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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二十五——
百 草 滩 第一生产队在西拉拉屯儿的大西头儿，再朝西北方向走三里多地有块大田，地垄从南到北有三里多长，所以社员们都叫它“长垄子”。地头儿的北端是一片野草甸子，沟沟坎坎儿的高低不平，是一片不能打垄的撂荒地；再往北就是“长安屯”儿的地界，于是这片荒地就成了一片狭长的“两不管儿”。夏天，野草丛中夹杂着五颜六色的小花，所以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百草滩”。幽静的、像银子一般清亮的少陵河在坎儿下平静地流淌着，平时河面只有七、八米宽，河水也不过没膝深。 在我下乡后第二年那个春末夏初的季节，刚刚从土里钻出来的玉米苗儿齐刷刷、绿油油的，显现着勃勃生机。那是个星期天，村上的小学生都放假休息，队长派我带着这些小学生到西北地的“长垄子”去间玉米苗儿。 这些孩子一个个像出笼的小鸟，活蹦乱跳地，一人一条垄撒欢儿似的往前窜，不大工夫，一个个都干到了地北头。满头是汗的男孩子都一溜烟儿似地都跑到河里戏水去了，不敢下水的就坐在小河边上，把双脚泡在水里摆动着，荡漾着一圈一圈的涟漪；小姑娘们没有下水，却连喊带叫地一股脑儿跑到百草滩上采集她们喜欢的野花去了，大地里一下子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天，天空格外晴朗，蔚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丝毯般的绿草甸子上游动着生产队的牛羊，它们肯嚼着鲜嫩的小草，惬意地摇着尾巴，还不时地发出几声嗷叫。百草滩泛着靛蓝、滴着翠绿，在阳光下交织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萌发着一种令人荡魂的柔情。 我仰躺在一道宽宽的土坝似的绿色斜坡上，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又把那本“红岩”小说枕在头下，尽情地体验着大自然那种让人心灵迷醉的美妙意境。这时在我的右侧，一只蜜蜂在离一朵鹅黄色的小花二寸多远的地方，不飞走也不落下，仿佛悬空定在那里，看不清翅膀的震颤，却听得到它那细微的嗡鸣，就好像是来与我作伴似的。我望着天上缓缓游动的浮云，从容而慵倦地飘移着，也许是触景生情，便不知不觉地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可是让我万没想到，在绿坡另一侧那片地里，长安大队的一群女青年正在田间休息。她们当中一些人听到歌声后，竟然悄悄地从西北坡爬了上来，好奇地探着脑袋朝东南坡下张望着，而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当我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掌声，里面还夹着女孩子们叽叽嘎嘎的笑声。这使我十分意外，脸唰地一下子红了起来。我下意识地坐起身回头朝她们望了一眼，这群姑娘见我发现了她们，便呼啦一下子朝北坡下面跑去了，她们一边跑一边嬉闹着，像是做了什么丑事被人发现了似的。我也惊慌地站起身来不好意思地朝坡下走去。紧张中竟把枕在头下的那本《红岩》丢在了地里…… 可是在她们中间却有一个姑娘并不象别的姑娘那么“狼狈”，她只是缓缓地转过身往回走了几步，又朝跑在前面的那群姑娘喊到：“跑啥呀，谁还能把你们吃了咋地？看把你们吓的！” 她刚一说完，我就听见那边又传来一阵笑声，还有一些我听不清楚的话夹在里面。 我虽然是大城市里长大的小伙子，可还从没遇见过这种场面。我不自然地朝坡下面走着，还没走几步，就听见背后又传来了她们的吵嚷声。原来这帮姑娘又从北坡那面上来了，为首的正是最后退下去的那个姑娘。她望着我的背影，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你是哈尔滨来的知青吧？能不能教我们唱几首革命歌曲呀？” 她的话音刚落，站在她身后的那群姑娘又前仰后合地哄笑了起来。我这次回身时才注意到，这是个妩媚动人的女孩，整齐的留海儿覆盖着她的前额，一双齐胸长的粗黑的辫子一前一后地分布着，两条眉毛不浓不淡，弯弯的，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眸子里闪动着山村少女特有的纯真而略带羞涩的光。 出于礼貌，我站住了，扭过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其实我不会唱歌，刚才是瞎唱着玩的。” “我们都听见了，你就别谦虚了！”她直截了当地戳穿了我的谎言。我只好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坡下走去…… 第二次见到这个姑娘，是我当上了兼职的公社不脱产的团委副书记以后，在新一届公社团委召开的首次团委会议上。那次团委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审批各大队的新团员，会议由团委书记王凤歧主持。 在讨论我们生产队那个叫王维和的进步青年的时候，大家显得十分慎重。因为他是一个富农子弟，而且我就是他的入团介绍人。这在农村还是未曾有过的事情。尽管我对王维和的一贯政治表现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劳动态度，做了详细的介绍，可是委员们听后却没有一个人发言。我知道他们有思想顾虑，因为这小伙子家庭出身不好，大家不敢在这种担风险的事情上轻易表态，又碍于我是他的介绍人，所以会议陷入了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坐在后面的一位让我有些面熟的女青年终于发言了。而且讲得入情入理，接着就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同意这个青年入团。 我看过与会人员登记表才知道，这个女青年是长安大队的团总支书记，名叫郝美玲，是公社团委委员中唯一的女青年。 她发言之后，其它委员也跟着在下面议论起来。不知是她发言里对党的阶级路线的理解启发了他们，还是因为她大胆地开了个头，结果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见。王维和成了当时我们公社乃至全县富农子弟当中唯一被发展入团的农村青年。 散会以后，等别人渐渐离去，那个姑娘走到我跟前说：“王书记，还认识我吗？” “啊，好像见过。”我急忙说。 “你现在负责全公社团的工作了，我们大队办宣传队的事，这回你可不能袖手旁观了吧？”说完，她首先爽朗地笑了起来。 我的脸又一下子变得火辣辣的，除了她对我的称呼让我感到别扭以外，更主要是她又让我想起了去年在“百草滩”跟她们那群姑娘“遭遇”时的尴尬情景了。 “咱们互相学习吧。”我连忙解释说 “主要是向你们学习，不光学唱革命歌曲，还得学你们的一颗红心呢！” 她见我有些不解，又接着说：“我是六六年在巴彦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比起你们来可差远了……”说完，她就从黄书包里拿出那本《红岩》递给我说：“这是你落在地里的那本书，可让我们屯子那帮年轻人开眼了，我每天歇气儿的时候都给她们念，她们都听入迷了。这次来开会就顺便给你带来了——这可是完璧归赵了呀！”说完又咯咯地笑了几声，紧接着她又说：“对了，你那儿还有什么好书吗？她们还让我跟你借呢！” 我心里还想着在“百草滩”那次的狼狈相，于是急忙说：“行，行，回去我再给你找找。”我一边说，一边推开门走出了会议室。 这年麦收结束不久，为了尽快结束点煤油灯的历史，我到哈尔滨去给大队联系购买高压瓷瓶。回来的时候，从兴隆镇火车站一下火车，就连跑带颠儿地赶到客运站，好不容易才挤上了当天最后一趟班车。 大客车拖着黄褐色的滚滚沙尘，沿着蜿蜒俯卧在丘陵上的沙石路颠颠簸簸地跑了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要到我们的知青点儿了，可是不凑巧，前面一辆装满沙石的“解放”车压垮了少陵河上那座年久失修的木桥，汽车倾斜着停在桥上不敢动弹，坐在车上的所有人都下车步行了。不论你是从哪儿上来的，既不退票也不退钱，这些农民嘴里骂骂咧咧的直喊倒霉。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美丽的夕阳已经在西边的天际抹上了几道粉红色。 我急着赶路，便随着人流踏上了那条穿过一片玉米地的小毛道儿。 这时的玉米长得已经有一人多高了，我们在里面穿行了十几分钟才走出了这块玉米地。然而这条小径却把我带进了一座陌生的村庄，同行的农民中有人说这是“长安屯”儿。 刚一走进村头儿，就听见从道边儿土墙里的打麦场上传来了《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唱段。我们这群打这儿路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我扭头从人们的空隙中望过去，发现在一群年青人围成的圈子里，一个姑娘正随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教唱的样板戏边唱边舞。还有几个女青年在她身后模仿着动作。那姑娘轻盈的舞姿，舒展的手臂，脚下移动的碎步和那投入的神情，把驻足观望的人们都看呆了。
这让我不能不承认，艺术这东西决不只属于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在这座偏僻的小村里，我看到的是山村姑娘对文化和艺术本能的向往。 这时，收音机里教唱完毕，那姑娘也停下舞步，收起了放在地上的收音机，对着跟她学舞的队员们说：“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继续练习。”说完便领着那群女孩子从人群让出来的一个豁口儿走了出来。 “这不是郝美玲吗？”我心里一愣，两只脚下意识地迟疑了一下儿。就在这时，想不到她竟一眼发现了我，惊讶地向我喊道：“王书记——”在她身后还跟上来几个女孩子。 我急忙跟她打个手势说：“可别这么叫，咱们不都是知青吗？” “不这么叫，那咋叫啊？”说着她又半捂着嘴爽朗地笑了起来。 “你啥时候来的？是到我们大队来蹲点儿的吧？” “不，我是从这儿路过。你们这么下功夫，宣传队肯定办得挺棒了。” 她脸上微微泛着红晕，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可别夸了，我们一个个都死笨死笨的……”。 “可不是咋地，也没人愿意给我们指导，没辙了才跟着收音机一天练那么一会儿。”她身后一个姑娘直率地插了一句。我听得出来，她们还对那次我没有教她们唱歌儿耿耿于怀呢！ 这下子我可有点慌了，连说了几个“不行”之后，又认真地补充道：“过几天，我让我们知青点儿来两个人协助你们排练怎么样？”说着就开始移动起脚步来。 “ 说真的？一言为定，那我可就先谢谢你了。”郝美玲说完又向前走了几步说：“你先别忙着走，我告诉你一条近道儿。” 说话间，她走到我跟前，抬起手指着南面那个岔道口儿说：“顺着右边那条毛道儿再往前走三里多地，趟过少陵河就是百草滩啦，你再……” “啊，想起来了，到了百草滩我就知道该怎么走了。”说完我就急忙放开脚步，顺着她指给我的小毛道儿走下去了。 一路上，郝美玲的音容笑貌屡屡在我眼前浮现。一种莫名的情感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腾着。尽管我这个年龄的男女知青们还都没有正经地谈过恋爱，但也都已经肤浅地懂得了这种事，因此比那些经历过的人具有更大的激情——谁还没从这个年龄经过呢？异性间的微妙情感往往都可能让人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 这年冬天刚打完场，我就带着两个女知青，踏过封冻的少陵河来到了“长安屯”儿，算是兑现我去年秋天对她们的承诺。 第二年种地之前，郝美玲又带着四个男女青年到我们知青点儿学习样板戏来了，还把她们那里涌现的好人好事讲给我听，要我结合这些内容帮她们编几个小节目。就为这两次的来往，我们宣传队的那些小伙子还背着我搞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鬼名堂呢！ 这年麦收之后，各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都集中到公社俱乐部汇演，想不到我们宣传队里那个叫赵凤全的调皮鬼儿竟导演了一场拿我这个“傻冒儿”知青开心的闹剧。 那天，郝美玲亲自为她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报幕，她脖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纱巾，衬着乌黑的头发和闪亮的眼睛，笑容可掬地从舞台一侧走到中央，看上去楚楚动人。她刚一开口，坐在台下头几排的这个调皮鬼儿，竟突然扯着嗓子有节奏地大声喊起了我的名字。随后，我们这个宣传队里的二十几名队员几乎同时抬起胳膊，指着我有节奏地呼应道：“在——这儿——呢”，而且他们默契地配合着一连呼应了两、三遍，然后就前仰后合地哄笑起来。 郝美玲在台上红着脸站了一会儿，见还是静不下来，便扭身回到了后台。台下顿时又发出一片骚动，整个会场看节目的农民们被搞得莫名其妙，我也被这种突如其来的胡闹搞得十分狼狈，不知所措。我无地自容，只好涨红着脸，从拥挤的人群里挤出了门外。心想赵凤全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也不分什么场合，咋把玩笑开到这个份上？我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 演出结束以后，我把赵凤全臭骂了一顿，又狠狠地踢了这小子一脚，没想到这一脚踢重了，只见他一边道歉，一边捂着屁股呲牙咧嘴转着圈儿地直“唉吆”，这一来弄得我反倒有些后悔起来。 原来，郝美玲有个表姐，就跟赵凤全家住在同一个个生产队。那天，她到这个表姐家串门儿，拐弯儿抹角地打听起了我的情况。这事儿不知怎么被赵凤全知道了，加上两次宣传队之间的学习往来，在他看来，这姑娘是有“那个意思”了。于是，他神秘地把这事儿在宣传队里散布不说，还跟我们宣传队的每个人秘密约定好，只对我一个人保密。怪不得，早晨我们排练之前，队员们一个个都交头接耳，诡秘地瞅着我笑个没完呢。下午排练的时候，这些姑娘、小伙子们还是叽叽喳喳地，精神一时不能集中，跟往常完全不一样了。 这不，汇演这天晚上，他们终于按着“预谋”成功地上演了这场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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