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护林人 于 2018-12-7 17:51 编辑
1978年1月初的清晨，受朋友委托送一回上海办病退手续的机关知青同事小邓的北京女友病退回京，从宿舍推自行车携带三个手提包到场部车队赶客车，那天出来匆忙忘戴棉帽心想也就十几分钟；要是冷双手轮换着暖和一下耳朵不就行了，因为时间紧就没返回宿舍取棉军帽。
没想到那天早晨天气极冷，而自行车后座只能夹放一个提包，剩下的一大一小两个提包只能挂在车把上。因大小、重量不一骑行时必须双手握把，无法暖和一下冰冷的双耳，我起先还还感觉冻的生疼，到场部车队已渐渐麻木。
到了开往鹤岗的场部大客车前，卸下提包并帮助将其放到客车顶的行李网内和那个北京女知青匆忙打了声招呼后，我就赶紧骑着自行车返回宿舍，途中捂晤耳朵已经冻的硬梆梆，心想大事不好，在宿舍门前跳下车不敢进屋，急忙招呼屋里的知青：“我耳朵冻了，快出来帮帮忙。”
听见我的惊慌叫喊，同屋的四个知青急忙拿着脸盆到宿舍前装干净的雪，用雪轮流给我搓耳朵，渐渐的耳朵才有了热烫的感觉，才敢进屋。
你们可能纳闷我和宿舍的知青为什么有这方面的经验，可巧了就在几天前，一个老农垦工作组的老同志，几天前聊天时刚刚告诫我们，耳朵、手、脚、脸和鼻子冻了千万用雪搓恢复知觉才能好，千万不要用热水暖，更会坏事。所以，我发现冻坏了耳朵没敢进屋，赶紧招呼同事帮忙处理。
虽然处理及时，但是冻坏的双耳进屋后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大水泡，到机关医务室刺穿水泡后还不停的往出流水，上药后包扎好，整个一个大小丑，还得时常拿药纱布沾干不停流的黄水。真是狼狈极了。
还有更难堪的事情呢，第三天场部通知要我参加由农场党委吴书记带队的美式机械化试点工作组组，得亏耳朵已稍见好，不流水了。而林业科老科长去不了，技术员闫英也早在年初下连队工作组了，所以我不得不带伤去工作组。
到了连队，他们见我无论在屋外、室内都将棉军帽放下来系的严严的都很纳闷，我也不好解释让他们看到两个纱布裹得严严的两个大白耳朵还不让人笑掉大牙。此事只有只有工作组的三个人知道，也成笑谈。
一个月的工作组虽然很快过去了，我的耳朵也很快恢复痊愈，但是耳朵怕冻延续了好几年，就是78年底回到北京后，过了好几年在北京的冬天我也得把棉帽的耳朵放下，怕冷和生冻疮。
为送同事女友， 险些冻掉耳朵。 年年棉帽系的严， 回到北京也依然。 ——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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