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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伟峰：逃票记】列车从博克图一路向北疾驰，我和哈尔滨铁路局特种设备检查组一行5人，离开海拉尔分局的博克图站，向齐齐哈尔分局加格达奇站前行，其中有齐齐哈尔分局刘处长提前到车上来接我们。
我坐在车窗旁，看着窗外大兴安岭秋天的景色，他们4人在包厢里打起了扑克。这时，一位乘警走过来，看到4个人正在包厢内打扑克，一步跨进包厢，把桌上的钱一把抓起来放进自己口袋里，并伸出手来，对着他们说道：“票！”这声音令我收住目光，扭过身来一看，心里说，嘿，来戏了！
只见他们4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出声。“票，没听着呀？”乘警厉声道。这时，检查组组长从上衣兜掏出一个黑皮的检察证递给乘警，这位乘警连看也没看，“啪”地打了个立正，急忙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放在桌上，慌忙中结结巴巴的说：“对不起，领导。”随后，乘警尴尬地呆若木鸡般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他们4人不玩扑克了，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
这场面，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自己心里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幸亏这时车长叫我们去餐车吃饭，方才解了围。喝了两瓶啤酒，回到软卧，我躺在上铺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想着想着，想起了下乡逃票的一件件往事……
1968年10月，我下乡到兵团五师，也就是现在的九三农场，后来又在小白林区抬过木头，都回过家。那时，哈尔滨知青坐火车基本不买票，起码是买票的时候挺少。我记得，因为双山和小白都是小站，那时上车不验票，在车上有时验票，有时不验票，但到哈尔滨出站时是要验票的。
一开始，坐火车不买票，心里还是很慌的。每逢验票，心就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似的，检票时只知道向后跑。那时我们坐的一般都是普客，火车开得挺慢，见站就停。我们跑到后面车厢，只要停车就赶快下车向前面的车厢跑，因为那里已经验完票，不会再验票了。后来，这种经历多了，有了经验，也就习惯了，可以做到乘车不买票，脸不变色心不跳。
有几次逃票的经历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真是惊心动魄。
一次是4人一张票。我们一行4人（我忘记有谁了），在双山站（现九三站）乘坐加格达奇到哈尔滨的直快。这趟车有位女列车长特别厉害，估计她家没有下乡知青，验票特严，我们回家就怕碰到她，想尽了办法逃票。这次回家，我们4个人买了一张车票，装在一个黄色的书包里，放在行李架上，大家都分别坐着或站着。那时，验票一般不在票上打“眼儿”（验过票的标记），而且车上人太多，大部分是知青，挤得和当年“文革”串联差不多。当验票时，我们采取人动票不动的办法，就说票在那边，能混就混过去，混不过去，就到行李架上拿给他看。就这样，我们4人买了一张车票就顺利回了趟家。
另一次是滨江站“闯关”。我和田志新、邹念力、都新力等一行五六个人乘火车回哈尔滨，当时我们每人买了一个毛主席半身像（塑料的带夜光）捎回家去。那趟列车开开停停，车速太慢，我们坐了11个小时，躲过了车上的历次验票。车到滨江站，下车一看，坏了，到处是戴红袖标的，堵截不买票的人。怎么办？就是闯，跳板障子出站。你不是拦吗？我们一商量，就用毛主席像挡，那时谁敢碰毛主席像呀！就这样，我们闯关成功，顺利到家。现在看来，估计那些执勤的家里也有下乡的孩子，否则怎么能抓不住我们？后来听说跑车的对知青都不太管，因为他们家里也有知青。
还有一次是绝处逢生。我一个人从小白上车到哈尔滨回家，已经躲过了两次验票，车过绥化站马上就到家了。自己心想没事了，谁知道这时又来验票，我一节一节车厢地窜，直到被撵到半截旅客车厢（另半截是宿营车）里，两头一堵。自己心想，这回完了，大河大江都过来了，没想到栽在小河沟里了，肯定得补票了，不过要镇静，再镇静。当时我坐在负责补票的列车员旁边，看着一个又一个补票的人补完就走，补完就走。自己琢磨着，他们是在“瓮中捉鳖”，也正是精神放松的时候，有了，我灵机一动，慢慢地从兜里拿出点零钱站了起来，一边数钱一边往回走，那个列车员以为我已经补完票，就放我过去了。当时我略施小计，用了点儿心理学，得以绝处逢生，逃票成功。
以上这些逃票的经历，都是我下乡时不光彩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好笑。应当说，这些“小把戏”是在那个年代、那种处境下被逼出来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知青生活的压抑、苦涩和无奈。
列车奔驰着，在大兴安岭山间蜿蜒穿行。我想到，当年逃票的小知青竟然在铁路上班了，现在坐的还是软卧，有“公免”和检察证，完全不用担心验票了，这不是命运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吗？
策划 | 王胜
编辑 | 子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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