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四十七——
错 爱 回到省城以后的一九九零年，我入住新居以后，每天要骑自行车到学院上班。那天早上，我正在路口等红灯，一只扫帚伸到了我的脚下，我扭过头来一望，是一位环卫女工，嘴里说着：“借光，让一下”。是一种吐字含糊、听来似乎舌头不太灵活的语声，但这声音却让我感到十分耳熟。我不敢相信真的是她，于是又细看了一眼那个围着围巾戴着口罩的女保洁工，从她迟缓的动作上我果然认出了她。与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岁月使她的体态显的臃肿起来，再不是从前那个身材匀称、性情开朗的女知青。 “你是——张朋香吧？”我试着问。只见她慢慢抬起头望了我一眼说：“啊，这不是——王振廷吗？”我赶忙把自行车靠到一边，打算跟她多唠几句——我们毕竟有二十年没见面了。 这时只听前面那个保洁员朝她喊了一句，快点收，这儿还有一堆儿呢！我想这女的大概是她的顶头上司，看来这阵儿她还挺忙呢。于是跟她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以后，便匆匆记下她的临时住处，骑上车到单位上班去了。 一路上，我回忆着我们一块下乡插队的那些往事，尤其是她结婚时那些怪诞的情景和场面，也猜想着她现在的生存状态…… 当天晚上，我按着地址，左绕右绕地打听了好几个人，终于找到了张朋香的“家”。这是一个棣属于跃进乡永久村的一个废弃的井房，孤零零的一座土屋四外没有人家。土屋里没有电灯，到了晚上只好点蜡烛。 这房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是一口废弃的电井。里屋和外屋隔开的土坯墙上只留了一个门洞，没有按门，整个小屋四壁全是裸露的泥墙。她儿子按政策进城以后，在一个小厂干临时工，这是好心人给他找的临时住所。 “不是有政策嘛，给没返城的知青一个子女进城的指标，他就非要跟着过来不可。”她慢吞吞地说着。 “我说儿子回来了，就行了，咱在农村种点儿地也不错，谁能拧过他呀，说啥非得要上市里找儿子来……”这个“他”，就是她的男人。 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些事…… 张朋香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解放后被镇压，那时她才五岁。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浓重的政治阴影中艰难度日。在居民委也常受到别人的岐视和白眼。一九六四年张朋香从四十二中初中毕业，为了摆脱这种环境，她决定放弃升学，学习董加耕、邢燕子下乡插队，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的一片赤诚。姐姐反对她的决定，可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情，没有阻拦她。也希望她能摆脱家庭的羁绊，成长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人。 下乡后，张朋香在生产队任劳任怨，很快就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社员们的好评。 第二年秋天，生产队竖房架子，我们几个男知青也参加了这项劳动。这时女知青徐德令和张朋香也围着队长恳求着，非要参加不可。她们说，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不信就试试看，干嘛老看不起女工！她们终于参加了这项带有一定危险性的劳动。房架子竖起来以后，社员们把刚刚打过皮的椽子，一根根举到房顶上均匀地摆放开。突然有几棵还没钉的椽子受到震动从上面滑了下来，其中一棵椽头恰好击中了张朋香的头部，她当时就被砸倒在地，不省人事了。队长急忙派人套车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初步确诊为重度脑震荡。她昏睡了两天一夜才渐渐苏醒过来。那次受伤以后她就落下了后遗症。人变得反应迟钝，动作缓慢，舌头也不大听使唤，说话像“大舌头”似地含糊不清了。她在哈市的姐姐在她住院期间曾来过一次，看了农村那种环境，住了几天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看过她。姐姐在心里，还跟妹妹当年坚决下乡的事，別着一股劲儿呢。 张朋香伤残以后，女知青徐德令就时时刻刻照顾着她。跟她一起下地，一起回青年点吃饭，生怕她再发生什么意外。这时的张朋香也只能顶半个女劳力了，队长照顾她，常给她派些简单的活计。 一年多过去了，生产队有人劝她，嫁个能干的社员算了，安个家也好有人照顾。可是她听说要给她介绍的是东头儿五队的一个富农子弟，就一个劲地摇头，还反复说，你们想把我推到“地、富”那边去啊，我才不干呢。 “极左”思潮给她打下的阶级烙印太深了，已经到了只认阶级不认人的程度。 这年冬天，我们生产队祝会计的二姨到拉拉屯来走亲戚。这是个能说会道经常给别人保媒拉纤儿的老太太。队里的老肖头听说了，赶忙来到老祝家套近乎，背后还跟祝会计的老妈说了不少好话，求她们老姐儿俩帮帮忙，给自己的儿子做个媒，跟张朋香好好说说。于是这俩老太太就把张朋香请到了家里。 真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祝会计他二姨这个来串亲的老太太，不知用了什么“魔法”，没用两个小时的功夫，竟然把张朋香的心给说活了。 “老肖头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进门就当家；人家又是铁杆儿贫农，没人敢欺负；老爷子体格好，又能干活儿，肖永军的妹妹才十七岁，还能帮家里干几年，这好事儿，不是我说了，打着灯笼也难找啊！姑娘啊，快拿主意吧。我跟他老肖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还不是看你这孩子可怜哪？” 因为老肖头的算盘打得精细，屋里早有几个亲戚在那候着，一看有门儿就立即七嘴八舌地跟着“添油加醋”。结果，前些天还跟别人说不嫁人的张朋香，一下子就被这些人给忽悠“瘸”了，心中沉睡的少女感情一下子被点燃了，张朋香答应了这桩婚事。而且从这天晚上起那些人就再也没让她回知青点——老媒婆怕夜长梦多，于是趁热打铁，当下就让老肖头爷俩定下彩礼，第二天就到巴彦城里去“过礼”，第三天就结婚。 那天傍晚，女知青徐德令从公社开会回来，听说张朋香打昨天到生产队里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就急匆匆地赶到位于大西头儿的生产队，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张朋香在祝会计家里呢。徐德令急忙赶到老祝家一看，一大帮人正坐在炕上兴高采烈地喝“定亲”酒呢。 这消息传到知青点上，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震惊，也让我跟齐庆大感到内疚。发生在自己生产队的事，而且涉及到女知青，怎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我们对她关心的是不是太少了？ 我们都了解，老肖头虽然是贫农出身，但口碑并不好。在生产队里很豪横，用社员们的话说那叫“横踢马槽”，一点儿便宜占不着就跟队长干仗。他的儿子肖永军游手好闲是出了名的，倒三角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斗鸡眼”，还天生的斜视。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可却长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儿。见着对他有用的人，那嘴就像抹了蜜似地甜。他从来不干重活，队长如果不给他安排“俏活”儿干，爷俩就混骂乱掘地恨不能把生产队都给你作翻天。 肖永军这小子不光懒惰、霸气，还一肚子“花肠子”。有一次，他图稀轻巧，想把给生产队“看树”这活儿弄到手，就偷偷把小树林里的小树弄折了几棵。然后找队长说“看树”的不负责任，巧挣工分……于是把人家拱下来了，自己干上了。每年秋后，他都想尽各种方法混上“看青”这个差事，手里拎把镰刀，哪凉快往哪一呆，可比顶着烈日下地干活的社员自在多了。社员们都说这爷俩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是因为这家人在屯子里的名声不好，所以这小子都三十好几了也没娶上个媳妇。 “张朋香怎么能看好肖永军呢？”这是所有知青共同感到惊讶的事情。“他们这是欺负张朋香有智障，是骗婚行为。”男知青盛世源把这件事 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还说应该让大队杨书记出面干预。大家感到有理，于是几个知青就一起冒雪来到杨书记家，“报告”了这件事。 在杨书记眼里，男婚女嫁双方同意用不着别人插手，况且老肖头是个啥样人他也知道，不愿意得罪这种人，所以只是在嘴上敷衍。可是架不住知青们的义愤，最后杨书记只好穿上鞋，到第一生产队去走了一趟。 杨书记说来跟老肖家左绕右绕地也沾点亲戚，所以就不疼不痒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走了个过场。无奈之下，我们知青决定：干脆上公社邮电局去，抓紧给张朋香的老妈拍一封电报——让老人家明后天务必赶到。 女知青刘淑兰和徐明琴冒着北风赶到了十里外的龙泉镇的邮电局，回来的时候两只耳朵都冻坏了。 第二天上午，老肖头笑呵呵地来到知青点说，告诉大伙一件大喜事，张朋香跟他儿子定婚了，一会儿就进城过礼，还说我们这些青年都是娘家人，多去几个，看看帮着买点穿戴啥的…… 我们在屋里的所有知青，一个个都乐不起来。女知青们都坚决不去，老肖头就生拉硬拽地把我和齐庆大推上了在外面等候的马车。 在城里的百货商店里，肖永军拿着一盒香烟，明知我俩谁也不会吸，还一个劲地往我们手里递。本来比我们俩都大十来岁，还一口口地叫我俩“大哥”。 齐庆大的脾气比较倔，肖永军是知道的。生怕他一发火搅黄了自己的婚事，所以紧跟在齐庆大身后一个劲地献殷勤。 “走，先到‘文教’那边去看看。”齐庆大扳着脸，近视镜后面的两只眼看也不看他一眼。 “行，走，上文教那边看看去。”肖永军也不懂得什么是‘文教’，跟着附和了一句。 齐庆大指着货架上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说，你们买两套，一人一套，好好学学。 肖永军说：“嘿嘿，大哥，这不扯呢吗，你不是不知道，我也没念过书，咋学啊！” “不行，不会让她教你！”齐庆大毫不客气地说。 说着售货员就开了票。肖永军拿起交款票子苦着脸绕到我跟前说:“王大哥，你看，庆大非让我俩买两套毛选不可，咱过日子……不如买点用着实惠的，你去劝劝庆大，啊，你去说说！”完全是一副央求的样子。 我知道齐庆大是故意刁难他，在这关键时刻耍一把“娘家哥”的威风。我心里笑着，搞了个折衷。 我说：“你俩买一套吧，但是要加两只钢笔，以后让她教你识字……” 上街“过礼”回来的马车经过知青点儿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娘家人”就下车了。他们却把张朋香拉到了祝会计家，生怕她回知青点以后再出什么差头儿。 第三天刮起了“大烟炮”。我们每个知青都焦急地等待着张大娘的到来。可是，中午十一点的班车已经过去了，却没见老太太下车。老肖头那边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看老太太没到，这下真的是等不及了，又来请我们“娘家人”去吃喜酒了。 还是我们当中的女知青厉害，当面就告诉他，“张朋香她妈不来，她们的婚事就不算最后确定，你们预备了也没用”。 “张朋香跟正常人不一样，她的婚姻大事必须听听她妈的意见。她妈不同意，这桩婚事就算拉倒，我们谁也不能替她做主。” “你们为什么办这么急呀？还偷偷摸摸的，连人家老人也不告诉声，你们是不是害怕这婚结不成啊？” 这几个女知青毫不掩饰自己的态度，措辞激烈，直截了当地戳穿了这件婚事的欺骗性。 老肖头强忍着，满脸堆笑地说：“行，行，等等她妈。可都这时候了，她妈要是今天来不了呢？” “来不了也得等！”女知青徐明琴坚决地说。 老肖头一时无奈，回到生产队，在几家亲戚里找了两个能说会道的女人，到知青点儿来跟知青们“谈判”。最后敲定，等下午两点半钟最后那趟班车过来，如果老太太再不到，老肖家该咋办就咋办吧。 老肖家打发两个人冒着寒冷的风雪，在大道边上，专门迎接老太太的到来。下午两点半的班车又过去了，老太太还是没到。无奈，我们只好以“娘家人”的身份，拖着不情愿的步子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了老肖家。 在酒席上，肖永军站在炕沿下，一个劲儿地给我们这几个“娘家哥”赔不是。口口声声总是那句话：“大哥，今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没有朋香的事，都是我的错。过后儿大哥咋骂我都行……” 我当时说：“男女恋爱结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你们两个没有感情基础就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到一天就定下来了，有点太唐突不说，怎么连张朋香的妈都不告诉一声呢？实在没有这么办事的。” 齐庆大更是一针见血地说：“你们不就是怕老太太不同意，想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嘛！” “是，是……怕老人想不开……”肖永军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顺从。 事情也真巧，酒席刚散，不少喝酒的还没走呢，就听屋外一大帮人轰嚷着“——老太太到了！快让开！让开！快让开！” “快进屋！快进屋！我的妈呀，冻坏了吧？”肖永军的姐姐十分亲热地搀扶着张朋香的老妈进了屋。他家的那些亲属们急忙你抬腿、她脱鞋的把老太太让到热炕头上，亲热得简直不知管老太太叫啥才好了。 老肖家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有帮忙的，有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挤都挤不动，连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不上了。 原来，老太太接到我们的电报以后，不知闺女出了啥事情，猜想是闺女犯了病？还是人已经都……于是一大早就从哈尔滨出发，到兴隆镇下火车以后，第一趟客运班车的票没等她排到窗口就卖没了。第二趟班车虽然还在卖票，可是老太太那里挤得动那拥挤的人群哪！结果两趟车都没赶上，老太太心急如火，嗓子都急肿了。没法子，只好搭了一辆马车，冒着“大烟炮”儿跑了四个来钟头才到拉拉屯儿，老太太的脚都冻坏了。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天色大黑了。 老太太刚一进屋，就见屋里屋外的人们又喊起来了，拥挤的人们又闪出一道缝来。原来是老肖头来看“亲家母”来了。老肖头一口一个亲家母的叫着，老太太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搭理他，跟别人该咋唠嗑还咋唠嗑。后来老肖头把儿子叫过来，一块站在老太太面前赔礼道歉，再加上一些人的“好言相劝”，老太太终于流下了无奈而又辛酸的眼泪。老太太一声长叹，算是承认了这个她已经无法改变的现实。 一九九零年，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一个知青可以给一个子女进城的指标。张朋香的儿子按政策进城了，可肖永军在屯子里也呆不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三十多岁还娶上了一个哈尔滨女知青，现在儿子又进了省城，这时他又琢磨起自己如何脱离农村的事了。他花言巧语地说服了张朋香，领着两个闺女一起找到儿子这里，一块住进了那个不花房费的井房。肖永军心里很高兴，好歹也算进了城。 我第二次去那个井屋时，我家的那个“小芳”也去了。还借着在学院印刷厂工作的便利，给他们带去了一大捆牛皮纸和一大兜子废报纸，打算让她们把墙好好糊一糊。 一进屋，肖永军正盘腿做在小火炕上，手里卷着纸烟。见我们来了，一下子从炕上跳下来，拽着我的手，亲热的问这问那。他问我在哪儿上班，能挣多少钱。一听我说还跟在乡下一样当老师，就立即改口问起其它知青来，问他们都干啥，有谁当了官，都管啥事，还一个个追问他们的工作单位，让我一一给他写下来。 第二天，肖永军就去找在哈尔滨市跃进乡当乡长的张忠杰了。 收发员问他找谁，肖永军十分自豪地说：“找我妹夫”。 “你妹夫是谁呀？” “就是你们张乡长呗！” 张忠杰正在会议室开会，听说来了个“大姐夫”，正在狐疑，只见肖永军一下子推开门进来了，大声说道：“哎呀妹夫啊，可找到你了，这回你当官了，还认不认识我了……” 屋里好多人在开会，肖永军却像没看见一样。 张忠杰立刻把他带到走廊，没等问他，肖永军就急不可耐地说：“你得给我找个活啊！这市里我看一天没钱都不好活呀！” 张忠杰说，我听说张朋香回来了，过两天休息正打算跟淑兰一起去看她呢，找活儿的事儿，我帮你考虑一下。 “妹夫，你看我能干啥？一没文化，二没手艺，出体力吧，你看我这体格……也就是看看屋，打个更啥的。” 为了让张朋香过得好一些，张忠杰的妻子——女知青刘淑兰把肖永军安排在自己工作的公司里，当上了更夫。其实就是黑天关上门睡觉，一个月挣二百元钱。可是不到俩月，肖永军就和几个工人打了好几仗，领导找到刘淑兰，没办法只好帮她再换个地方。 后来，从兵团返城回来在道外区工商局工作的陈勇翔，在南极批发市场给肖永军找了个活儿——蹬三轮给客户送货。结果没干几天，肖永军又说：“市里的街道我不熟，又不识字，还是再帮我找个打更的地方吧。” 几个知青一商量，最后张忠杰又给他找了个小电机厂。这是个乡镇企业，原来打更的不干了。肖永军满心欢喜，可干了几个月以后，心里又打起了歪主意。 其实，他早就琢磨着，这城里人可真享福，一个星期休一天，也不扣工资，看病还有公费医疗，退休还有劳保。于是自己心里也打算琢磨个法子，混上个固定工，端上“铁饭碗”，到老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还能挣钱，有个大病小灾的也不用犯愁了。 这不，他又耍起小聪明来了。 一天早晨，在工人们上班之前，他制造了一个小偷撬门入厂盗窃、并将他打昏在地的假现场，企图蒙骗领导，让厂里给他一个日后养老的待遇。然而这种低智商的拙劣伎俩很快就被前来勘察现场的派出所民警识破，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几天后他就被辞退了。 张朋香劝他说，咱俩儿还是回农村去吧，好好种点儿地，再养头猪，日子也能过得不错，还能给儿子减轻点儿负担。可是肖永军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心迷恋着大城市的生活。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肖永军突然感到一阵头痛，吞下了几片镇痛片，连医院也没去，结果不到一小时工夫就死在了家里。大家分析是得了脑溢血。我们这些知青亓耘田、张忠杰等十几个人都帮张朋香料理着肖永军的丧事，给他在农村的妹妹打电话也没来人，又打电话问火化后骨灰是否送回农村去，他妹妹拒绝送回去，说在哈尔滨随便处理吧。由于肖永军没有办身份证，只好在市效找了一个小型火化场火化了。为她送葬的人不过二十来个，大部分都是我们知青。 肖永军本来生在农村，活着时却宁肯在城市里过着极不稳定的困难日子也不愿回农村去，这回可好，终于在死后化成骨灰永远沉睡在这座城市的荒效野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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