，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波德杰列斯克代表俄罗斯政府宣读了颁发勋章的文告。接着，他向李敏、吴玉清、申连玉、李东光、刘义权五位原东北抗联老战士发放了勋章和证书并送了鲜花。李敏代表东北抗联老战士发言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黑龙江省外事办主任赵尔力讲话，祝愿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东北抗联老战士的后代在发勋章仪式上表演的中俄抗战歌曲。 采访刘义权，他激动地说：“我这是第三次接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勋章。上次2005年发放勋章，我们还有12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接受勋章，这次却只有5人了。”刘老眼中含着泪花向我述说近年来在北京、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先后去世的老战友的情况。刘老说：“刚进入2010年，俄罗斯政府这么早就发勋章，他们是担心我们离世啊！” 2010年2月4日大鹏摄影报道 2011年11月13日大鹏重发
附大鹏发表在黑龙江《生活报》的摄影和报道： 老战士刘义权重走抗联路 2005年7月7 日 无法忘记过去枪林弹雨的岁月，怀念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冒死掩护自己的乡亲们。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我省抗联老战士、原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的警卫员、齐齐哈尔市建华厂离休老干部、76岁的老人刘义权重走抗联路，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数十个地方，会见了多名战友和乡亲。
母亲为他烧了八年纸
5月27日，刘义权首先来到哈尔滨看望了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82岁的李桂林。刘义权说：“桂林年轻时就忠厚老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太太’，我们在88旅时就在一起。”
5月29日，刘义权见到了辽宁党史委专家张大庸。张大庸是《东北抗日联军丛书》的主编，曾在2004年主编刘义权的口述回忆录《跟随周保中将军的岁月》一书。许多老前辈对这本书都很关注，吕正操、洪学智、赵南起将军都为此书题了词。张大庸说，刘义权作为抗联高级将领的随身警卫员，虽然名不见经传，但他了解许多党史、军史上没有记载的珍贵史料。现在把这些史料挖掘整理出来，这对于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都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5月31日，在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西安高坎村的老家，刘义权与93岁高龄的母亲抱头痛哭。老母至今还记得62年前的往事：“他老舅带枪来的（老舅高鹏柱是东北抗联的地下交通员），大喜（刘义权参加抗联前的名字）就喜欢枪啊，半夜一摸炕，人没了，跟他老舅打日本鬼子去了！”
刘义权这一走就是3年。1946年，刘义权随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司令的周保中回到辽宁。他三进盘山，到小板桥联防团长李雅轩家执行盗取敌184师留下的《东北战场各据点分布图》的任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刘义权抽空回家与老母亲见了一面。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刘义权的战友回到大洼县，告诉刘义权老母，他亲眼看到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24师371团先遣大队队长的刘义权在大同江附近的13号高地的战役中，炸碉堡时“光荣牺牲”，被抬上卡车运走了。从那时起，老母为儿子烧了8年纸，哭坏了眼睛。不料，1958年，刘义权竟带着媳妇回到了老家。
“炸掉碉堡后，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了。”刘义权说：“事后才得知，当时运送我们的卡车有两辆，一辆在山涧被美机击中，翻到了山下。装我的另一辆车死里逃生，回到了兵站。可能是由于颠簸，我缓过气来。”
“我和母亲年岁都大了，这次一见，又是匆匆而别，真是叫人难受啊！”刘义权含泪说。告别老母时，小雨忽然变大了，老母亲站在门口目送儿子离去，不断擦眼泪。
探望当年救命恩人
1943年，刘义权随着舅舅离家参加抗联小分队的地点就在吉林通化。
6月1日，汽车驶出通化市区，刘义权不住地望着眼前的山水。他说，这地方他太熟悉了。打开话匣子，被封存的记忆一串串涌了出来。
在这儿参加抗联小分队不久，我就参加了营救乡亲的战斗，那是我第一次参战。当时，十几名“讨伐队”队员在日本鬼子的指挥下要枪杀反满抗日的群众。紧急关头，小分队突然发起袭击，消灭了数名敌人。我从敌人尸首旁拣起一支三八枪，又把敌人丢下的钢盔戴在头上。群众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就高喊，我是打鬼子的，是来救你们的。我用刺刀划开捆在群众身上的绳子，与小分队把群众带到安全地带。可是，我拣的那枝枪并没有归我。队长说，你要枪，就得自己去向敌人“要”。
为了让我搞到枪，队长为我配了一个老战士，叫王国俊。他是当地人，对这一带很熟悉。由于我是外地人，在侦察中，我被敌人发现，遭到追击。我和王国俊分头跑，在一个石砬子旁，冲出一个姑娘，她把我拉到小山洞里。询问中得知，她叫翁淑贤，16岁，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从辽宁桓仁县来到这里投奔叔叔。我告诉她我是抗日打鬼子的。她说，我看敌人抓你，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么小就敢打鬼子，真是好样的。天黑时，我被翁淑贤带出了虎口。
在刘义权家采访时，记者曾看到刘义权十几年前旧地重游时与翁淑贤和乡亲们的合影。“但愿这次能见到翁淑贤。”刘义权很怀念地说。
走进夹皮沟村，几位老人很快就认出了前些年曾来过的刘义权。得知翁淑贤的家仍在老地方，刘义权大步流星地向翁家走去。
在村中小道上，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两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高举四只手，紧紧拥抱在一起，喜悦的泪水在眼圈打转。在翁家回忆起往事，当年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翁淑贤救我后，我很快就找到了王国俊。通过做饭的内线，我们趁大地主陈家模办60大寿的机会混了进去。我扮成送水的，利用到各屋送水之机，偷了一把盒子枪。但是，慌乱中我没有带走枪套，结果很快被日本“讨伐队”发现。敌人追击我，在内线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脱身。事后我知道，王国俊第二天被敌人抓到了，他受了很重的刑，却什么也没说，被敌人活埋了。”翁淑贤说：“我们当地人都知道王国俊是抗联烈士，每年都有人为他扫墓。”
在浑江江沿不远的山上埋着王国俊的尸骨。山路不好走，刘义权用了半个多小时才上了山。山上多是灌木，但王国俊的坟墓旁却有两棵高高的青松———这是当地乡亲们为烈士种下的。刘义权在王国俊墓前脱帽，深深鞠了三个躬。
刘义权还拜了山脚下另一座坟墓，这里安葬的是唐作文老人。刘义权说：“翁淑贤救我后，我来到江边一棵大柳树旁的唐作文家，他用船把我送过浑江，我找到了抗联小分队。”令刘义权惊奇的是，那棵足有百年以上、两人环抱不过来的大柳树，如今依然矗立在江边。而且，刘义权一眼就认出，柳树下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是唐作文的女儿。刘义权连连说：“唐作文父女俩长得太像了！”唐作文的女儿说：“我爹生前多次对我们说，1943年他护送过一名抗联小战士过浑江。之后，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父亲，用绳子拴上我爹的双手再用马拖着跑，又给我爹灌辣椒水。幸好后来江里发现一具死尸，鬼子以为就是那个抗联战士，我爹才没有被杀死。”
两位俄总统为他颁勋章
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每10年向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组成88旅的老战士颁发一次纪念勋章。1995年和今年5月7日，刘义权的胸前又多了两枚俄罗斯颁发的勋章。6月2日，刘义权离开通化到长春后，正赶上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戈里亚切夫为现在长春的四名老战士颁发勋章。刘义权赶到现场，与同在88旅的庄凤、孙平、王明、阎继哲相见。刘义权说：“我们在88旅参加军事训练时，庄凤大姐很勇敢，她和我们男战士一样，爬上几十米高的塔台练习跳伞。有一次，我跳伞没有掌握好方向，被挂在了树上。点名时发现少了我，战友们撒大网找才找到我。周保中当时还逗我：‘你是不是在树上为我们大家放哨呢？’”
1943年6月中旬，刘义权随小分队跋山涉水从通化来到绥芬河。那个时候，正是东北抗联最艰苦的时期。在日军多次疯狂进攻下，抗联队伍由几万人减至千余人。为保存力量，培养干部，东北党委会决定将抗联转移到原苏联境内进行训练。刘义权随小分队在绥芬河、东宁一带多次参加战斗后，按周保中的指示于10月由东宁过境到了原苏联。
一路走来，有几句话是刘义权反复强调的。
“我为什么要参加抗联？”刘义权说：“我家几辈贫农，我没念过书，给地主家放牛，经常挨饿，挨打。看到日本鬼子残杀中国人，我们没有出路了，只能参加抗联，与日本鬼子拼死抗争。”
刘义权说：“我这次重走抗联路，见到了很多当年救我的乡亲和他们的后代。东北抗战为什么能坚持14年？就是因为有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在抗联小分队，我经常执行侦察任务，没有众多乡亲的掩护，我不知要死掉多少回。”
在绥芬河市，刘义权又见到了当年救他的乡亲的后代历文友。刘义权回忆说：“被救那年我才13岁。”刘义权记得他和抗联小分队在绥芬河参加天长山、地久山的战斗后，撤退时遇见历文友的父亲历富昌，历富昌用马爬犁把他们送到了东宁。
在东宁口岸国界桥中方一侧，刘义权指着绥芬河水说：“1943年10月，我随小分队就是在离这里不远处过的河。”
此时，一辆满载俄罗斯游客的大客车刚刚入境，几位游客看见刘义权胸前挂着两枚分别由叶利钦和普京总统颁发的勋章，纷纷跑过来与他合影留念。灿烂的阳光下，76岁的抗联老英雄依然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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