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逝去的日子》连载之二十一——
难忘“蔡武装”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如火的骄阳烘烤着大地。晌午，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的社员们一撂下饭碗就躺到炕上睡过去了，只有女人们还屋里屋外地忙乎着洗刷碗筷和喂猪、喂鸭那些事情。村子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只是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几声公鸡的鸣唱，划破了几乎凝固的空气。 村外西北地里那一大片麦田金黄金黄的，饱满的大穗子顶着长长的麦芒直竖着，一个挨一个，挤得密密实实，在微风里摇动着沙沙作响。麦地深处，蝈蝈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越是到火辣辣地晌午它们叫得越欢实。 社员们每天出工、收工都从这里经过，他们望着这片丰收的小麦，心里头盘算着，就是按最底标准估算，去了交公粮、留种子的，每人分七十斤麦子是不成问题的，差不多也赶上了城里人每个月五斤面粉的标准了。一个个心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只等着队长一声令下就动手割麦子了。 可是不知怎地，这两天老队长“蔡武装”总是拧着眉头闷闷不乐。大伙儿知道他是个经验丰富而又有主意的庄稼人，麦子改割的时候他自会发话。可是农民们凭着经验，觉得这麦子动得手了，怎么老队长这儿还没动静呢？ 原来，在前天的“三级干部”会上，公社已经给生产队长下达了统一部署。等小麦都进入成熟期以后，公社首先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誓师动员大会，然后统一开镰大战三天，等到小麦全部上场以后，再把公社唯一的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和县里刚刚拨下来的那架脱粒机派下去，到各生产队轮流脱粒，也好让社员们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这农业机械化的厉害。 其实早在头十天，公社的汤书记就在电话会议上宣布过：“麦收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公社要统一动员、统一开镰、统一送粮、统一向县里报捷。如果哪个生产队破坏了公社的“四个统一”，那么哪个生产队的队长就要承担政治责任……”。 我们生产队今年头一回给麦子施了化肥，想不到长势这么好，而且提前进入了成熟期。老队长几天来始终想不通，麦子该割了，为什么还要等着开什么动员会？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是他年轻时在抗联里落下的毛病。他头部受过一次伤，至今还残留着一块弹片，平时没什么感觉，可是一着急上火就非犯这头疼病不可。 这天晌午，他一撂下饭碗就心长草似的来到了生产队那个三间老屋里，习惯地坐在炕沿上闷着头抽起烟来。突然，挂在那根榆木柱脚上的广播喇叭嘁哩喀喳地响了一阵子，接着就传出了公社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部长那拉着长腔儿的声音： “——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今天晚上七点半，集中全体社员，收听公社党委关于麦收工作的‘四统一’部署……” 老队长不等拖着长腔儿的李部长把话讲完，就掐灭了剩下的那半截儿旱烟，往墙角儿的地上一扔，干咳了一声，就习惯地背起双手，满脸怒气地朝着屯子当腰儿靠近公路的大队办公室走去。 老队长姓蔡，是村上土改时的老党员。没念过书。打土豪、分田地以后，他在识字班学了几天，后来当上了管理区的武装委员，吃上了官粮，有了“铁饭碗儿”，人们都叫他“蔡武装”。 搞合作化那阵子，在入社问题上一些农民怕搞不好挨饿，顾虑重重；“蔡武装”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那些人，急得他嘴上都起了泡。后来他才知道是有人在攀着自己呢。一个叫“李二转子”的背地里就说：“敢情他在管理区端铁饭碗儿了，打不打粮食都有他吃的，可咱们呢？” “蔡武装”一气之下，到管理区以没文化为由辞去了武装委员的职务，三天以后他又回到村里来了。在重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把狗皮帽子往土炕上一摔，“扯他妈别的没用，我就照直跟你们说了吧，我的公职不干了，‘官粮’不吃了，本来咱就是大老粗，从今往后咱大伙儿都一样了，你们都掏心窝子说吧，这合作社咱到底是办还是不办？ 人们吃惊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纳闷儿呢，突然炕梢儿有人喊了一句“这合作化，上级有政策，咱谁也不敢说不办。可你刚才说的可是实话？” “我老蔡长这么大还没说过一句假话呢！” “这么说是真的？好样的！”说这话的正是“李二转子”。 “就冲你这党员，咱服气！往后俺们就听你的了，谁他妈再说熊话不是他娘养的！” 结果，当天晚上大部分农民都登了记，第二天上午，全村二百多户农民很快都入了社。 合作社搞起来以后，“蔡武装”没白天没黑天地领着社员们一块干。开起了豆腐坊，又盖起了粉坊，冬天还派社员上山采摘，割苕条，组织弱劳力编土篮子、编炕席，农闲时期还把生产队的马车派出去进城拉脚。到了年底，他领导的这个社几乎家家都丰衣足食，社里还添置了几件新农具，各家都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喜庆的丰收年。 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 一次公社召开“定指标、放卫星、掀高潮”大会，不少大队干部都放出了亩产千斤的“卫星”，这可把他气急了，脸红脖子粗地与人家争辩，还骂人家是“吹牛皮”、“扯犊子”。结果遭到了公社领导的批评，戴了半年多“思想右倾”的帽子。可是他就是不听那个邪，也不管什么右倾不右顷的，就是一个心眼儿，憋足了劲儿领着社员把自己那个大队搞得红红火火。到年终分配时，社员们口粮分配在全公社最多，劳动日值也最高。 公社想把这个冒尖儿的大队当成先进典型报到县里，可又一想，大队长老蔡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当典型报上去不大合适。然而消息不胫而走，这个冒尖儿的大队受到县里的关注，并且给公社打来电话，说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到拉拉屯儿来总结经验，要求公社党委配合。 不总结便罢，这一总结倒坏了，工作组发现“蔡武装”不但没有原原本本地落实县委“以粮为纲”的指示，而且搞的全都是编框编篓、进城拉脚等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什么“定额包干”那一套。“蔡武装”这下子可倒了霉了，虽然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上去了，可是自己却成了“抓住资本主义尾巴不放”的反面典型。 工作组批评他“只知道低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批评他“把社会主义的马跑瘦了，把社会主义的路跑偏了”；是“既得利益者”、“狭隘的农民意识”，并且给公社党委作出指示，让老蔡做深刻检查。临走时还再三提醒他今后要牢牢记住：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 公社汤书记也一再检讨，说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才出现了“灯下黑”，表示一定以此为教训，以老蔡为反面教材，对全公社大小队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线教育。 公社领导的面子让“蔡武装”给丢尽了。县工作组走后，公社党委就宣布让“蔡武装”停职反省，听候处理。接着，公社又派一名副书记来到大队，重新调整领导班子。考虑“蔡武装”在群众中的威信，最后给了他个降职处分。从那以后，“蔡武装”就成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几个知青被分配到生产队以后，他自然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上级。 我们还记得第一次听“蔡武装”讲话的情景，那是他在研究春耕生产的社员会上的开场白。 “今儿个开会没别的事儿，昨个儿队委会商量了，说让社员大伙儿再合计合计，看看来年春天咱们一队的这个产哪，怎么生，啊——” 没等老队长的话说完，我们几个知青都不约而同地“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幸亏同时都一下子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才没让老队长下不来台。至今想来还让我们感到对不住老队长呢！ 儿子“大壮子”十一岁那年在村上念三年级。这小子挺淘气。有一次他跟同学打闹，由于用力过猛，把裤裆睁开了，肉露在了外面，同学们在操场上“丢手绢”，他只好靠在墙根儿一动也不敢动。 还有一次，在学校里跟同学摔跤挣断了裤腰带，不能上学了，他妈到供销社去买，一打听要七毛钱，没舍得买。回来就跟队上的保管员要了一缕麻，回家搓了一根麻绳让儿子扎在裤腰上。第二天被他爹看见了一顿追问，老伴不敢不实说，结果，被“蔡武装”一把拽过来猛地一搡，老伴咣当一声脑袋撞到了墙上，头上出了血，还鼓了个大包。”蔡武装”指着她娘儿俩狠狠地骂道：“往后你们再敢动生产队一根草棍儿，我就剁了你们！” “蔡武装”刚回到生产队当队长不久，就听有的社员在背地里议论，说队里的帐目是糊涂账。当会计的管帐又管钱，支多少花多少谁也不知道。 大伙反映的会计叫王彬，是“蔡武装”的外甥，小学六年文化。“蔡武装”不声不响地请来了大队会计，说要帮助王彬理理帐目。结果发现王彬这小子占用了生产队七百多元现金。王彬两口子上舅舅家求情，“蔡武装”让他打了个欠条，年底一次扣清。在晚上的社员会上，还毫不客气地宣布免去王彬的会计职务，由社员大会另选他人。同时又让社员们选了一名不脱产的出纳员。这下子外甥可就记了他的仇。 当年开春儿，上头拨下来数量不多的化肥，科技推广站的人说，这东西一袋子能顶一百车大粪，别的生产队长都不敢相信，咋说也不要；可“蔡武装”却专程到县里去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细心听人家讲解这种神奇肥料的化学原理，回来后，我们知青也向他介绍了化肥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中提高产量、促进早熟的实例。于是他一下子就把拨给全大队的化肥全包下来了。大队长不同意，最后只分给了他一半儿，另一半儿硬是半动员半强迫地摊派给了其它生产队。 王彬在一旁看了，冷嘲热讽地说他舅舅是“大老粗戴眼镜，硬充文化人儿”，还煽动一些老农说：“你们上岁数人谁不知道？庄稼是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呀！这玩意儿纯粹扯淡，这不是拿队里的钱赶时髦吗？” “蔡武装”听了就当没听见，连理也不理。 天随人愿，今年春上风调雨顺，小麦又施了化肥，所以我们生产队的麦子长得身量高、穗头长、子粒饱满，这可真让其它生产队的社员们羡慕坏了，受教育最深的应该是其它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们。原来，他们把化肥拉回去以后，根本就没有用到地里，有的拉到了地头儿挖个坑埋上了；有的一直堆放在仓库里……事实让他们承认了化肥的效力，也见识了“蔡武装”的胆识，虽然都是大老粗，可大老粗跟大老粗还不一样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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