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我的1966》

1966年7月4日
      最近没有产生太多的大字报，原因有：
      一，运动发展还有很多问题，一时弄不清，还不能确切地阐述问题。
      六月六日停课，学校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第一天就揭出了一些问题，从广度上看似乎面很广，但从深度看却很不够；从方向性看是健康的，群众的热情发动起来了，但接触问题的实质还不够。学校决定第二天就上课，因此发生了一个问题，六月七日早晨由高二四班的张运法提出学校的领导对运动发迟，不主动，并提出批评，要求继续停课。这要求本来是正确的，可有些人认为张运法对某些领导的批评是“转移目标”“别有用心”“向党支部进攻”。这些人早晨还在支持张运法，下午就喊“张运法是一棵大毒草”。不知是谁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刹那间把方向转到了提出问题的张运法。我很遗憾，没有看出张运法的大字报那点是否认党支部的话。因为自己不了解张运法的背景和提出问题的真实性，我没有发表意见。但必须可以向任何人提出问题，而任何组织和任何个人都要在斗争中得到检查，则是党中央的精神，当时一切社论已经指明了方向，要向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开火，怎么能说给某些领导乃至给杨治周提出问题就“转移目标”了呢？实在令人费解。从那以后凡是给学校领导贴的大字报大大减少，给杨治周的大字报一宿皆无。所以运动并没有深入发展，我觉得学校领导在这次革命中可能有些问题不符合党中央社论的精神。
      （以下有5条分析，很多，略）
        有些问题自己了解不多，至今保留发言权。
       二，对社论精神还要继续深挖，需要精力与时间。
       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还在反复学习，特别是有关党的领导，大字报依靠群众等问题上又下了些功夫。在学习中对照现实，更需要精力与时间了。这是没有产生大字报的原因之二。
      三，对本校老师接触不多，仅仅对王天贵和刘宝瑞老师有所了解，所以产生的大字报对象不多，也就显得少起来。
      四，同学们揭发的大字报还要及时的学习，特别是张运法同学揭露的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他认为王海顺、杨治周、杜秀兰等领导在运动中存在严重问题，可以看出杨治周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是违反社论指示的。我个人的印象对杨治周提出的奇怪的口号，并对大字报采取打击压抑的手段是不能容忍的。但自己对一些事实还不清楚，还要收集材料，所以还不能马上发表意见，这是最近没有产生大字报的原因之四。
      以上几种原因远不是全部，现在还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即“保卫党支部”“保卫杨治周”的口号是否正确，有人打出这样的旗号究竟是为什么？是谁支使的。我认为最正确的口号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要在斗争中检查。
      运动正在发展，我要把问题的真相揭开，进行更深入的战斗。我觉得有和张运法联系的必要。

1966年7月5日
      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掀起了新的高潮。早晨一进校门就看到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撤销杨治周文革办公室所任职务，紧接着就看到大批的揭露材料。事实证明杨治周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他出身地主家庭，阶级本性是非常坚定的。他破坏革命的大字报，打击革命学生，远比我们收集的材料嚣张得多。从60年以来，他干尽了见不得人的丑事，欺骗党，欺骗组织，在哈尔滨前市委某书记等人的庇护下，“连升三级”。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长期以来杨治周能够飞扬跋扈，在我们学校的后台老板是谁？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这里有鬼。
      可以说张运法同学是这次革命的先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把自己知道的材料组织起来向杨治周这些黑帮开火。
      敌人是狡猾的，保皇党是策略的。那些包庇杨治周的团委学生会必须揭露，那些给杨治周至高无上权力的人必须揭露。
      我们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
      我们部分地给一些学校领导范章午，王海顺等人提出来批判，指出他们言行的反动和对杨治周的包庇。
      我们质问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李秉臣，校长李英华为什么长期包庇杨治周，在文化
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揭露了团委学生会部分的罪恶。是我起草的。指出团委学生会是反革命的策划所，必须彻底改组，并把其支使者揪出来。
      我们根据洪箴、雪冰整理的材料把学校的逆流做了初步的分析。鉴于形势的发展，过去认为党支部是坚强的已经引起了新的怀疑。所以由我起草了代表高三一班向哈尔滨教育局文化革命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要求派工作队到我校指导大革命。
      现在是晚上八点。
     《给哈尔滨教育局文化革命办公室的信》略。
     《团委学生会是站在哪一派》略。

1966年7月6日
       昨夜无眠。
       刚刚写完給市教育局的信件，听到通知，晚上九点收听今天黑龙江日报发表的富江的文章《坚决挖掉哈尔滨市文化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根子——郑一平》，于是我们把正在写的大字报放下，准备收听广播。
     郑一平是一条盘踞在哈尔滨文化界的毒蛇，刘相如、牛乃文、江村之流都是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上的走卒，我们学校的杨治周也是这条黑线上的，而且也可以猜测到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也是这条黑线上的。
     听了广播真是又高兴，又气愤。高兴的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气愤的是这帮家伙太卑鄙，太无耻。郑一平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和一切牛鬼蛇神一样，害怕毛泽东思想，丑化贬低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和邓拓一样，反对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他们真可谓反动立场坚定，真可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英雄”。
      广播结束后，我代表全校在校的革命师生向广播电台打电话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向黑龙江日报转发了信件。
      我们分头写大字报一直忙到今晨2点。
      休息之前听到令人气愤的消息：我们班曾经在运动以前制造分裂、错误卓著的，在运动开始又极力保皇打击谩骂学生，在运动深入时又不断打起黑旗的“老革命三家村”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原学校党支部团委委派的“左派”组织成员，在班级内部实行监督、侦探、记录同学的言行，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狂妄嚣张。这些投机分子，保皇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竟然到了如此地步，怎能不让我们这些通宵达旦的战斗的人感到可耻呢？
      我们不能再忍受了。多少天来我们通过口头谈话，通过报告要求组织成为真正的战斗中坚，要求组织真正的左派力量进行战斗已经不少次了，然而派来的秘密的人员阻碍革命，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我们向全班呼吁革命的同学团结起来，形成我们左派组织，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张大字报贴在班级里，好多同学踊跃签名。
     战斗向纵深发展。李秉臣书记，李英华校长，王海顺政治处主任，杜秀兰团委副书记已经很难逃脱包庇杨治周打击革命派的责任，他们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性错误已经责无旁贷了。从揭露的事实来看，完全可以取缔杨治周的公民权，取消校领导的现任职务。
      然而现在杨治周的材料上纲的还不多。这个野心家凭着市委的后台，学校的后台，凭着鼓吹者的“驰名全国”流毒极大，他的被清除必须向全国公布。于是我们开始收集材料，把它分类，逐一上纲。这一工作已经做了一部分，张增岩同学把我们印发的信件送到了全市各个有关单位，并且到四十三中等学校调查了杨治周的一些材料，现在正在整理。为了系统地有组织的工作，我们准备把呼吁书递交给上级组织，并马上组织起左派力量。
      今天有雨，晚上8点40分方归。
      附件《交给上级党组织的信》略。
      大字报《紧急呼吁》略。
      

1966年7月7日
       给上级党组织的信还没有发出去，但我们战斗的中坚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战斗了。
       昨天由张增岩等同学搞外事调查，由刘记生等同学散发我们班级的信件，今天如是。为了更好地总结杨治周的问题，由周凤春同学组织了李毅、徐秉德等人分别到三楼抄件，现在大部分内容已经掌握，而且由陈明起主笔把这些材料分类，准备上纲。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顺利。
      为着继续深挖学校领导在运动中的错误本质和他们力图舍车保帅，学校有好多人提出来严厉的质问，也拿出了很多的事实，我们也就这方面写了几张大字报，其中张景然起草的集中揭露李秉臣、李英华的错误言行，我起草的《难道‘纵火者’的罪责只在于没有救火吗？》指出真正的纵火者就是双李，而非他人。
      晚上退校之前，班级支部在同学们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战斗的事实面前，不能不开始重新抉择道路了，她们看到只有他们几个人游离于革命学生之外，也觉得不能再跟着杨治周及其爪牙转了，因为他们的原形已经大白于天下，已经是反革命的性质了，自己的保皇党身份有重新转变的必要了。
      我们委托王桂英、丛慧等人曾前往团省委汇报情况，谈话达两小时，得到的指示很多，也已传达。也向支部进行了汇报，目的在于使他们中的原来的四位保皇党放弃原来的立场转向革命。
     两天来的战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们合作的很顺利，只有一种解释，这是在革命的一致性团结起来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和社论精神武装的结果。
      当然也发生一件小事，今日清晨申顺起和郭忠记发生了争吵，原因是郭忠记出口不逊大骂申顺起“洋奴”“蒋介石的走狗”，申顺起大怒，后经劝阻，终休。
      我们一再认为现在是一致对敌，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利于革命，否则或者取缔，或者服从。在左派的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起来之前，需要的是每个左派学生的自觉团结与战斗。现在保皇党不再公开的骂人了，要启发他们的反省，跟我们去革命。
      有关晚上护校等工作已经传达。
      签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如下：
      杨俊太、寇玉祥、杨光复、于占誉、刘记生、李毅、申顺起、张增岩、杨德安、刘洪箴、李再林、邢斌生、张雪冰、丛慧、徐秉德、韩维环、赵福岩、沈广连、张景然、李锦芳、张世达、薛桂荣、张爱娣、王桂英、邵桂芬、田素英、陈笑樱、朱淑云、周逢春、陈明起、吕玉华，王柏松、徐正亮。（33人）

李再林 发表于 2019-8-16 08:41
1966年7月3日
       关于艺术，我只不过是隔着门缝看了眼罢了，它的全貌，它的分类，它的性质，它的特点 ...

说到诗歌，这是生活中高度概括的语言的结晶，反映着最凝练的生活，因为对语言的需要，因为诗歌是一种简单的形式，所以我喜欢，也做了一些基本的学习和尝试。从那时候起就喜爱诗歌了。

李再林 发表于 2019-8-19 05:52
1966年7月4日
      最近没有产生太多的大字报，原因有：
      一，运动发展还有很多问题，一时弄不清， ...

这是文革初期的情况。

李再林 发表于 2019-8-22 09:04
1966年7月6日
       昨夜无眠。
       刚刚写完給市教育局的信件，听到通知，晚上九点收听今天黑龙江日 ...

当时的的市委书记郑一平同志

李再林 发表于 2019-8-24 05:58
1966年7月7日
       给上级党组织的信还没有发出去，但我们战斗的中坚已经形成，并且已经战斗了。
      ...

当年记得有句口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是革命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现在看很幼稚。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9-8-24 09:43
当年记得有句口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是革命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现在看很幼稚。

今天拿出这些东西我实在感到脸红，但却是我走过的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让后人理解那是怎样的一段历史。

再林兄的日记，最可贵的在于原汁原味的用文字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和年轻人的感受，和当时他们家庭的真实的生活。人们很容易健忘，但有了再林兄日记，就不会忘记，对错已有定论，不必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