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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整风的风波
1975年春,由四团缩编的独立二营党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在全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背景下开展整党整风,营机关帮助党委整风,给党委成员提意见。当时,在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不少意见“上挂下联、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营政工组在刘玉山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给党委提意见,我作为组织干事负责会议记录,会上发言踊跃,意见尖锐,不乏政治性、原则性、针对性很强的“重磅炸弹”。会后,刘玉山组长吩咐我说:“你把记录整理一下,明天代表政工组在机关大会上发言。”我推辞说:“我整理记录可以,在大会上发言不合适。”但刘玉山组长一再坚持,我只好服从。 接受了任务,我的心里压力很大,思想很矛盾、斗争很激烈,因为确有很多意见非常尖锐,讲出去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引来个人大祸;其中涉及李秀余副营长的居多,结果更是难料。如“毛主席说按劳分配、商品交换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差不多。我看差多了,还不如旧社会。”可又一想,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按组织原则办事,不能患得患失,计较个人得失;更何况那些意见都是正式会议上的大家发言,我只是作为政工组的代表,没有参杂任何个人成份;李副营长也是一名老党员,对于大家的意见一定会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好处猜人,不必把别人想得那样狭隘。那一夜,我碾转返侧,久久不能入睡,毕竟那即将进行的话题太敏感、太沉重。 第二天上午,机关全体集合在会议室里召开整党整风汇报会。当我发言完毕,许多人都感到直言不讳、针对性强,同时也不约而同地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又何尝不是心怀忐忑、手心直冒冷汗呢! 当时,李副营长外出不在家,几天时间在平静中过去。可是,好景不长,李秀余回来后,一向屡受表扬的政工组却不断受到莫名其妙的批评,预示着一场风波即将来临,不可避免。一天,又披头盖脸地批评政工组,“批林批孔的大批判专栏为什么还没出来,你们都干什么吃的?!”那些天,我因右眼跌伤缝合五针正在治疗,只好带病工作,带着眼罩赶制出版“大批判专栏”,一种不祥之兆正在步步逼近。 一天,营党委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我列席会议作记录。开始,会议按程序进行,一切正常。但轮到李秀余发言时,矛头却一下子转向了我,情绪激动、措辞激烈,连珠炮似的向我袭来,什么“我早就看出你有野心,善于伪装自己,实际是‘变色龙、’‘小爬虫’!”什么“你借机打击陷害,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休想踏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这突如袭来的横祸让我始料不及、目瞪口呆,脑子像爆炸一样一片空白,陷入极度的困惑中。我很清楚,这是党委会议,我只有作记录的职责,没有发言的权利。我如坐针毡,强忍眼泪和心痛,履行着作记录的职责,不住的泪水染湿了衣襟和笔墨未干的笔记…… 这样的遭遇不能与家人说,更不能与同志讲,只能找组织解决。我先后找到晋晓玉政委、韩明武副政委、庄树柱副营长。我说:“我是完全按照组织程序,代表政工组发言,没有任何违反组织原则和纪律的行为,请党委主持公道,按党章办事。李副营长在党委会上离开议题,矛头指向一个非党委成员公开搞人身攻击、是一起严重的打击报复事件。如果查明我搞诬陷,我愿接受组织处分;否则就是打击报复,应当受到严肃处理,二者必居其一。” 过了几天,党委就此事组织了一次调查。之后,韩副政委找我谈话:“小范,这件事就这样吧,以后吸取经验教训。”我说:“韩副政委,这话我弄不懂,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照此办理,以后谁还敢讲真话,给党委提意见。营党委是党员之家,不主持公道,我们还怎样相信党委?党委的威信、形象都会受到严重影响。”韩副政委对我的话未置可否,匆匆结束了这次例行谈话。我深知,李副营长在班子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飞扬跋扈,谁敢奈何了他;指望一个软班子按章办事、主持公道,只能成为奢望。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整党整风的风波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成为了我永久的痛。 (200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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