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影视专稿481《知青日记》断想续篇：答友人永大问

大鹏影视专稿481

          《知青日记》断想续篇：答友人永大问

       刚从联谊会回来，看到你的帖子。你问：应当怎样把“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分开说，把“上山下乡运动”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开看？
       你提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因而单写一篇文章答复。
       我的看法是：
       1.历史决议已经对“文革”下了结论，我不再重复。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革前是党的号召，不是必须执行的政策。学生下乡以自愿为主，如邢燕子、侯隽、董家耕和哈尔滨市1964至1966年下乡的知青都是自愿响应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放弃升学机会而自愿下乡的。
       3.“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中为了解决连续三届青年学生的出路而采取的必须执行的政策。
      为什么非要采取这个政策不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有关。在共和国前后出生的青年学生（老三届）从1949年到1966年是“被教育”阶段。17年的教育是成功的，学生思想品德向上，知识扎实，学有成效。1966年到1968年先是“被发动”、“被依靠”（也可以说是被“利用”、被“损害”）后是“被失宠”（因为后期的“红卫兵”已成为极具破坏能力、甚至成为不可“驯服”的工具和力量，如果不解决，不处理，发展下去势必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对“红卫兵”的依靠，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但这种警告也没有平息继续造反、甚至武斗的风潮）的阶段。这个阶段时间虽然较短，但对青年学生却是危害最深。1968年到1979年是青年学生在乡下“被再教育”、“被改造”阶段。这与文革中“被发动”、“被依靠”的状况本质不同，他们已整体退出文革大闹造反的舞台，从城市来到乡下，不再是“被发动”、“被依靠”的力量，不是文革的“动力”。实质上是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止了青年学生继续参与文革造反和动乱的行动，客观上我们是从毁灭的边缘被得以“挽救”，尽管带有强制和被迫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家那样混乱的情况下实施上山下乡是国家和执政党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管后人主观上怎样看待和评价，在历史的客观上是正确的，因而知青下乡是正确的。简单一句话：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是毛泽东在错误的道路上的“错中对”，而不是“错中错”。因为当时不迅速瓦解城市里的 “红卫兵” 这个被利用、被损害的组织和力量，城市里无休止、甚至总理亲自出面与各地造反派“谈判”都无法制止的动乱必将把国家拖向灾难的深渊。青年学生当时不下乡，继续在社会游荡、造反、闹事，我们都会成为“法西斯”、民族的罪人，我绝不是夸大事实和危言耸听。既然这样，青年学生的造反观、破坏观、打倒一切观难道不需要改造吗？我所以不否定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认为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既害了我们，又挽救了我们。所以我从不反对、甚至糟蹋毛泽东。我始终认为毛泽东的功大于过。我们承担了国家的困难（甚至是危亡），也使自己脱离在城里继续参与动乱，并逐步在艰苦的劳动中和艰难的生活中纠正错误的观念，正确认识历史、社会和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国家有用的人，人民信任的人，这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正因为如此，后知青时代，广大知青仍怀念北大荒，怀念青春的岁月，怀念奋斗的经历。没有人怀念文革，没有人为“文革”翻案，没有人愿意被那种“革命”的“忽悠"，没有人要回到“文革”那个害人的年代。当然，我们丧失了学习深造、培养成才、发挥个人学识能力、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机会，而做出了不得不做的巨大牺牲。但我们也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经历了文革和下乡，我不会轻易被什么政治家、专家、精英的“忽悠”而没有自己的判断。
        关于《知青日记》我已给你留了一本，见面时，送你。看了你会知道当年知青真实的生活、生存状况，这本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日记当然不如后人解释历史，而写的观点“正确”和文字“好看”，但那是我们曾经的足迹、感受、经历和声音。


                                      2012年6月25日大鹏

转《被权力控制的青春，是那样的无奈与绝望》

      大鹏你的见解明晰深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赞同！

大鹏对上山下乡运动，你的见解我赞同意，当时内种情况有些同学很有可能走下坡路，后果不堪设想。

大鹏：
    我过去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文革”期间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一种转移，一种补救，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算作是“英明决策”。
     看了你的苦口婆心的交待，包括另一篇有理、有据的论述，我顿开茅塞。你在这里讲了两个观点：一是毛泽东同志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拯救中国走向险途而不得不采取的“放虎归山”，去受教育，属于“错中对”。二是毛泽东同志把“上山下乡运动”是置“红卫兵”从“被利用”、“被损害”的地位转为“被挽救”、“被教育”的地位，也属于“错中对”。如果我的理解不错，你的这篇议论不能不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尊重历史的合理解释。
    我家里没有上山下乡的。其实，我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解甚为肤浅。请见谅！

吴永大 发表于 2012-6-27 14:01
大鹏：
    我过去有过一种想法，即：在“文革”期间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 ...

永大：
       你对我的理解完全正确。我文章说的意思就是你理解的。你这样关心我们知青上山下乡，我很感动。这里再补充一个重要的事实：
        周恩来没有子女，只有侄子和侄女。据他的侄子周秉和在“人民网”做客时谈，他说：“人上了岁数，年轻的时候记得不是很多了，人上了岁数就有这样一个特点，生理也有这个特点，总愿意回忆回忆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哪个事对我们印象最深？就是上山下乡这一段印象最深。
        当时我上山下乡也是得到了我伯父和伯母的支持。1968年我妹妹周秉建15岁，坚决要求到内蒙古放羊去。到了年底，后来我们同学有陆陆续续到山西插队的，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一个指示，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各地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周秉和说：“到上山下乡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你只能上山下乡。当时，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概1700万左右，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孩子，尤其“文革”刚开始，有老三届，实际上是六届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届的学生，国家那几年攒了好几百万的学生，国家当时困难，单位也不招工，部队能去的是少数。所以，这些人就没有出路，怎么办？正好那时候，1966年、1967年有些串联的红卫兵，当时就徒步串联，所以走到很多偏僻农村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农村很落后，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解决困难，我们到那里去种地，这里面有这样一些比较先进的分子，比较积极的分子，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这样基本上，当时的各界毕业生，起的名字叫知识青年，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北京和全国，北京上哪？到东北的最多，大概有几十万。到山西的有一大部分。内蒙古有农区、有牧区，还有兵团这样三部分。还有到云南牧场的，这是咱们北京分的。至于到陕北延安，我去的是这个地方，只有在延安地区，才有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而且只有北京知识青年，没有其他地方的知识青年来，我们这部分人大概是2.7万多人，分成多少趟火车，从1969年1月份到2月份之间，一个一个专列，然后就往陕北拉。”
      请注意红体字。说明文革初期1966年、1967年就有些串联的红卫兵，走到很多偏僻农村，他们先挑头儿开始上山下乡。后来，可能是国家看到这起码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就请示主席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
      事实上，在毛泽东1968年12月21日发表知青到农村去的指示前的9、10、11月，京津沪杭哈等大城市的初高中学生已经大批上山下乡了。毛泽东发指示后，就成为必须执行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停止上山下乡这个政策。当时为什么会“就这么一条出路，没有其他出路”？当然是文革政治运动造成的动乱造成的。有些人事后后悔、怨恨，甚至咒骂，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不走这条路，一是国家确实无法安排被造反、派性斗争控制而“头脑发热”（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学生领袖”时语）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发了那么多最高指示、周总理亲自调停都无法制止动乱），二是没有其他办法和地方来教育这些学生，都留在城里会加剧动乱。
         由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在他生前始终不能停止，知青在乡下被“再教育”和改造长达十年，各种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矛盾爆发，大批知青要求回城必然在所难免。邓小平果断决策，批准知青返城，中止上山下乡运动，恢复高考等正确政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成为历史。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后话了。

　　

大鹏：
    你刚刚送来的《知青日记》，我刚翻过几篇，包括两个《序》和几篇日记。几篇日记都写得不错，包括你那篇、郝小青、柴春泽等，事件真切，感情真实，语言真心。
    不过两篇“序”，不仅风格异样，而且感情迥然，类乎两个世界观、两个方法论的对比篇。
    侯隽写的序，精短、大气、高远，磅礴，给人以鼓舞、以力量。特别是那句“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弥足珍贵，艰苦奋斗的知青对共和国的贡献应该肯定，广大知青为国分忧、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是篇好文字，值得一读，尤其对我来说。
    而梁晓声的序如同它的题目，是“别样的内心独白”——狭隘，洞天，别扭，甚至还有点自恋。其实当初应当撤掉。是不是有失风度？
    大鹏，待我读完，我有对两个序写一点拙见的想法，与师们分享。不晓得我有否这个能力？再说吧。

吴永大 发表于 2012-6-27 20:13
大鹏：
    你刚刚送来的《知青日记》，我刚翻过几篇，包括两个《序》和几篇日记。几篇日记都写得不错，包 ...

据我了解，英雄所见略同。

           山乡的天籁  青春的蜜月

            ——《知青日记》读后

    前不久，我是在《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上与我的挚友管大鹏讨论“文革”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问题时，大鹏在自己的博文中提到《知青日记》，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于是，这个200多斤重的壮汉子当天就骑着他那辆破得不能再破的、上个世纪70年代剩货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把这本书送来了。
    收到这本书后我就如饥似渴地翻阅，大约用了两天时间基本读完。这本书380页，30万字，今年5月初版，哈尔滨市知青联谊会《知青日记》编委会编辑，主编李素梅，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自2010年8月，这本书共征集到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郑州市、上海市、苏州市、北京市、天津市、赤峰市、泰安市、石家庄市，以及贵州籍知青153名来稿、2000多篇日记。最后录用56人作品，共670余篇。该书请老知青典范侯隽、著名作家梁晓声分别作了序。
    侯隽的序写得漂亮。他的序精短、大气、高远、磅礴，是一篇值得理会的文章。
    侯隽非常珍视知青的那段经历：“那青春的岁月就打上了知青的烙印，那务农的行动就体现了为国分忧的忠诚，在那困难的磨练中也就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不管过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变化，“但我们心系乡里的那种情怀，忧国忧民的那份忠诚，始终没有变，因为我们终生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切为了祖国！而且这种情怀越老越久。”他语重心长地说：“那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弥足珍贵，艰苦奋斗的那代知青对共和国的贡献应该肯定，广大知青为国分忧、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传承。因为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一代人的贡献，尊重为国分忧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重视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保护社会的有益资源，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祖国的未来负责。”这些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侯隽的这席话，就是对知青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最为准确的定位，对知识青年的贡献最为公正无私的评价。
    翻开这56个人的日记，篇篇都饱含着对领袖的忠诚、对祖国的热忱、对农村的亲近、对劳动的热爱、对事业的渴望、对前程的觊觎。无论是上上下下的，到农村插队的，到兵团锤炼的，他们都充满着知青的苦与累，情与泪，都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无论是发生在自身的“与旧传统决裂”的矛盾斗争，还是发生在身边人各种不幸的遭遇；或是激昂慷慨的阶级斗争；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痛苦煎熬。
    在这本书里，知青柴春泽是“与旧传统决裂”的典型例子。柴春泽，1952年生，1971年于赤峰市六中毕业下乡到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当年，他的事迹曾在《人民日报》上大张旗鼓的宣传过，名震遐迩，曾经被国家树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范例。
    柴春泽通过他的38篇日记，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思想斗争的内幕。
    1973年8月31日，他收到父亲信封口盖着印章的来信。信中说，煤矿要补充人员，职工优先。“这次有可能将你抽回……如果决定了或通知你时，要无条件执行……”9月2日，他给父亲写了回信：“……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太阳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做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内心有愧。……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把我的一切献给敬爱的党，献给我国农村面貌的改变，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吗？”11月17日，他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关于你提出的志愿，我没有别的想法，希望你要很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要迷失方向……”父亲终于被说服了。他的事迹后来在《昭乌达报》专门开辟了“向柴春泽同志学习”》专栏；他父亲写的《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促进派》里说“读到孩子的来信我思潮翻腾，他这种扎根农村干革命、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深深地触动着我的灵魂。”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听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发了他在1973年9月2日写给父亲的那封信，还配发了编者按和调查附记。
    郑幼华是哈尔滨知青，1975年9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1月23日，她在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中主动给板报投稿就写道“再次捧起雷锋书，只觉周身都是劲，干起工作猛如虎，学校理论打冲锋。领袖的光辉题词，渗透每个同志心，立志向雷锋学习，做永不生锈螺丝钉。”1976年8月31日，她写道：“铁心务农身似松，乐在天涯展雄风。革命花开限法权，青春为党去立功。”1976年9月10日，毛主席逝世后，她寝食不安，写道：“苏修入侵者打过来，自己能不能牺牲？用不用写血书？向党表示：为保卫祖国甘愿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如果我真的牺牲了，爸爸妈妈看见我的血书，会为我自豪的。”当她看见一个个知青返城后，她的思想动摇过：“我觉得很惭愧，以前宣誓要当扎根派，现在要当逃兵了，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的同学、战友、好朋友都办回城市，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郝志宏，哈尔滨知青，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之所以改名“志宏”，1968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象征我的一生，永远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决走到底，一颗红心永向党。”“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到广阔天地锤炼红心。”（968年10月19日）
    她在1972年4月15日，她22岁生日时写了一首诗《我和新中国一起长大》颇有气派，反映出了她的一颗红心向党的决心。诗中写道：“我多幸福啊！生在红旗下，和新中国一起长大。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我前进的步伐。接过雷锋的钢枪，步步学着金训华。心底激流滚滚，眼前万丈红霞。二十二年的成长，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是红太阳，我是一朵向阳的葵花。我们的祖国英姿焕发，我和增光要求长大。”这正是一个知青向上的心灵表白。
    知青潘春燕是哈尔滨知青，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她对扎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1969年2月4日，他2在日记中说“回不回家，，是z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是能不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问题。”1969年12月6日，她写道：“一个人如同小车一样，如果在你前进的道路上，总是左顾右盼，总是不能下决心选择自己的奋斗目标，那么也一定会像小车一样，左晃右摇，前进的速度很慢。要想在前进的道路上稳步不倒，就得靠自己平时的锻炼，就必须下决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而且必须是一个心眼的向着革命，不能掺假。只有这样，才能像老职工那样，小车不倒，向着奋斗的目标平稳前行。”这句话是说得很精辟的。
    管大鹏是我的同事、忘年交。他也是哈尔滨知青，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五七干校。1969年9月10日，当他踏上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天，他发出感慨：“我决不辜负您的期望，时刻牢记一辈子与高工农相结合决不能动摇！在广阔的天地里生根、开花、结果。像董存瑞那样，不怕牺牲，舍身炸掉阻碍前进的眼光碉堡；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像欧阳海那样，为保护火车安全儿贡献出自己问心无愧的一生；像王杰同志那样，做一个革命的良种，撒在哪里长成高大的青松。”第二天，他又发誓：“创业固然艰难，但未来无产阶级事业创大业，是我最大的幸福。光荣永远属于力争上游、为人民有更多贡献的人。”他后来又多次说过：“为党为人民有更多的贡献是我最大的幸福。”忆往昔，看如今，他仍然是一条说到做到的汉子！
    知青史是中国历史上闪光的一页。《知青日记》中的这些篇目，当然只是千万个知青日记的一小部分，如同大海里舀出的一瓢水。然而，尽管只是这一瓢水，也辐射着耀眼的青春之光。在他们的日记里，确确实实地跳跃着千万颗鲜红的赤子之心，跃动着千万个知青的满腔激情，飘荡着千万面飞扬的奋进旗帜，诉说着千万个如诉如泣的感人故事。我这里摘录的，更是一瓢水中的一滴滴如同蜜水的滋味。知青的这段历史，是我们国家那一代人用不竭的精神财富与道德精品。

吴永大 发表于 2012-6-28 19:46
山乡的天籁  青春的蜜月

            ——《知青日记》读后

尊敬的吴永大老师您好；
    经常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看到您那么关注我们知青。也常听大鹏提起您这位老领导。我代表知青18组全体战友，谢谢您的关爱！同时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活动。并为我们指出不足，和方向。也祝您老身体健康！幸福百年！
                                                                      知青18组组长刘俊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