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以平 我之所以不称他为战友，是因为我们当年都是家庭成分复杂的中学生，没有资格到大家所向往的兵团去，而是去了北大荒那块曾经是劳改农场的地方。
来黑龙江之前，他就读于某市重点中学，又是高中生，面对一大帮68届、69届的初中生，无疑是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物，为此，他也与某些领导有过摩擦，被“请”到学习班学习，终因他的聪明才智和努力，成为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他深知，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前方的道路可以任由自己。他从连队到分场到总场，一步步坚定地走来，是个农场经历很完整的人，深受当地领导的重视和不少知青兄弟的尊重。
继1972年选拔部分知青进入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试点之后，197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工农兵学员选拔（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我有幸通过了一系列考试，正当我看到美好前途在向我走近之时，我遭受到了重创，我的好友偷偷告诉我，我的政审在分场革委会的第一关就通不过，原因是我的父亲还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我的好友也是我那位场友H君的好友，于是这样“机密”的上层消息便被我本人第一时间获知。我很纳闷，因为我早已接到家中来信，告诉我，父亲不仅从“牛棚”中解除了隔离审查，而且被结合进单位里由“工宣队、革命群众和领导干部”组合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他的问题已彻底查清，怎么会这样呢？那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更不用说电脑了，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去县里拍电报，我父亲单位也很及时地回了电报和送达了对我父亲的最新政治结论。终于，我被上海的一所大学录取，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我深深地感谢我的那位好友，也与H君结下了深厚友谊。
回到上海多年，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但也听别人偶尔说起，农场里当年的知青基本上都回了上海，H君也回来了，他上了大学，读了研，去过园林局，当过文学杂志的编辑，后来又去了香港。
2008年，我遭遇了一场车祸，动了一次大手术，H君得知后，便来我家探望，我很感动，这是我们曾经作为知青而特有的一种情结与关怀。
随着交往的恢复，我渐渐了解了他一些不为人知的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的知青情结。
当年农场里的知青，一旦有事求着他，他总是很热心地倾力相助，一位知青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家里经济条件较差，他二话没说，赞助了全部学费及在学期间的生活费；一位女知青的丈夫（也同为知青）罹患癌症，他热心奔走联系医疗条件好的三甲医院和专家，献出了一片爱心。在病人病情恶化以后，他陪伴左右，并和他下了最后一盘棋，遗憾的是，那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一位知青的儿子结婚，家中经济拮据，H君就发挥了当年“知青领袖”的风采，号召我们大家出钱捧场参加婚礼……，有人说他何苦呢，有人会利用他的慷慨和热心，他幽默地说，能利用我，说明我还有利用价值，这有什么不好？
2012年，我和几位当年的知青跟随他回了一次农场。四十多年的变迁，农场在我们面前变得生疏了，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场部医院除了漂亮的医疗大楼以外，各种医疗仪器，如心电图、B超机，CT等均有，还有手术室，当年别说分场的医务室，就是场部的医院，条件简陋，水平之差也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我们从上海同去黑龙江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为得了急性胰腺炎，农场连正确的诊断都作不出来，最终延误病情，结束了她20岁的青春年华。
这次农场之行，让我知道了H君在改善农场医疗条件方面所作的努力。他回上海后一直没有中断与农场的联系，当得知农场医院硬件改善，然而医疗水平仍十分有限时，是他出资让农场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上海培训。
现在的他，仍在为他的第二故乡作努力，为农场生产的大米，为火山地区的矿泉水打开上海的销路……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真正尝到了做人的滋味。”这首歌唱出了我们这一辈的心路历程。知青岁月虽有更多的无奈，但这段经历确实永远深刻在每个知青的心里，永远永远无法抹去，这就是情结。
新民晚报201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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