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城知青 于 2012-6-27 23:38 编辑
“就是这幅《麦黄时节》，本来是要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当时江丰对这幅画相当欣赏。”刘荣彥拿起这幅版画给我们看，他的眼瞳里隐约流露出一丝憾意。他补充道，“当时江丰同志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他亲自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了四幅中国礼品画，准备悬挂到教科文组织办公室的。当时我们重返联合国时间不长。他跟另外几个专家说，你们看这幅画生活味有多浓呀，是幅好画。”刘荣彦叹了口气，“真是事事难料，几天后他在一次涉及文革绘画争论时突发脑淤血……，这幅画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幸运之神与刘荣彥就这样擦肩而过。这是３０年前的事情。回忆往事，无论是辛酸，还是甜蜜，都是宝贵的，虽然有的是不堪回首。 刘荣彥，与新中国同龄，１９６８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省勃利县境内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三十二团（北兴农场）。他种过地、收过麦，上山伐过树、下矿挖过煤，当过中小学教师，阅历丰富。由于他的绘画天赋，他后来被抽调到团部宣传科做美术创作员，从事绘画宣传。 当时“文革”运动正处于高潮，一些诸如批判走资派、捍卫毛泽东思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火药味极浓的政治宣传画，就自然落在了刘荣彦的头上。从团部两侧的宣传板到团部商店门口的政治性宣传配画，从机关食堂的宣传画到团部大俱乐部的宣传厨窗，到处都有他刘荣彦的作品，版画、水粉、国画、油画，样样都有，每年全团运动会的会标、宣传板都由他带人完成。没完没了的运动，对刘荣彥来讲，就是没黑没白的创作政治宣传画，大量涉足许多原本不可能够得着的题材创作，他的绘画技法在不断的重复中得到提高，而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也帮助了他。 再后来，兵团战友们发现，刘荣彦的一些作品开始出现在《兵团战士报》、《牡丹江日报》、《鸡西日报》上，版画、国画、油画，都时有发表。刘荣彦在北兴那旮旯儿，成了名人。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第四师第四十二团还有一位上海知青叫沈嘉蔚，一幅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因被当时的中央领导看中，便名声大震。当时兵团出了一批画家，刘荣彦便是其中之一。 1976年初，《人民日报》副刋发表了刘荣彦的版画《闹春潮》；《美术》杂志封二刊登了他的《追花》。作为北大荒知青，多幅版画作品能够在党中央机关报和全国的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它意味着美术界同行，对刘荣彦的艺术水平十分认可，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闹春潮》是以北大荒春播作为创作题材的一幅版画，刘荣彦的这幅版画颇有创意。当时生产建设兵团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国家生产粮食，春播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刘荣彦选择一个场景，这就是几个知青行进在上工的道路上，因为画面上有一台播种机，则与闹春潮扣题。而刘荣彦这个主题，有意无意之间触动了时局上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唯生产力论。 我们先抛开政治背景，从艺术创作方面看他的创作艺术。首先是，画面采用了一个较小的分割方式，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留白手法，形成一片天空，很和谐；下半部分用刻刀篆刻成大面积黑黝黝的土地，二者之间产生白黑对比，它以明亮的白色衬托出下半部分颜色比较浓重的画面主题，使画面的主题更加醒目，进而也突出了北大荒广袤黑土地的主体色彩特征。占据画面上半部分的主要物体，是一台播种机。画家在设计这个画面时，前面的拖拉机只是露出一个尾部，而拖拉机连接播种机的拉杆被夸张地加长了，这不仅好看，增加了很多想象空间，还在画面构图上为主体对象，即前去参加春播的七位知青预留下更为突出的位置。 熟悉农场生活的人们会发现，除了播种机的拉杠加长了，《闹春潮》还有几处超越现实生活的地方，譬如播种机上坐着人，黑土地之上长有斑斑点点的小黄花，这些个在春播开始的初春时节，这种自然现象是不太可能出现在北大荒的，因为东北时令要晚得多，可是作为艺术创作，高于生活，点缀画面，使整个作品增添春天之气息，是画家对自然界的感悟，也是艺术创作的精典之处。《闹春潮》为了突出主题，强调一个“闹”字，刘荣彦在画面上还点缀了一些喜鹊，而远近几拨喜鹊的出现，不仅活跃了画面，展现出春天的气息，还因它们的远近不同，与不同远近的拖拉机遥相呼应，强化了画面的纵深感。《闹春潮》还有一处细节，那就是画面的右下部分，那正在消融的冰雪，以及冰棱花的出现，提高了画面的质感，也给画面创造了一种温润而浑厚的氛围，从节气上揭示沉睡一冬的北大荒已开始萌动，正可谓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用一系列动起来的景物，表现万物复苏的春天特征，正是闹春潮主题的需要。 画面中的人物，这些人物，从服饰、表情、动作，到道具，都说明刘荣彦对生活观察的细腻。刘荣彦在刻画人物方面，注意到了知青的气质特点，虽然面目表情上，我们难以确定他们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可从面目清秀、身材高挑和步履矫健的刻画，都十分清楚不过地交待了知青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新型农民的形象。画面之上，几个上工的知青意气风发地去春耕的场面，产生了极其生动活泼的效果，反映出这些年轻人对生活对未来充满渴望。而画面中选择的七位男女知青的塑造，是刘荣彦对自己和周围伙伴们的理解和认识，而以知青作为新一代农民形象的刻画，其实他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建设现代化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国民夙愿通过这幅版画展现了出来。 这里有刘荣彦自己的身影。刘荣彦的创作像是在写日记，他把自己的诸多感受和理解融入到这个画面里面。这就是，将那个年代的上百万知青听从党的召唤，不怕吃苦，勇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境界，准确地浓缩进了那个方尺之中。他将那个时代，先进与落后，正义和邪恶，以及一切可以注释那个疯狂时代，人们那种渴盼社会生活走向正轨，人民群众必须要吃饭的道理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一批特别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刘荣彦这幅版画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是见证历史的特殊艺术珍品。几十年后，当黑龙江省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时，那位以自强不息拼搏向上而令人尊重的女强人说：这幅画真好，我真的好喜欢。至于好在哪呢？其实，没有经历过那场动乱，或者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是很难从它的画面里读出其中的核心内容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幅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1976年的春夏之交，那场“十年浩劫”终于要走到了尽头，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在绝望中并没有发现曙光，倒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政治运动甚嚣尘上，政治气氛极其敏感。在主题先行，凡事都要讲政治挂帅的那个时代，刘荣彦在这幅版画作品中反映出的政治主张，显然同当时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的主张并不合拍，反倒有些背道而驰。那么，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当时这幅作品，我们不敢断言，刘荣彦当时就有反潮流的批判精神，但是刘荣彦生活在最基层，且又是身居在一个非常偏远闭塞的北大荒，他对外部世事了解不够多，特别是对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的理解和感悟的迟钝，恰恰让他有胆量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最基本心愿。他的这幅《闹春潮》无论怎样讲，都是表达了当时全国人民这种渴盼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呼吁国家经济建设步入正常轨道的一种心声。这幅作品能够得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同志的认同，表明了刘荣彦的这种朴素的心愿与中国第一媒体某些同志的心灵产生了共振，于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或者说出于一种责任感，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发表了这个能够表达正义心声的作品。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黑龙江生产兵团第四十二团的上海知青沈嘉尉的一幅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被上边领导人发现，而名声大振。于是《闹春潮》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后来进入黑龙江省版画大辞典是必然的事情。中国美术杂志等专业和非专业类的书报刊都以封面或其它形式作了刊登。沈嘉蔚和刘荣彦等成为当时黑龙江建设兵团的知名的知青画家，在全国的知名度相当高。 刘荣彦的版画艺术水平源于他对中国版画的特殊理解和对美术创作有着特别的喜好。这个，在他的许多版画中都能找到例证。《祝福鄂温克》是他创作的一幅参加全国大展的作品。他深入大兴安岭林区，在那里同鄂温克族兄弟朝夕相处了许多天之后，创作出这幅反映鄂温克民族风俗人情特点的版画。整个版画表现的是几个鄂温克族男女围绕着一堆篝火，或是庆祝节日，或是祭祀先祖，或是几个性情相投伙伴的相聚，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天劳作下来，他们相聚在一起，欢乐一下，这就是鄂温克民族兄弟的生活习俗。而刘荣彦使用的绘画语言，却给人一种活灵活现的视觉冲击。一位手持太平鼓的少女，在篝火映照下的桃红脸庞，加上她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是汉族姑娘很少能见到的单纯和大方，她跳动的双腿，妩媚的腰姿，给人以仙女下凡的感觉，可以解读出若干变化莫测的内容。而姑娘周围席地而座的几位男性长者，神情上显然是相当地悠然和自在，他们手持动物肉食，端着鄂温克族特有的器皿，吃肉喝酒的动作，在刘荣彦的刀笔之下是这等的惟妙惟肖，极其逼真而生动。刘荣彦在这幅版画的整个部署构图上，采取了详略得当的表现办法：一个“仙人柱”山洞洞口前一小片空地，荒凉的四周却是茂密的阔叶植被，阔叶林木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冠，而这些雪盖的空地中央，是一堆燃烧正旺的篝火，围拢着篝火的鄂温克族人，除了那妩媚迷人的姑娘，还至少有三位鄂温克汉子，他们年齡虽然不尽相同，可是他们席地而坐，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唠着家常喀的神态，集中了鄂温克族人很具个性化的特点。而在画面外围部分处理上，刘荣彦采取了以蓝白色和桔黄色色调对比的运用，勾画出月光下的树木顶着厚厚的雪冠，使用简单的绘画语言表达出繁杂的画面场景。这里，无论是蓝白色的树木，还是桔黄色的篝火，其实都与实际生活本色有一定差别的。这种景物的刻画和创作正是绘画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刘荣彦的解释是，我相信观赏者懂得我这个绘画语言，相信他们会从中读出我要表达出的一种意境或者说是一种感觉。他将版画赋予了生命。他相信欣赏者的阅读能力，所以他常常会有意给欣赏者留下可以探索和破解的空间。 那么，《祝福鄂温克》是什么样的一种意境或感觉呢？我们的欣赏之后发现，画面的蓝白色树木和树冠上厚厚的绒雪冠，其实是一种冷色调，会给人一种寒气袭人的感觉；而与纵深处的黑色草屋形成的关联则表明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可是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一堆篝火映红的那块小天地，却呈现了暖融融的氛围，画面上那位载歌载舞的鄂温克姑娘表现出的那种神态不仅仅是欢快，而且她还以她桔红和杏黄相间的衣裙，以及她艳丽眩目的头饰，与那堆篝火形成了一个色彩的融合，突出了这幅版画的核心部分，而围拢在俏丽妩媚姑娘周围盘腿而坐的那几位汉子，虽说穿着比较原始古朴，却在那篝火的映照下，胸前是一片桔红，面目是那样的清爽，犹如一尊尊铜像，是这等的威武强悍，而他们都头带野兽皮做成的皮帽子，上边还有鹿角状的头饰，则清楚交待了这个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长期的生活习性和民族特征。《祝福鄂温克》整个画面是一种暖色调，表达出这个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世代代是以养鹿为生，而如今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刘荣彦的这幅版画，作为反映人口偏少的少数民族生存和生活体裁的艺术作品，这对于一个拥有40多个少数民族聚集的黑龙江省，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民族政策性，这幅版画得到黑龙江省民委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就不言而喻了，而黑龙江省政府还时不常把它作为礼品，赠送给一些来访的国际友人。而它这幅《祝福鄂温克》却在鄂温克族兄弟主要居住地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根河市、鄂尔古纳，很受欢迎。 今天，我们重新欣赏刘荣彦的版画，从艺术角度品鉴作品，我们发现刘荣彦作为艺术家，他所涉猎的艺术门类其实相当广泛。40多年来艺术创作中，刘荣彦所涉猎的绘画艺术门类，从版画到国画，从水粉画、油画到冰雪雕塑艺术，他是样样精通，有的方面其实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人物画也颇见功力。他以黑龙江少数民族与西藏藏族兄弟作为主要创作对象的人物画也是颇具特色的（因篇幅限制不作介绍）。上个世纪八十年后期，他同我国著名冰雪艺术家杨世昌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参加前苏联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国际冰雪节比赛，他们的雕塑作品获得了国际银奖。刘荣彦艺术创作的水平，在中国美术界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史上他应该留下厚重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国画和油画是他热爱生活、反映现实，抒发自己情感的另一个手段。在北兴农场现在的总局体育馆北墙墙体之上有一幅长卷油画《体育盛会》，长达２６米，宽３米。这是刘荣彦至今留在第二故乡——北兴农场最贵重的一幅艺术作品。《体育盛会》画面上描绘的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一次聚合场景。画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还有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伟人一齐接见运动员的场景。这幅画创作于1977年，画了两个月。当时，蒙冤而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得到平反，刘荣彦大胆地将他画了进去，现在回头看这个大胆的添加，不知道他是出自对刘少奇遭受不公待遇而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是他根本就没多想，仅仅是一种胆大的尝试。或许正是这样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这幅创作于１９７7年的巨幅油画作品具有很高的政治含义和收藏价值。至今３5年过去，北兴农场的这个体育馆，几经翻建扩大，早已面目全非了，而唯独这幅油画完好无损地保留在那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北兴农场的几任领导和那里的职工群众都一致认为，这幅巨画，对于北兴农场就是一件宝贵的文物。 一幅画就是一段人生，一个记忆。哈尔滨的友谊宫始建于１９６０年前后，时代变迁，几次翻新扩建，已早不是当年的友谊宫了。十年前,为了迎接２１个城市的市长会议，刘荣彦住进了友谊宫，为新楼的四楼创作了一幅巨幅国画《春晖》。这是一幅牡丹画，是那样的雍容华贵，艳而不俗，彰显了他国画绘画技艺的高超，他在浓烈的红色牡丹上添加了一定的桔黄色，不仅降低了花瓣的俏丽，也让人觉得这种暖色调的可爱，产生某种亲和作用，而若大一堆牡丹花朵的排列组合，乍一看上去似乎有些零乱，可是只要你稍微收住脚步，定神审视，你又会觉得这幅画真是独具匠心。哈尔滨友谊宫作为一个窗口单位，这幅画也在不同的场合介绍了刘荣彦的绘画艺术，广告作用之后，一些宾馆自然也就找到了他，最远的是北京的内蒙古宾馆，也让他照此创作了一张类似的牡丹画。 刘荣彦在国画创作上最为成功的对象就是牡丹，这是他作为绘画艺术人才从北兴农场被调到黑龙江省作为专业画家，并在中央美术学院进行再学习之后，在其艺术创作生涯上展现出的最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也是他艺术创作生涯中展现给我们最为特别的一个特征。当他广泛地吸取了中国历代绘画大师的绘画特点，并对中国水墨画有着特殊理解和准确把握之后，他的绘画才能和天赋更突出地表现在了国画方面，他在选材、立意上，画面部局和构图上，以及在运笔、色彩使用上，甚至在绘画技法上，都有自己的提高甚至是突破，这些变化在他的牡丹画上最能说明问题。他笔下的牡丹似乎都是给人以满园春色关不住的印象，往往是在一个斗方的宣纸间簇拥着各式的牡丹花朵，而花瓣与花瓣之间似乎无序的组合，恰似他“一种有计划的混乱”，而仔细观察又与实际的牡丹花又有不少的差距，并不是人们于自然界观赏到的那么的具像，可又有谁会说他画的不像牡丹花呢？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牡丹画上清晰可辩的纵横交错的纹理，又让观赏者有 “触摸”到了实物的真切感觉，以至于会让人不禁会猜想，这些纹理是怎么弄上去的呢？刘荣彦在国画创作上，技法上突破性的发明，是他尽量做到“一不重复别人，二不重复自己”创作原则使然。 应该讲，刘荣彦的水墨牡丹有着很深的寓意，那些看似并无太大差异的牡丹花，因为排列组合不同，周围衬托的景物不一样，或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内涵。比如，我们见到的乙丑年创作的三幅牡丹画，一幅是众枝乱叶的支撑下，却是一簇簇乱而有序且雍荣华贵的牡丹花朵，不同的姿态，给人一种摇曳于微风之下的动感，煞似只只飞动的红蝴蝶、白蝴蝶和黄蝴蝶，妙不可言。这使得欣赏者会常常感叹艺术家的创作能力，简直比真实的牡丹花更让人感到愉悦和兴奋。他的另一幅牡丹画同样是以饱满的激情，部署了整个画面，用泼墨法表现，妙笔潇洒，泼辣豪放，那牡丹花煞似灵魂出窍，大有明代大画家徐渭的笔法。他的第三幅牡丹画，由于突出了纹理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似乎是在一片朦胧的霜花之中绽放的绮丽鲜花。他告诉我们他是采取的揉皱法，使他的牡丹更显得妩媚无比。难怪人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刘牡丹。 刘荣彦的刘牡丹称号，在黑龙江省、山东省、香港和韩国、日本、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每次画展，刘荣彦的牡丹画都成为画展的焦点。那年，他在山东菏泽举办画展，非常成功，开幕式居然差点把自己的夫人挤倒。 现在刘荣彦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版画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委会会员，黑龙江省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部中国美术创作研究基地研究员。2008年7月，刘荣彦的四幅作品参加以刘大为作为团长的中泰艺术家联合会在曼谷举办的画展，受到极好的评价。近些年来，他从未停止过探索与创新的脚步，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展，并多次获奖。他还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和联展。他的作品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黑龙江画库的《刘荣彦版画集》、《刘荣彦牡丹画册》、《刘荣彦国画集》等出版物都记载着他的创作经历。而他的两幅新千年作品与传略入选《1900-2000中国美术家选集》，还入选了《世界书画名人》与《百名中国书画家》，这不能不说刘荣彦的绘画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刘荣彦质朴低调，几十年来，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从不搞什么炒作。他只是认认真真的画画，而很少顾及到社会所能给予的关注。所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他的知名度与他几十年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并不相称。可是，从他的版画《麦黄时节》、《追花》到当下的牡丹画、人物画，凡是观赏过他作品的人，无论是业内同行，还是国内外的大小收藏家、国际友人，都会得出同一个结论：低调，并不能淹没刘荣彥的艺术成就。 刘荣彦其实是一个大画家，是一位从未走出北大荒的著名艺术家，也是我们北大荒的骄傲。 （张英林、毕国昌）
| 
[复制链接]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