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五十八——
艰苦求学路四月一日那一天，总场像是操办一件特大的喜事，一大早，老书记和几位场长就来到了场部，学校里的老师和那帮初试就落了榜的小知青们也都聚到了场部为我送行，总场还专门派了一台“二八”拖拉机把我送到县城。临行前，老书记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小王啊！等你毕业回来，咱们用新买的汽车去接你，！嘿嘿，到时候就怕咱这儿水浅，养不住你这条大鱼喽！” 政工干部和几个小知青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我怀着“而立”之后才上大学那种特有的复杂心情，一路上浮想联翩。有幸福也有忧虑；有憧憬也有顾忌。尤其此时对“家”似乎有了新的感悟。人想念家，是因为家中有爱的思念和亲人的牵挂。家是爱的纽带，连着两颗心；“家”字的每一笔、每一划都勾勒着温暖的情怀。也许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人离家越远，心就离家越近”的道理。尽管今天我又为了奋争离家而去，但那颗心，却永远不会放飞不归。家，永远是我灵魂的依托和栖息的港湾。 在我们班级里这三十名学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份是来自上海、天津、长春、哈尔滨的下乡知青，另一部分是来自省内松花江地区农村的回乡的知青。入学前多数都是农村的民办教师，而且都早已娶妻生子；班里仅有两名女同学，她们与六名上海男知青成了班上的八位大龄未婚青年。 在我们这个班级里，郭润玺和李武两位同学都是和自己的爱人双双被录取的，只不过是专业不同而已，而且他们两家都有两个孩子。由于家中老人有的离世，有的年迈无法自理，所以他们这次上学，都只好把各自的孩子也一块儿带到了学校。校方为他们开了“绿灯”，让他们把孩子分别送到了学校教工的幼儿园和托儿所。间操时间，紧张学习的妈妈还要老远地跑到那里去看一下自己放心不下的孩子。星期天，他们要在寝室里给孩子做饭、洗衣服，陪他们玩耍，自己看书学习只好在晚间进行…… 平时孩子没病倒也好，可是一旦孩子感冒发烧闹了毛病，她们就又增加了一份担心。为了不影响学习，只好让自己留在孩子身边，做爸爸的虽然说是坐在课堂上，但是心还是在孩子身上…… 沉重的家庭负担让我们在有幸考入大学的同时，仍然要以不屈不挠的意志经受着另一种煎熬。 我们这批“老学生”给学校增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我们也很自重，校园里每天早晨起得最早的就是我们班的学生，一个个好像部队战士一样迅速洗漱完毕，便整队出发到操场跑步去了。然后就到教室里上早自习。紧张、自觉的学习习惯给全校各系学生做出了榜样，我们这些同学也成了学校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一道奇特的风景。 在校园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从一簇簇人群里总有人投来钦羡与同情相互交织的复杂目光；有时在他们当中还会发现我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几年前被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如今我们已经是同一所院校的校友了，我们之间维系着师生和校友相互重叠的关系。甚至还有个别的年轻教师，曾是我们几年前的学生，如今已经在这里留校任教了…… 面对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期本科学生，他们心里充满着仰慕、尊敬和钦佩的情感。 一天的紧张学习以后，大家一回到宿舍，往往就海阔天空地侃起大山来。天南地北的，国内、国外的，历史、现代的，政治、经济的，文学艺术的……几乎无所不包。我看着他们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的样子，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看了那么多的书，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在我眼里，他们个个简真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幽默而又风趣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雄辩家…… 我们班里的刘毓奇，一九六六年在哈尔滨第六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就随家下放到了呼兰农村。入学前还在生产队当“老板子”赶大车呢！他思维敏捷，记忆超群，性格直率而坦诚。由于父亲年迈多病，家境又不好，跟班里那几个带工资上学的公办教师一比，常常发出各种感叹来。 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跟入校前当民办教师的赵怀章说：“唉！你看人家老郭、老吴、老于他们几个多好，人家都是公办教师，现在上着大学还拿着工资；咱几个可倒好，干吃干喝不挣钱，就靠这点儿助学金，逛书店连本儿喜欢的书都不敢买。你说咱哥儿几个的命咋这么苦呢？” 刘毓奇的话音刚落，想不到赵怀章对他的回答却语出惊人。他以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诙谐的语言，巧妙地把我们数学专业的“导数”概念运用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来。 赵怀章打着手势，假装出一副哲学家的派头对他说：“这个事儿，老刘你不能这么看。他们公办教师毕业后也只是拿到个大学文凭，是不是？可你呢，不但也拿到了大学文凭，而且从一个‘车老板子’一下子就变成了挣工资的人民教师，你不想想你的跨度有多大呀！啊？这是其一；其二，上大学以后你又娶了老婆成了家，跟他们比比，你的“变化率”是最大的！你把你的“人生函数”这么一“求导”，你的“导数”值不是最大吗？他们谁能赶上你呀？你咋不这么看呢？啊？依我看，你这小子他妈比谁都合适！你还不知足呢？” 老赵的这番话虽是玩笑但颇具哲理。不光是刘毓奇听了乐得直拍大腿，连同寝的其他同学也都乐得嘎嘎地，一个个都前仰后合地为老赵的“高论”鼓掌叫好。刘毓奇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高喊着：“高——高，老赵实在是高！哈哈哈哈……都说感谢邓小平，要我看哪，最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就是咱这些能上大学的生产队的‘土包子’了！哈哈哈哈……” 大家一来佩服老赵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二来更佩服他对数学概念的深刻理解，顿时一个个都乐翻了天，愁苦的气氛一扫而光…… 然而，更多的时侯，大家还都是沉浸在对毕业的期盼里。本来才入学不久，却习惯了用“倒计时”计算着毕业的时间。 我的年龄最大，于是成了班里的“老王头”儿，还当上了学生党支部的书记。当大家上晚自习回来以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同学之间便开始了幽默、风趣而又毫无顾忌的“玩笑沙龙”，藉以排解一天的疲劳和心中无奈的牵挂。 同学当中，离家最远的是那些上海知青，最近的也在周边各县农村。只有刘景富一个人的家是在郊外二十里左右的农村。所以他每个周末都能骑自行车回家一趟。周日晚上再骑车赶回学校上晚自习。别人离家太久，惦记孩子、思念妻子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羡慕这小子每周都可以回家。后来不知是谁风趣地给他送了一个绰号——“每周一歌”。从此同学们晚上入睡前就常拿这个“每周一歌”开心，一阵阵笑声不时地传到走廊以及对门的房间，常常引来其他宿舍同学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玩笑沙龙”。 熄灯以后，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放映”起家中那一幕幕由自己构想出来的画面来。我惦记着年迈的父亲，他拖着带病的身体，还要帮我照顾已经上小学的儿子，我思念农村家中的两个孩子，还有包揽了里里外外一切活计的“小芳”……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睡梦里，我回到了家中，使劲儿地帮她干活，挑水、做饭、洗衣服…… 上大学前的农民身份，决定了我上学后只能享受国家下发的每月二十二元的助学金待遇，经济上的拮据自不必说。周末到父亲那里去“蹭吃”，平日在学校食堂里也只能吃最便宜的饭菜。 一天中午，食堂改善伙食。午餐为同学们准备了红烧肉、溜肉段儿等十几种好菜。为了节省花钱，也出于自尊的考虑，我没有到食堂去吃饭，而是到校外很远的一处小吃部吃了一碗面条。回来时，有同学问我咋没去吃饭，我便捂着胸口装作胃疼的样子蒙骗他们。时间长了，大伙儿摸出了规律——“食堂一改善生活，老王头儿就犯胃病”。凭着这些人的智商，我知道这种谎言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从那以后，学校改善伙食，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到食堂去开开荤，解决一下“胃亏肉”的问题。 每次“小芳”的来信都是那样简单,那么雷同,“家中一切都好,安心学习,不用挂念”，这几乎成了她每封信里的固定语言。我知道她是怕我分心，故意一个人把苦水咽到肚子里。我每次回信，都很想掏给她一些心里的甜蜜，给她些温情，送她些感激，可又怕搅乱她平静的梦乡，只好把美丽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头一学期的那个暑假，同学们一个个归心似箭。这个时候，大家都紧张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恨不得一步到家。学生们离校后的校园一时间变得空荡荡的，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 我用省下的饭票换回了二十多元钱，到商店买了二斤桃酥准备回家。恰巧，这时我发现在一家饭店的门前停着一辆“解放”，看车号是巴彦的，是辆刚卸过煤的空车。我跟司机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答应我搭车回去。真是“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哪！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颠簸，下车时我浑身上下全都落满了黑黑的煤尘，像是才从煤窑里钻出来似的。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又走了二十几里的土路，到家时天已经大黑了。还没进家门儿，我就听见我的小儿子和他妹妹正吆喝着往圈里撵猪呢。见我回来了，两个孩子啥也不顾地一齐向我跑了过来，饿得嗷嗷直叫的猪，这时又趁机窜出了圈门。我看见挂在儿子小脖子上的钥匙，就断定他妈干活儿还没有回来。看着两个孩这么晚了，还得像大人似地守护着家门，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两斤桃酥，两个孩子一听立刻雀跃起来。我打开书包才发现，大部分桃酥都被颠碎了，成了黄褐色的面渣渣。可是两个孩子还是乐滋滋地吃得那样香甜，已成“另类”的桃酥并没有改变他们那种高兴的样子。我的内心像是打翻的五味瓶，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猪又撵了回来，接着赶忙抱柴禾，准备点火做饭，我想等“小芳”回来时给她一个惊喜。 月亮爬上了树梢儿，夜色静悄悄地，只有远处沼泽地里的青蛙拉着长声“呱——呱——”地叫个不停。过了好一阵，宁静的夜空才隐约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逐渐由远而近。两个孩子高兴地喊着“我妈回来了”，说着，就“咚咚咚”地跑了出去，把我一个人扔在屋里。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半年里，她说不定累成了啥模样，无形中心里觉得欠了她许多无法偿还的债。 两个孩子拽着妈妈的手，连蹦带跳地进了院子；“小芳”的脚步也显得有些加快。她见了我，一阵欣喜从脸上掠过，又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再不回来呀，连孩子都不认识你了！”她话音刚落，两个天真的孩子都抢着说：“我认识！”“我也认识！”她的脸在笑，可两眼却闪出了泪花儿。一定是怕我发现，她急忙用手抹了一下，又装做没事儿似的伸手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说：“你们认识他，我可不认识他了……” 原来，她们的拖拉机在回来的路上“抛了锚”，司机从附近大队找来零件换上以后才开了回来。在司机修车那一个来小时的时间里，她又跟另外几个跟车的妇女摸黑儿在路边地头上采了一大捆猪菜——为了这个家，她真是分秒必争啊！ 我心想，她今天贪这么大黑虽是偶然，但是谁知道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还会有多少个像今天这样的“偶然”呢？连孩子也跟着一块儿遭罪，她们都是在为我吃苦，为我受累呀！ 几天后，我接到韩大哥的一封信。他说他用盖房子剩下的一点儿木料给我打了一个简易的写字台，就差没有上漆了。他说我是当老师的，毕业后无论分配到哪儿教书都用得着它。 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返回学校之前，我特意到县里他的新家去了一趟，方知他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庆石油学院，老二也结婚了…… 精神的压力加上紧张的学习，也许还有我不太了解的其它因素，入学第二年，我头顶上的头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掉光了，只剩下两鬓和后脑勺这大半圈儿。落发的头顶像一轮苍白的月亮，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加上本来不高的个头儿，于是同学们对我的称呼又一下子从普通的“老王头儿”变成了伟大的“列宁同志”。 上海知青汤兵勇暑假结束从家里回来，专门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让我猜。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打开包装才使我意外地发现，那竟是一副假发。在一片真情厚意的打动下，我接受了这件非同寻常的礼物。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学生，而不是来检查教学的专家或学者，坐在那里应当与同学们保持年龄上的一种和谐。我深知，这副假发凝聚着一种特殊的知青情结和同窗友谊，凝聚着一种人生的情怀。 在我们读完“大三”以后，班里先后有五位同学迫于生活压力，无奈只好跟随专科毕业生一起离校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妻子有病在身，难以支撑那个千疮百孔的家；有的是因为山东齐鲁的石化企业来招募中学教师，只要有大专文凭即可；有的是担心年过七旬的父母等不到自己毕业的那一天，无奈才提前毕业回家乡从事教学工作去了…… 我的同桌周祥春就是为尽孝才不得不提前毕业的。他家住在巴彦西集镇农村，父母都年过七十，体弱多病；他入学时已有三个女儿，小的才两岁。“大三”上学期的一天下午，周祥春突然接到一封父亲病故的电报，这让他一时手足无措，连夜赶回家里办理老人的丧事去了。 回校以后，他再也收不住自己的心了。听老人们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一旦走了一个，另一个也就快了。他真担心老母亲等不到自己毕业那一天哪！还有一件事，他仅仅对我一个人说过——他的妻子又怀孕五个多月了。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满足老母亲的愿望，盼着他们再给她生个孙子。他们两口子已经商量好了，若是再生个闺女就送人，若是个男孩儿，那么这四个孩子七口人的生活也就逼得他只好提前按专科毕业了…… 快到期末了，周祥春家里来信了。这回是喜讯——妻子生了个男孩儿。可是这也没让周祥春十分高兴起来，至多是喜忧掺半吧。几天以后，他就把事先早就考虑成熟了的“提前毕业申请”交到了学校…… 尚未结婚成家的五个上海知青也有自己的苦楚。在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热浪中，他们当中有四个人退学返回了上海。他们想的是：只要能返回上海，凭自己的实力来年照样能考上大学，把户口落回上海才是最关键的。而在这里继续念下去，既或大学毕了业，也未必能回到上海去工作。所以他们权衡之后才做出了“退学”这样一个令自己心痛的决定。 班级里的上海知青只剩下了汤兵勇一个人了——他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已经度过二年的学习时光了。 ……日历终于翻到了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在思念与企盼的煎熬中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的我们，一个个激动万分。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于少华老先生给我们这批“空前绝后”的特殊学生每人斟满一杯酒，祝贺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这让我们每个同学都百感交集，无论会喝的，还是不会喝的，都一口干下了这杯酒。真不知它是酣畅淋漓的甘醇，还是酸心辣口的苦涩。 四年前，我们为共同的梦想而相聚，今天又为不同的前程而分别。在毕业前夕的座谈会上，堂堂七尺男儿一个个泪眼朦胧。这一年，我的儿子已念完六年级，我们爷儿俩竟然同时毕业，那份感触真是一言难尽。同学之间，原本打算说些道别祝福的话，可此时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说不上几句就开始哽咽，开始抽泣，随后就是长达几十秒钟的沉寂。只好顺其自然地让四年来彼此间的默契与宽慰、关爱与扶助以及眼下的离愁和未来的祝福一起在彼此的心头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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