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六十三——
以校为家的日子 知青的人生没有坦途。即便是回了城，仍旧要继续品尝人生的另一种苦涩。回到哈尔滨之后，一家人的居住问题便成了我的燃眉之急。 刚回来那些天，我每天都沉浸在与家人团聚的“满足”之中。却想不到更大的困难已经来到了眼前。由于对社会认识不足，更不懂得“关系学”，我的档案从省人事厅顺理成章地拨到了市教育局。不少有经验的人都告诉我说，在中学解决住房问题比“登天”还难。我也的确看到，作为自己前辈的老师们，到现在都还仍然住在二十年前的老屋里，居住条件一点儿也没有改变。有的老师孩子都结了婚，但仍旧和他们挤在一起。这真的让我对于解决住房的可能性产生了失望。可是“货到地头死”啊！档案已经到了这里，我哪里还有什么办法？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市教育局领导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能把我分配到有住房的学校——只要能有住房，哪怕是“企办校”也行。那位负责派遣工作的李英同志听了以后，手里一边整理着档案，一边把她似乎背熟了的那几句话，一口气地对我讲了出来：“你一是党员，二是本科毕业生，三年富力正强，市重点高中正缺你这样的人呢！你放心吧，那里有党组织，不会让你住露天地的。”说完就站起身做别的去了。 说实在的，我也不完全相信学校党组织会真的不关心教师的生活问题。咱又不讲啥条件，仅仅是帮助我解决个“落脚”之处，果真就像有些人说的“比登天还难”吗？ 然而，我被分配到母校以后的处境，可真的让我体验到了“比登天还难”这句话真是不假。那些“无家”的日子可真让我吃尽了苦头。 那时候，二弟已经结婚了。爸爸家里那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只好间壁成了两间，晚上，我的两个儿子就跟他们的爷爷和三叔睡在那间不到十米的小屋里，妻子带着女儿借宿在大院里那个我叫嫂子的邻居家里，而我，只好每天晚上住在学校的收发室，顶替了每天值宿的老师。 我心想，“好饭不怕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就在前面。在领导还没拿出办法之前，自己也不能消极等待。应当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度过从农村到城市这个“转型时期”的特殊困难。我这样安慰着“小芳”，其实更是在安慰自己。然而就当时老百姓的居住情况看，几乎家家住的都不宽绰，想租间房子谈何容易！ 再过两个月就要入冬了。经人介绍，我们好不容易才租到了一个面积只有八平米、三面冷山的“偏厦子”。这个偏厦子是人家原来的煤棚子，说起来算不上是个房子。可前些日子还是被一对急着结婚的年轻人租下了。可他们很快却发现，头一天俩人糊到棚顶上的大白纸才过了一宿就全都冻掉了。小两口一合计，这屋子到了冬天还不得把人给冻死啊？于是就跟房主退了房。可我们不怕，心想，无非多遭点儿罪而已，还比一家人到处“打游击”强。于是当天我们就搬了进去。一张铁床占去了小屋子的五分之二，在支起一个铁炉子，烧炉子的煤只好堆在床铺下面。地上连个饭桌都放不下了。晚上还要把那辆伴我在乡下多年的自行车塞进屋里…… 然而仅仅住了一个冬天，我们竟连这种条件也不能奢望了——受“4.17”大火影响，哈尔滨市很快就下达了“清理防火通道”的限令。房主的这个正好挡在小胡同过道上的偏厦子必须在三天内拆除，否则政府就要强拆。无奈，我们只好“转移”了。 收拾铺盖时我才发现，这一个冬天，铺床的草甸子贴墙的一侧，早已跟冻了冰的墙壁冻在一块儿了…… 我们仅仅借了一辆手推车，装上锅碗瓢盆儿和几套行李、一张铁床，就像当年的“游击队”一样再次转移了。 这次的落脚点不是别处，而是学校数学组的办公室——因为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在多次请求领导帮助无果的情况下也长了“脾气”，如今只好“以校为家”了。这大概也是从赵子健那里长了见识，才有了这种胆子。 那段日子，我们每天一大早就把孩子们从办公桌上靠身体捂热的被窝里哄起来，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把桌椅归回原位，然后再跑到一楼收发室的炉子上去做饭。可是两天以后，领导就找我谈话了，说在收发室里生火，这违反了教育局关于安全防火制度的规定。其实，即或我们不做饭，收发室的火墙不是仍旧要生火取暖吗？难道上面放个铁锅就违反防火制度规定了吗？可是我当时却没有想到这个简单而明显的反驳理由。无奈只好到外边去买馒头，一家人围着收发室的桌子吃馒头、喝开水、啃咸菜。尽管妻子对我的懦弱极为不满，我还是尽量用一个党员的“党性”约束着自己的行为。其实我也早就在心里恨自己没有赵子健那两下子了。 这种日子一天两天可以，如果天天如此，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妻子曾几次望着滚滚的松花江水暗自神伤。心想，这进城里来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成天像“逃荒”似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儿呢？想着想着，不觉泪流满面。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她把头埋在肘弯儿里，无奈地忍受着忧愁、疲劳和伤感地困扰。我面对这些，毫无办法。 在办公室里住的那些日子也并不太平。有一天，那个“天津张”突然也把行李搬到了语文组的办公室。显然他是看我在数学组办公室里住的挺“消停”，要来“煮豆燃豆萁”了。其实我知道他倒不是冲我来的，他的用意是借机要挟领导尽快给他解决住房的问题。 校长当然害怕这种“连锁反应”，尤其害怕那个吃住都没有着落的赵子健也“杀”进来。于是王校长又急忙找我谈话，换一种方式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 “你跟小赵不一样，你的组织观念是比较强的，支部掌握这一点。昨天学校已经向教育局打了报告，他们在电话里讲，可能在近几天内要下来实地考察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可能要有个说法。所以这几天你必须配合学校，从办公室搬出去，这对解决你的困难有好处。‘天津张’也一样，等教育局房产处来人看完了就好办了。老王啊，你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呀！” “这是真的吗？不会是在蒙骗老实人吧？难道真的快有希望了？”我在心里半信半疑地想着。听这位校长话说得真切而急迫，似乎全是在为我着想，可别拿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呀！尽管那时我的确是走投无路了，可还是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所以决定搬出去另想办法，配合学校帮助我解决困难。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茫然地走进我家的那个大院儿的时候，碰巧赶上王大婶忙着搬家呢。原来，王大叔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如今单位落实政策，给家属分了一套住房，并且把现在的房子分给了本单位的一位姓韩的退休老职工。这位韩大爷恰巧就住在我家大院儿的斜对面，平时常和爸爸在一块儿下象棋，不算陌生。听说人家打算过一段时间以后再粉刷这间屋子，准备给儿子结婚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跟爸爸一起到韩大爷家里去一趟，看能不能利用这间屋子空闲的这些天解一下我的燃眉之急。此时我把学校的打算跟韩大爷说了一遍，厚着脸皮跟人家提出了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我再三强调说只是在屋里支一张铁床对付十天半拉月的，等学校有了消息，我们马上就给腾出来…… 可能是看在和爸爸是老街坊的面子上，老人家痛快地答应了我近乎绝望的请求，我终于松了口气。从这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做着美梦，一心期盼着王校长说的“顶多再坚持十天八天的，教育局那边就会拿出办法了”那句话早一天变成现实。 那几天我觉得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半个月又要过去了……我的心里不由得画起“魂”儿来。到现在了怎么还没一点儿动静？难道…… 这天下午，我正在批改作业，王校长到数学组来了。我想，一定是好消息来了！一年多的游动生活总算要到头了！ 王校长一边跟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打着招呼，一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对面。他掏出一颗烟点着，不动声色地吸了一口以后，面带不解地叹了一口气说：“最近你那边儿没听着点儿什么消息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犹如五雷轰顶。这本来是该我问他的话，如今却从他嘴里冒了出来。我一下子明白了，到底又是让人家给“涮”了！啥也别说了。我不由得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愤怒——但并没有向校长发火，只是自己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起来。 我强忍着被愚弄后产生的怒火。心里琢磨着，学校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哪？为我打的报告到底是真是假？教育局到底是个啥态度？为什么我依靠组织，通过正常渠道谋求解决最起码的实际生活问题，不但迟迟得不到解决，反而屡遭欺骗，难道真的也需要我像赵子建那样对待他们，扔下学生、扔下工作才能把他们逼出办法来吗？ 这天一下班，我就按着其它老师给我提供的地址，直接来到王校长的家。在单元房门外，我隐隐约约听见屋里是他在跟一个女人说话，于是便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 “谁呀?”门没有开，从里面传出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我姓王，是八中的老师。请问王校长在家吗？” 几秒钟以后，那个女子才隔着门回答我说：“我爸没在家，你到学校去找他吧。” “我已经听见你们在屋里说话了，怎么又……”我真想这样一语揭穿她，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我真不好意思让校长难堪。他为什么拒绝我呢？堂堂的一位校长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猥琐呢？ 我气恼地走在回学校去的路上。琢磨来琢磨去，我终于找到原因了。王校长头些日子大概间接地听说了一些老师给我出的主意——王老师你就是太老实，要是我，干脆就把行李搬到他家去。你在他家吃，在他家住，看他给不给你想办法！ 王校长大概是怕我真的要像一贴“老膏药”似地粘在他的身上，所以才连门都不敢开了。至于我走以后他是否趴在窗台上，偷看我是不是背着行李来的，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我又知道了王校长心虚的另一个原因。原来，在当时教师住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他自己却搞到了两处住房，并且目前正张罗着给他不到两年教龄的女儿搞房子呢！就拿他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来说吧，名为“教师楼”，可是住进来的除了各个学校的头头脑脑以外有几个是教师呢？以权谋私也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为我打报告？说不定他此时又拿教师无房做理由在为他女儿偷梁换柱呢！ 我彻底失望了。第二天就气急败坏地卷起行李，又带着孩子老婆“杀”回了办公室。赵子健从学校收发室窗口看见我们又回来了，哈哈地笑着说：“王老师呀，你这就对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年头儿，领导都是‘老太太吃葡萄——专挑软的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斗争哲学吗？你不跟他们斗，光轻信他们，消极等待，那你就傻了。你等着吧，没那好事儿！” 第二天王校长知道我们一家人又“鬼子进村”儿了，竟然平静地没说什么。他怕老师们都知道了把我拒之门外的事，当校长的脸上不好看，还在周末教师大会上欲盖弥彰地做了一个解释：“有的老师到我家里去，这样做不大好，有事情可以到办公室去谈嘛，希望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我怎么能够理解？地道的混蛋逻辑。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做事本应该光明磊落，干嘛畏畏缩缩的？在你领导下的老师有困难的时候，你不但不积极帮助解决，反而落井下石，你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吗？ 这件事再次教育了我，让我相信赵子健的话是对的。对于这类缺少人性的官僚主义领导干部，不能再那样“温良恭俭让”了。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钟，我冒着倾盆大雨，登上了五线磨电车来到道里，径直找到市教委李主任家里。那是一座俄式小楼，我从室外楼梯上去，按过门铃以后，一个女人缓缓推开了那扇高大厚重的房门。我收起雨伞，表情拘谨滴走进了那个华灯高挂、富丽堂皇的客厅。 李主任听我说明了来意，留下了我带去的材料，然后又十分明确地告诉我说：“像你这样没有住房的新、老教师，写来的材料光是留在我这儿的就有三百多份，你想想看……” 我感谢李主任没有像王校长那样把我拒之门外，但是从他的话里我却清楚地听出了那个让人气馁的意思来…… 不知道是李主任给学校通了电话，还是王校长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几天后，学校终于拿出了一个办法——让我把学校礼堂侧门与教工食堂之间的过道收拾一下，先对付住着。 这个过道里，原来一直存放着打扫天棚用的大扫帚、浇冰场用的大木桶、大木爬犁等杂物。地面上裸露着一层厚厚的细沙，人踩上去沙子没过脚面，直往鞋里钻。窗外是绿树掩映的天井，屋里几乎很少照进阳光，窗台外侧四周都长满了苔藓…… “船迟偏遇打头风”。 我们住进去不久，就到了梅雨雨季。由于这个过道儿的屋顶年久失修，偏偏就在这一年那个大雨连绵的伏天里漏了雨。顶棚禁不住雨水浸透，大片的沙灰从顶棚上掉落下来，不偏不倚地撒落到我们装衣服的箱柜上。雨水顺着柜盖的缝隙流进柜子里，积了半尺多深。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一家人过冬的衣物早已被泡在了茶水似的黄汤里…… 记得那是第二年新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夜里，我突然感到后背疼得厉害，我躺在学校收发室的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额头上浸出了细汗。更夫马大爷从床上起来给我找了两片镇痛片，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上不上医院？如果去，那就只好通知学生上自习了，因为我们组里的老师是“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根本就无法安排人代课；思来想去，我还是坚持着去上课了…… 快要下课的时候，我只觉得两腿发软，身上又开始冒虚汗了。几个坐在前面的学生见我脸色苍白，急忙向后面的同学传告着。不一会儿同学们骚动起来，班干部和前面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走到讲台前面，说：“老师别讲了，我们送你上医院吧！”看着学生们关切的样子，我好像又来了一股力量。我自语的说：“没事儿，还有一个问题就讲完了……” 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同学们一拥而上，把我搀到了校医室。几分钟后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学校附近的第四医院。我班一个学生的父亲是这里的医生，诊断的结果是“急性胆囊炎”。他给我开了点消炎药先控制一下，让我第二天一早，先吃两个油煎鸡蛋，然后再去做超声检查。 第二天的数学课学生们以为我肯定是不能上了，于是他们在学习委员的安排下已经做好了上自习的准备。可是学生们没想到，我让妻子到医院先替我排队挂号，自己又忍着疼痛给他们上课来了。当我刚一迈进教室门槛儿的时候，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愣了一下，紧接着便呼啦地一下子都站起来一起为我鼓掌。我当时也不由得一怔，下意识地走到讲台前面，望着这些可爱的学生，我的嗓子不由得哽咽起来，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一句——“谢谢大家，同学们请坐吧！”…… 在城市里生活可不像在农村那么容易。如今，这个五口之家全靠我一个人每月五十六元的工资显然是相当困难了。经陈老师介绍，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到江北“工人疗养院”去给工人搞“双补” ，每次都要骑车到十里外的“九站”码头，再乘摆渡过江，上岸后还要扛着自行车走过五十多米宽的沙滩，上完两节课以后，再赶乘最后一班摆渡回到江南，每次骑车回到爸爸那间拥挤不堪的小屋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对付一口饭之后再往学校跑，因为只有收发室才是我唯一稳定的住处。尽管如此，为了挣那每节两块钱的讲课费，我还是一直坚持到课程结束…… 面对我这个老知青大学毕业回城后的动荡生活，许多老师都发出了无奈的感叹。当时学校里有一位姓穆的语文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五十多岁才结婚。他爱人姓潘，是个手术后丧失了生育能力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她性情爽快，能说善讲，做事敢于担当又极富同情心。为了给穆老师落实政策，他们结婚后，学校就把一楼拐弯处那间只能支一张双人床的水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那时我一家人晚上睡在办公室里，学校又不让我们在收发室生火做饭，所以小潘通常都是提前把饭做好，然后腾出炉子来让我们去做饭。 那时候穆老师刚从八中调走不久，新的工作单位已经分给了他一套住房，只是还没有装修完毕。小潘不断催促穆老师抓紧装修，尽快搬家，这里应该说也有替我们打算的因素。她好几次劝穆老师，说搬家时不要把钥匙交给学校。可穆老师总是说不敢，可是小潘不怕那一套。她对穆老师说：“得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把钥匙给我，到时候让学校找我要就是了！” 在小潘的“催化”作用下，穆老师决定下个星期日就搬家。 星期六的晚上，小潘突然找到我妻子悄声说道：“我们明天就搬家了，没告诉学校。这钥匙你先拿着，明天学校没人，我们一走你们就往里搬，可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啊！别看这小破屋不大，盯着的人还不少呢……” 就这样，星期日晚上，我们一家人就像做“贼”一样，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校内“过道儿”到“水房”的“搬迁”，还连夜搭起了一个小吊铺。尽管孩子们都不大，可是坐在上面脱衣服时脑袋还常常要碰到棚顶。 第二天一上班，领导知道了这件事。面对着“生米煮成的熟饭”现出了满脸的无奈；可是仍然害怕其它无房的教师再找上门来向他们发难。然而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另几位新分来的老师虽然也没房子，但困难程度远不能跟我相比，人心都是肉长的，哪有那么缺德的？只有某些领导总是低估教师们良知的存在和为人的标准。 至此，我们一家人总算有了一个蜗居的场所。屋子虽然仅有六平米的面积，而且一推开那扇快要散架子的房门就是那间给学生热饭的锅炉房，整天上午都弥漫着对面不见人的水蒸汽，但是这也已经让我们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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