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五十四—— 谁主沉浮
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傍晚，杨春时让我上他那儿去一趟，我准时到了。一见面，他就问我：“你听没听收音机？”
我说：“听了，我正想找你唠唠呢！”
杨春时说：“刚才广播里说，昨天天安门广场上发生‘反革命事件’了。有成千上万的人以悼念周总理的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公安部都出动了，还抓了不少人呢！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咱也弄不明白……”
我也满心疑惑地说：“就是的呀，这事儿咱哪儿能说得清！反正要我看哪，咱国家再这么折腾下去可快乱套了。怎么动不动就是反革命活动？邓小平恢复工作这才几天哪，怎么就成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了呢？这到底是咋的了？再说，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本来就是谁也抹煞不了的，搞纪念活动咋还跟反革命事件联系到一块儿了呢？”
我们那时虽然不明真相，惊诧不已，但却相信一点，我们的疑惑肯定也是全国老百姓的疑惑，我们的忧虑肯定也是全国老百姓的忧虑。
一个星期以后，我到哈尔滨出了一趟差，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在防洪纪念塔和中央大街等一些地方，都发现了从天安门广场上抄来的“反革命”诗抄。我没敢抄下来，却反复看了几遍记在了心里。回到畜牧场的当天晚上，我就跟杨春时讲起了这件事，还把诗抄背给他听：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
鼠辈狐群休猖狂，
人民力量不可挡，
捉狼打虎时未到，
到时定将虎狼降！
诗抄让我们的两颗心都沉浸在严肃的思考之中……
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溘然离世。
九月，中国突然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毛主席于九月九日与世长辞了。悲痛和惊恐又一次笼罩了全中国……
十八日这一天，全国性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一时刻，所有中国人都在自己的所在地肃立默哀，痛心哭泣，同时静静谛听着祖国的心脏将传来怎样的激荡。
在我们那个仅有数百名农工的畜牧场里，所有员工此时都在简单布置的追悼会上失声恸哭。这些农工本来都是来自周边农村的农民，他们深知是毛主席把他们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拯救出来的，所以每年春节时，再穷的人家也要买张毛主席像贴在墙上。此时的农民都有一种孩子般的心理：没有了毛主席，往后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十月十四日这一天，又从北京传来了爆炸性新闻——“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时局变化得如此迅速，竟让人感到惊叹不已。伟大的共和国竟然在生死关头的重大历史时刻，如此果敢、刚毅、成熟而又稳健。这是全国人民之大幸，是中华民族之大幸；也是“四人帮”倒行逆施、多行不义的必然结果。此时全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亿万群众涌上街头庆祝这伟大时刻的到来
充满灾难的一页，终于在中国的历史上翻过去了，一个不能再让人忍受的年代终于结束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犹如大病初愈，重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历史的车论将重新启动，驶入她本该正常运行的轨道。
一九七六年这一年，好像一下子让我们长了好几岁。
几个月以后，我意外地接到爸爸的一封信，信里爸爸告诉我，厂“革委会”对他的审查有了结论。因为他十五岁就跟同乡一起“闯关东”，到哈尔滨学徒，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应当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
结论是这么简单，这么清晰。然而在十年动乱当中它为什么变得那么复杂、那么模糊不清呢？这时我仿佛已经得出了一个了答案：在那个人妖颠倒纲纪丧失的年代里，人们的命运都掌控在一小撮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奸人手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历史，篡改历史，丧心病狂地制造着一出出人间悲剧——从上到下都是如此。
这个来得太迟的喜讯，像春雷一样在我的心中炸响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个多么耀眼的光环啊！在前十年里，它不亚于一件戴在身上让人极富安全感的“护身符”。它既可以让你消罪免灾，又可以让你平步青云。可如今，已经三十岁的我，面对这个迟到的结论，我的心里与其说是高兴，倒不如说是在哭泣。早已疲惫的神经此时无力让我为之兴奋，相反，它又把我带回了过去的十年中去……
我像是从久远的充满黑暗的噩梦里一下子走了出来，眯起眼睛开始重新感受那久违的晨曦。历史对我简直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我欲哭无泪。在家庭出身决定你命运前途的时候，你却背着“富农”出身这个莫须有的包袱在生命的历程里挣扎，如今这些概念已经日趋淡化的时候，却又让我看见了工人阶级出身这一耀眼的光环。
我该向谁去讨回公道？向谁去申述冤屈？一切都无法弥补，历史已经翻过去了，我又一次对命运的主宰有了新的认识。
也是在这个时候，亓耘田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搞清了。原来，老人年轻时较早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并且被一个地下党人推荐为村上的“维持会长”，表面上应付着国民党的差使，背地里却是给共产党提供消息。一九四四年身份暴露以后，国民党到处抓他，于是被迫逃离家乡。这一走就是八年，音信皆无。一家人在村上成了“反革命”家属，饱受红色政权的虐待。直到解放后他回到家乡时，村上才知道了事实真相。原来他跑了以后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而且还当了部队干部……
不久，韩大哥那里也传来了好消息，政府给他平反了，落实政策后安排在县文工团工作，家也搬进了县城，他自己动手盖起了两间小房，开始了四十岁以后的新生活。
春节过后，中央发出了通知，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全摘了，而且子女当兵、提干、入党一律不受影响，他们可以和贫下中农子女平起平坐了。
此时，我才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代人的命运竟然跟共和国的命运那么相似，同悲喜，共起落，同呼吸，共沉浮。当年领袖企图一夜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鼓动了我们一代知青的狂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澜又把我们引向了无底的深渊。粉碎“四人帮”以后，共和国新的曙光又使我们老枝吐绿，焕发出新的生机，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难道不是吗？
十年动乱的日子过去了，它的疯狂终于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颠倒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