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四十三——
实在人高老大 贫农“高老大”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个头儿矮矮的，双眼皮儿，厚嘴唇，脸上总是带着象征健康的紫铜色，他说话偶尔有些结巴。两口子生了四个孩子，大的叫“官保子”，九岁那年才上学，刚念了二年书就辍学帮家里挣工分了。我们下乡那年他才十二岁，就已经给生产队放猪干“小半拉子”了。 高老大家里的日子过的很艰难，就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真可谓是一贫如洗。屋子里靠山墙的一面，挂着两块污了巴涂的大镜子，其中一块沿对角线方向还裂了一道曲线形的纹，用布条粘着。镜子下面摆着一对儿陈旧得看不出图案花色的小柜子，其中一个里面装着一家人的破衣裤，另一个里面装的是小米儿，两只箱子上面还摆着几个空罐头瓶子当摆设。 官保子的两个弟弟，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到了夏天，他俩跟其它的孩子一样，成天一丝不挂地泡在屯西头儿黄土坑的混水里嬉戏，互相打闹着往别人身上糊泥巴。一个夏天过去，孩子们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可倒是省了衣服；到了冬天，刀子般的寒风把他们都刮进了屋里，在家里猫起冬来。可是四面挂着冰霜的屋子冷得比冰窖强不到哪儿去，两个弟弟光着屁股围着一条烂得开了花的破棉被，偎在妈妈身子左边，五岁的妹妹偎在妈妈身子右边，娘儿四个成天围着一个冒着余烟的小火盆儿不敢下地。我们几个知青常到他家里去，给孩子们的小手小脚抹冻疮膏。 高老大是生产队里的积肥员，常年只知道在队里挑大粪、拌粪肥。家里的事他从来也不管，外面的事更是不会干，偶尔办点啥事儿还常常闹出笑话来。 有一次，高老大背着自家的十几斤芸豆，到县城的市场上去卖，蹲了一个下晌儿也没人搭茬儿。眼看太阳快落了才好不容易来了个买主搭讪。因为高老大回家还要赶二十多里路，就打算贱不喽嗖地卖了算了。就在那人交了钱拎起口袋要走的时候，憨厚的高老大又热情地跟人家交了个底说：“大哥，别看咱哥俩不认识，可咱当真人不说假话，我这芸豆啊，早他妈的该换——籽儿啦！你说种吧，它还不出，你——你说煮吧，它还不烂，就他妈这‘败家’玩意儿，这话我得——先跟你说到前头，你看好了买，别回家去骂我。” 那个买家一听，这芸豆既不能吃又不能种，那我还买它干啥？于是高老大又毫无怨言地把钱退给了人家，背起那没卖成的芸豆就往回走，到家时已经是满天星星了。 跟高老大一块儿上市场上卖鸡蛋又一起搭伴儿回来的邢老板子媳妇，见他又把芸豆背了回来，就问道：“这点儿玩意儿贵贱卖它得了，大老远的来回背它还不够工钱呢！” 高老大说：“可不是咋地。那也——不愿我呀！不是我不卖，是人家不要啊！”说着说着又把它卖芸豆的经过说了一遍，那老娘们儿听了以后直笑得肚子痛，直不起腰来。 第二天妇女们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时候，邢老板子媳妇就把这事儿当笑话传开了，社员们听了个个捧腹大笑。我笑完以后随口说了句：“高大叔可真够滑稽的！” “往后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高老大的乐子事儿还多着呢……”另一位妇女在一旁补充说道。 几天以后，队长让我们几个男知青跟女工们在场院里选苞米。高大婶儿平时爱说爱笑的，可今天却一声不吭。后来她终于憋不住了，当着那些妇女们的面儿就明挑了。 “我倒想问问你们这几个知青，你们说说，俺家高老大为人咋样啊？” 我们几个都说：“那还用说呀，高大叔为人多实在呀！” “你们说的不是实话吧？”高大婶怀疑地问。 “咋不是实话呢？怎么的了高大婶儿？是不是你误会什么了？”我奇怪地问。 “那我再问问你们，是你们谁说俺那个当家的‘滑稽’来着？” 她这一问，大伙都知道她指的是高老大卖芸豆的事儿了。于是又引起了周围那帮妇女的一片哄笑。不用我们解释，年轻的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王晓云就笑着为我们解围了：“老高大婶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滑稽’就是‘着笑’，不是什么坏话，人家市里人都管‘着笑’叫‘滑稽’，可不是‘猾头’的意思，你可别错怪人家啦！” 这时的高大婶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怪他们，我心里总是……” 打那以后，我们知青在社员面前说话都比较谨慎了。 有一段日子，高老大替他近七十岁的老叔给大队看屋。一天晌午，大队书记要跟蹲点的公社干部喝两盅，于是便打发高老大上后院“张大碗”儿家园子里去揪两根黄瓜当下酒菜。高老大“嗯哪”了一声就出去了。 这“张大腕”儿是四队的积肥员，就因为一顿能喝四、五碗苞米碴子粥，于是大伙儿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多年来一直叫着，几乎都忘了他的大号。 高老大一边走一边想，老张家一大帮孩子，穷的“叮当”地，上人家揪啥去？不让人笑话？干脆就回俺自己家园子里揪几根得了。 高老大家住在大西头儿，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了。大队书记一看，光是几根黄瓜，就问他：“咋没薅几个小辣椒呢？” 高老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也——没说要小辣椒啊！这扯不扯，早说是不是我就一块儿揪——回来了。你们先慢慢儿喝，我再回去一趟。”说着转身又出去了。看着高老大的身影，大队书记不好意思地对那位公社干部说：“这个高老大呀，人倒是实在，就是办事‘一根筋’，哈哈哈哈……” 说高老大实在，这是公认的，谁都知道。可有的时候他也会干出一些反常的事情来，而且无论如何人们也不会想到是他干的。 那时候农村有一种恶习，不管手头宽裕的还是手头紧巴的，自打头年儿进入“猫冬”开始，总有一些人喜欢聚到一块儿打扑克、推牌九、看小牌儿，而且“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甚至有人到了备耕时节仍然难以刹车。于是抓赌便成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大事，连被牵扯出来的“赌后犯”也难以逃过。 那时候对付这些“阶级敌人”的办法就是办学习班、游街。白天名义上是让他们学习，实际上就是给大队干活。由他们的家人把粮食送到大队，集体吃住不准回家。晚上，抢着先挤到炕上去的，就贴着炕席和衣而睡，没挤到炕上去的，就只好在地上铺上柴草将就着睡，还有民兵在外屋看守着。 学习班里有一个外村来的的耍钱鬼儿，外号叫“滚刀肉”。家里没人给他送粮食来，就天天吃大伙儿的；身上穿的也单薄，成天抱个膀儿冻得丝丝哈哈的。一天夜里，他趁看守的民兵睡着的时候，苦苦哀求看屋的高老大可怜可怜他家里的孩子、老婆，开开大门放他回去。高老大也没多想，从炕上坐起来，悄悄地推开外屋房门把滚刀肉带到当院，掏出钥匙打开大门锁就把他放跑了，还故意把钥匙撇在地上。等那个民兵一觉醒来发现没了“滚刀肉”，就问看屋的高老大，高老大说不知道，没听见啥动静。他还装腔作势地带那个民兵到屋外去找，拿手电一下子照见了地上的钥匙，于是便惭愧地说：“坏了，准是那小子偷了我的钥匙，自己开门跑了……” 由于高老大是个出了名的实在人，没人会想到他也会说假话糊弄人！又因为他出身“铁杆儿”贫农，十二岁就给地主放猪，政治可靠，腿脚又勤快，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回想起刚下乡那阵子，我们头一次到高老大家里去访贫问苦，却遇到了一件听来好笑但却让人乐不起来的事情。 当我们快要走的时候，这孩子才跟我们渐渐熟了起来，并开始慢慢地往我身边凑。我摸了一下他那红萝卜般的小脸蛋儿问他：“你会数数了吗？能数几个？让我们听听！”那孩子抬起小脸儿来朝我笑笑，歪着小脖，害羞地说了一句“会数”。我们几个都高兴地鼓励他数给我们听听，他瞅了一眼爸爸，又瞅了一眼妈妈，然后张开小嘴大声地喊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钩、圈、楷、尖儿。” 我们一下子就被这孩子的回答搞得狂笑不止了，一个个前仰后合的。可想不到，这场面却一下子把孩子笑懵了，只见他把小脑袋猛地往妈妈怀里一扎，再不敢抬头看我们了……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给生产队收苞米籽儿，高老大的老婆抱着那个四号的——才两岁的女孩儿从炕上下来。跟我同去的女知青从她怀里接过孩子，一边逗她玩一边问她：“这孩子会说话了吗？” “刚会说个一句半句的。”高老大老婆一边穿鞋一边说着。 “她是先会叫爸呀，还是先会叫妈呀？” “哪是呀！你们问她吧，看她会说啥！” 我接过来孩子，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和气地问：“你会说啥？嗯？说说让我们听听！” 这个孩子倒是不眼生，可没想到，她张开小嘴儿竟大声喊了一句——“幺饼”。 孩子的回答一下子就让我们都乐得直不起腰来了，连她妈也跟着乐得嘎嘎的。 原来，孩子出生以来学会的第一句话，竟是偎在看纸牌的妈妈怀里“自学成才”的，而且还记住了一个“幺饼”…… 我们大笑一阵之后，一种莫名的幽思开始在我的心中涌动。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此教育环境将如何熏陶孩子幼小的心灵啊？ 与此同时，也让我想到了农村那些已经超过入学龄的孩子们，至今还有不少没有上学，难道大人都情愿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跟自己一样目不识丁吗？如今解放快二十年了，农村的教育还如此落后，按着这种社会进步的脚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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