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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我的1978 编前语：2018年正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逢毛主席1968年关于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批示50周年和大批城里初高中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各种活动挺多的。2018年，也是国家恢复高考40周年。我们黑龙江大学1978届学生自然也要搞纪念活动。以往纪念毕业20年、30年、35年在哈尔滨和深圳都搞过活动。上几次活动我拍摄了电视纪录片《20年后再相聚》、《毕业30年后再相聚》和《浦江同学聚会》。每次聚会还出了文集和《画册》。这次也不例外。要编电视片，在电视台工作的上海同学陈建明已编出电视片《总归是秋天》。还要出文集，已成立了编委会。征集的篇目和内容就是《我的1978》，11月末截止交稿。来海南一个多月了，忙忙忽忽，差点忘了写稿。想起此事，夜不能寐，起来打开电脑，敲起键盘，草就此稿。拉拉杂杂，写了1978前后我记忆尤深的一些事，时间跨度达60年，算是对我大半生的小结吧。
今天上网配几张照片，发表文稿。纪念我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
我的1978
1978年，我考入黑龙江大学。
第一次知道和看到黑龙江大学，是在1960年。那年，饥饿开始席卷全国。那年，我11周岁，小学三年级。我患了当时中国比较可怕的疾病：肺结核。 鲁迅小说《药》:吃了人血馒头，“ 小栓慢慢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两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小栓也趁着热闹，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说：‘包好！小栓——你不要这么咳。包好！’” 建国十一周年了，我虽然得了这痨病，和小栓一样整日整夜咳嗽，但用不着吃人血馒头了。青链霉素是要经常打的，雷镁封的药是天天必须吃的。害得我至今耳聋——不能耳听八方，与人交际，难免困难；眼观六路，反应迟钝，难免愚笨。 连续三年灾害，营养不良。饥饿时，与大杂院伙伴们上树摘榆树钱儿吃。1960年春，随伙伴们从我家住地吉林街与大直街交口处乘电车到终点站哈尔滨电表厂，再往前走就是一片菜地。边走边挖野菜。最好吃的就是小根蒜，不辣，蒜苗都可以吃。走着，挖着，吃着，一抬头猛然发现对面有一栋气派的大楼。那是什么地方？有伙伴告诉我：那是黑龙江大学！ 住在南岗秋林公司附近，溜达的地方不少，但当时没敢到黑龙江大学院里看看。就是文革混乱中去过哈军工，哈建筑工学院，哈工大，哈师范学院，想法弄票看供批判的电影《武训传》，《舞台姐妹》，《革命家庭》，也没有到过黑龙江大学。
1968年大批学生下乡。我当时肺结核正严重，有时咳血。看病也从儿科转为成人内科。1964年从省公安厅政治处下派到绥棱县任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父亲正被打倒、关押。我在吉林街大院的住房又被电表厂的造反派刘某看中，串通军管会以“走资派家属住在省委附近不安全”为由，强行将我家撵入发电厂附近文化街22号一处仅有12平方米板夹泥式的苏式平房里。母亲没有工作，有病，小妹上小学。在17中上初二的大妹毅然替我下乡，随我所在的哈13中同学去了虎林生产建设兵团4师36团。 原想留在城里不下乡，照顾母亲。13中的领导多次到我家动员：“学校应该下乡的只剩你一人了，上级要求全部下乡。” 抚远建设兵团26团来哈招人，我报名多次联系，苏参谋（据日记记载）批准了，黄棉袄、红宝书也发了。突然学校紧急要求我退回。原因是父亲政审不合格。那位苏参谋说：“抚远是中苏边界，你父亲是地主、资本家还可以考虑，偏偏你父亲是日本特嫌，你不能去边疆。”后来我问父亲：“你怎么是日本特嫌？”父亲说：“我随你爷奶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佳木斯，我12岁在日本一家工厂打工，当杂役，就是烧开水。后来苏军进入佳木斯，我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公安派出所工作。行政副科级，1953年带全家由佳木斯调入省公安厅政治处，做《黑龙江公安》的编辑工作。” 学校继续动员我下乡。我放挺了：“不是我不愿意下乡，是人家不要我。”后来学校为我联系了省清河五七干校，说：“那里的人都比你父亲官大，问题也都严重，你到那里去吧。”经我的13中学校安排，1969年9月10日，我从道外松花江码头乘船航行一天一夜来到了通河县境内的省清河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与兵团、农场、插队不一样。下放干部与知青混住一个连队，干部的思想、见识、素质深深影响着知青。我所在的连队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逯菲、沙鸥，也有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潘青、林予、陆伟然等人，也有延安时代的干部和当时省政府部门的厅局级干部。他们对我喜爱文学影响很大。干校的流动性也很大，进进出出。一些受父母牵连而下乡的知青也因父母的解放或官复原职而沾光，被招工，被入伍，被推荐上大学或专科学校。 我父亲仍在绥棱被关押、审查。好事轮不到我头上，甚至连团都入不了（1972年8月，我离开干校上中专前五天才勉强被批准入团）。什么五好战士、讲用先进也评不上。 1972年起，大批五七干部纷纷被解放离校回城安排工作，大批知青也纷纷离开五七干校，或招工，或入伍，或上学。干校三个营、六个连的知青集中在校部几栋宿舍。眼看走的人越来越多，我还在干活。干校党委书记李洪真偶然遇见我，闲谈时了解了我的家庭和我的状况，推荐我上北京钢铁学院。我拒绝了。我在中学时就不愿意学数理化和外语，喜欢学文。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等。到钢铁学院学习，我那点初中文化，学大学课程岂不是活遭罪？名额还是让给别人吧。后来李洪真又推荐我上哈尔滨中专师范学校，我同意了。 1972年8月10日我回城上了师范。 当时，千百万知青面朝黄土背朝天还在大地上辛苦劳作。我下乡才三年，我是幸运的。感谢三年下乡，从事进山采伐、基建、烧砖、麦收等重体力劳动，能吃，能干，能睡，竟治好了我长达10年的肺结核痨病。也养成了一辈子不抽烟（喝点小酒）的习惯。以至于1973年我毕业分在125中学竟然先当了半年体育教师。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感觉在125中我就是这样。学文发挥了我的特长和作用。我在125中当教师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教育组副组长（组长空缺），入了党，并与我同校、同行的团支部委员自由恋爱，找到了伴侣。 1975年，学校准备提我当副校长，南岗区教育局准备调我去工作，南岗区委也准备调我当秘书。征求我意见。我说：“随便。”这样，我调入南岗区委，开始了机关秘书写公文的生涯。
1977年全国高考恢复。我内心骚动，但并没有想试试。原因是我自知初中文化，没有补习，肯定考不上。当时我在南岗区王兆、永久、跃进、翻身四个人民公社搞基本路线教育，调研，写简报，很忙。再就是我正准备与相识五年、相爱四年的伴侣筹备结婚。 1978年1月22日，没有车接车送，不摆宴席，操办简单的婚礼后，在省教育局工作的岳父建议我考大学。 南岗区委我的领导不同意：“你初中文化，能考上吗？不愿意当秘书，你可以到下面的工业局、农业局、教育局、文化局、卫生局，随你选，不是很好吗？” 1974年我在文化街苏式的平房拆了，在原址盖起四层小楼，我家住没有客厅的两居室套间。结婚后，与父母（我父亲1974年才结束审查，回哈在省公安干校任教务处处长）两个已经回城的妹妹住在一起，实在不方便。只好父亲下班后，我们到办公室（办公室有张小床）过夜。当然，家具、炊具都不能有，吃食堂或小吃部。 偷偷补习开始了。语文、政治，凭老底子，放弃，地理历史简单看看。恶补数学（幸亏不考物理、化学、外语）。 没有教材。国家紧急出版了一些高初中教材。新华书店卖书。从未见过那样的景观：好几百人排长队，警察维持秩序。还凭票买书。我认识的一个在书店卖书的朋友。我们接头像地下工作者。她与我擦肩而过，目不斜视，悄悄丢下一个纸团，我装作系鞋带，弯腰低头捡起纸团，排队买到三角函数等书。看不明白，找一高中学生补课。他教我一招：“考试不让带教材，你进考场后，立即在考场发的草纸上把你记得的数学公式记下来，试卷下发后，先答会的，不会的，往公式里套。” 这招真灵。考数学那天，我照此运作。结果，数学考了40分。我相当满意了。当时我政治分最高86分，历史地理不高，语文最低，不及格，57分。原因是我这些年写机关应用文，不会作文了。当时作文是压缩一篇文章，结果，该压缩的比如毛主席语录，不敢压缩；不该压缩的压缩了。幸亏数学40分救了我，使我总分333分超过录取分数线仅3分！当时同我一起考的朋友，一个数学12分去了大专，一个数学0分，没考上。 当时志愿仅报了两个：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师院见我政治分高，又当过区委秘书，想录取我，我不去。原因是我想学中文，不想学政治。最终如愿，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
咧咧沟沟，踉踉跄跄，我考入了黑龙江大学。这是我距离1960年初次看到黑龙江大学已经整整20个年头才第一次走进黑大学府。 看一二三班同学年轻，漂亮，才华横溢，我自愧不如。于是，不出头，不张狂，默默学，成了我的规矩。 大学四年，正逢国家开展思想解放，书籍解禁，文艺解禁，黑大中文系读书氛围浓，学生社团活跃，报告会、讨论会不断，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感谢我的母校黑龙江大学对我的培养、教育！ 四年的大学，转变了我的思想、行为、性格，甚至命运。 我的人生，大部分时间我不能自己做主，例如被文革运动，被上山下乡。高考恢复，政策放宽，给了我报考的自由和勇气。上大学后，学到了知识，长了主见，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例如，大学毕业，我有幸留在黑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从事秘书、干事工作。但上大学前我就是在南岗区委干这样的工作，已经厌烦。常年写枯燥无味的机关应用文，纠缠于对上级文件精神的理解消化、解释的解释之中，不是我愿意的。因此有机会调离，我坚决申请调离并得到学校领导的理解和批准，我到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党的生活》杂志社当了记者、编辑。一干就是25年，直到退休，不曾改变。 在黑大所学的知识，锻炼和提高了我深入社会，认识社会、观察生活、记录人物事件的写作能力，当记者发挥了我的特长和本事。其间在我的《党的生活》，在省报及其他报刊，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瞭望》、中央电视台及省市电视台都发表文字报道和电视纪录片，还被评为黑龙江省优秀编辑。由我撰稿、编导、剪辑的电视纪录片《周恩来在铁岭》（上下集。请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赵忠祥解说）和反映国务院命名的先进集体哈尔滨东莱派出所事迹的电视纪录片《让人民满意》除了在几家电视台播出外，还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党员电化教育中心选为视频教材转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员电教中心向基层播放。 2009年退休后，凭着在黑大学习时养成的对文学写作的热爱，我继续舞文弄墨。在哈尔滨市知青联谊会做志愿者10年，在“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任站长，开办“大鹏专栏”，发文字报道1800多篇、照片万余张、视频1000多部（集、段）。我感到了写作的快乐。
当然，虽然爱好写作，也写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文学评论，但我终究感觉自己能力有限，当不成作家，就自己做主，放弃。不背那个压力，只写自己能写、愿意写的东西。 继续留在大学组织部，也许我会做官。但那也不是我所愿意的。我自知我不会做官，也做不好官。所以坚决放弃。 改革大潮涌起，多人下海发财。也曾萌动心思，但终究觉得自己不会做生意，也仍然放弃了。在家里多年患病，父母和两个妹妹什么家务活都不让我干，我至今连炒鸡蛋都不会，还做什么生意。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也没有腐败或犯错误的机会。对我来说，安安静静，顺其自然，挺好的。 大学生涯培养了我的心态。养成了不计较，不抱怨，低调，包容，宽容，随遇而安，荣辱不惊，沉默寡言的性格。 离校当记者后，也有不被理解，不被使用，不如意，受委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找乐子，学会了集邮、炒股、理财，玩电脑，编电视片。马克思说，劳动者的自由在于有多少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大意。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忘了）。再想想刘少奇、彭德怀冤不冤？大人物尚且如此，我一介草民，那点曲折简直就不值得一提。这绝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大话。不争不闹不辩不斗，最终我还是被理解、重用。在《党的生活》，评职称，从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到副高、正高，直到副总编，我都没拉下。可以啦，知足吧。
2015年，我在海南西海岸东方市买了房子，从此每年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秋冬飞海南东方市生活，春夏回哈尔滨市生活。一年四季享受蓝天，白云，阳光，绿树，温暖，惬意。抱团养老，挺快乐的。 人到70，别无所求啦。 余生对我来说，最高和最低标准都是四个字：健康活着。
大鹏与鸿茹1963年初中同班同学，至今仍在一起玩。
大雁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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