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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往事并不如烟……
50年前的1968年，中国全面内战，全面动乱。
各地虽然夺了权，成立了革委会，但仍然是武斗升级，派性不止。 大鸣大放大民主的结果就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瘫痪，无政府泛滥，言论行为自由无限制。 身在一线，为国日夜操劳的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挨个省与各派谈话也不解决各派联合、团结的问题。内战、动乱无法结束。 甚至毛主席派工宣队进驻学校，也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打死五人！ 最高领袖震怒了，连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发出严厉批评。 最终，大批在校青年上山下乡，学生奔赴农场、兵团和农村。 不管现在怎样评论，反正当时红卫兵刹那间，偃旗息鼓，烟消雾散了。他们离开城市，不再是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而是不在城里吃闲饭，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 所以不能把“红卫兵”和“知青”混为一谈。好比解放战争时期，俘虏或起义的国民党官兵成为解放军战士，他们的身份就是革命战士而不再是国民党兵。
学生造反势态解决了。干部怎么办？当时各省区党委和政府干部都丧失了工作权力，靠边站。在“彻底砸烂和打倒”的呼叫声里遭受无休止的批判、审查和揪斗。 干部不知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在哪里？ 当时中央也没什么好办法。 据张索明送我的《柳河五七干校纪事》一书透露：1967年底1968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谈到干部去向问题时说，毛主席对干部问题一向是很关心的。现在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各地区、各部门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干部怎么办？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一时不能进革委会的，不能放在那里不管，可不可以考虑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要对他们进行培养锻炼。要教育他们不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干部下去以后不要散了，要集中一点，这样既便于管理，又便于互相照顾，遇到问题也好解决。将来还是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嘛。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现在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请大家回去很好地研究一下。
黑龙江又是一马当先，率先“研究”，于1968年10月在庆安县建立了柳河五七干校。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批示后，全国纷纷成立五七干校。我现在所以不把五七干校说得一无是处，是基于自家自身的经历。从我父亲（1964年由省公安厅政治处下派绥棱县任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长）被关押审查长达八年的实际例子看，五七干校怎么着也比牛棚强。牛棚是造反派领导，拿干部不当人。1968年底的一个风雪夜，我坐火车到绥棱县看望被关押的父亲，军管会竟然不让见。走到火车站（有五六里地），越想越生气，回去怎么和妈妈、妹妹交代？后半夜2点，我又走到绥棱县委，坚持要见父亲，不见就不走了。军人押着父亲来见我，才43岁的父亲，满头长发，像个犯人，苍老了许多。我拿出苹果让父亲吃，天哪！看管人竟不让吃！我含着热泪当他们的面大口大口嚼吃苹果以示抗议！1972年四月的一个雨天，我又乘车去绥棱看父亲，父亲虽然解除了看押，但还是没有自由。他在县评剧院舞台上烧炉子。爸爸说：“当年我在这个舞台上向全县干部作报告。” 五七干校是省革委会派的共产党的干部领导，当然也有个别大学生造反派任领导，但不是主要领导，不起主要作用。
干校学员干部一律叫“五七战士”。虽然也被继续“运动”，批判，劳动，但好歹是“战士”，仍然享受“落实政策”的待遇，不必像在牛棚那样戴高帽、逼供信，甚至挨打。而且他们在干校的时间并不长，随时会被“解放”而回城工作。现在逆向思维，没有五七干校，干部留在城里机关，继续被造反派管制，其命运不知会怎样。 同理，当时知青不下乡，留在城市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继续造反或逍遥，岂不是彻底毁了这一代？
所以我说，错在文革，五七战士和知青都没有错。当然，从当时打击、惩罚干部的宏观意义上说，五七干校抹不掉它的先天不足，所以干校后天难以为继，必须解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将这一历史现象认定为“党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指出：“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强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2013年1月30日，柳河五七干校知青张索明和他的团队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带着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素梅、知青博物馆筹委会负责人黄春来和我赴柳河五七干校参观。 参观后，我这样留言： “柳河五七干校历史博物馆结束语说‘是非功过，我们不予评说。’做为省清河五七干校的知青，我要说：柳河五七干校在当年中国动乱危难时刻创办的一座挽救大批干部的好形式，是总理亲自过问和部署的，他要求各地拿出办法保护被批斗的干部，让他们暂时下到基层接触社会，转变作风和集中管理。假如当时不办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留在城里继续关押、被批斗，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我怀念并肯定五七干校的原因，当然，受时局影响。五七干校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是另外的问题了。”1968年大批学生下乡时，我因从1959年患肺结核复发，17中的大妹替我随我们13中的战友去了兵团4师36团。年底，造反派为霸占我家房产（当时我家在大直街与吉林街交口处，现在为深业大厦地址），强行将我家搬迁至文化街只有12平方米的苏式板夹泥平房，家中也需要我照顾。 但1969年，学校继续动员下乡“不留死角”。于是我报名抚远的一个兵团，服装和红宝书都发了，却因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到边疆的要求而被退回。这样，经学校出面联系，1969年9月10日我去了黑龙江省清河五七干校。
当时干校五七战士来自省政府机关和所属的报社、文联、文化局、演出剧院等单位，有不少是国统和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著名作家。 连续两年我参加采伐连同他们在一个连队，深受他们的影响和教育。在采伐连，我和另一名女知青（后任沈阳市委组织部部长）主办了蜡笔刻制的油印版的《采伐诗歌集》，收录了不少老作家的诗歌。 在五七干校，我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没干过一天做办公室的日子，即便是刻印小报也是在劳动后的晚间去做。
由于能吃、能干、能睡，我的身体日益强壮，50年竟然没再犯过肺结核病。1972年随着五七干校干部学员陆续回城安排工作，知青也陆续安排参军、上学和招工。我虽然去不了清华、北大、复旦（干校知青都有去的），我能被推荐（也需要面试的）去哈尔滨市中专师范学校，回家照顾老母（那时我父亲仍在绥棱县，后来调入黑龙江公安干校，两个妹妹仍在乡下），也算是知足啦！中专毕业当老师，调南岗区委任秘书，考黑大中文系，毕业留校党委组织部，后调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党的生活》杂志当记者，直至副总编、编审退休。退休后有幸来到知青联谊会这个大家庭，认识了很多下乡到各地的战友，交了很多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互尊互敬的好朋友。特别是在哈尔滨北大荒网站开办专栏，又有了做事的一亩三分地，我真的很幸运！
回忆难忘。
过去的时光历历在目。
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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