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鹏影视专稿478
2012北京高考 ——纪念国家恢复高考35年
2012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35年。北京，73000名考生进入全市2300多考场应试。为此，在京召开的上合组织会议交通管制推迟半小时。 我家二宝参加高考，我和老伴、儿子儿媳、大妹在京为二宝助阵助威。
高考奇观：1160万人报考
1966年大批初中高中学生中断学业，下乡成了知青。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七二一工人大学”逐渐向上海乃至全国推广。 1970年开始，高等学校恢复部分学校招生，所有的学员都是“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 北大当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训班）2392人，其入学文化程度分别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 1977年８月，文革终止。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三十多位老中青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还有教育部、科学院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环坐，每天上午、下午讨论，小平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平等地和大家讨论，不时插话。小平同志明确回答：“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 会议讨论高校招生，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引起了大家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有人提到清华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了８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三年就毕业了，根本没什么真才实学。小平听了此言，当即不满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教授学者们情绪激昂地讲出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大家都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小平同志的明快果断，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其中1977年570万考生报考。全国大专院校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由于报名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超过预想，一时竟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刷试卷！最后，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使这一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11年，世界人口最多急需各种人才的中国没有高考，半瘫痪的大学只能接受获得推荐的工农兵学员。高等教育这11年的空白，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的损失。 那时，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考生的年龄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参差不齐。 有位考生一个题也没答出来。在卷子上画好了一个大鸭蛋，而且画得阴阳面分明，立体感很强。鸭蛋旁还题了字： “阅卷老师辛苦了，送个鸭蛋来慰劳！” 还有的试卷写了《答卷有感》的打油诗： “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 尽管高考还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还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至今的35年来仍是选拔高等教育人才的一个主要形式。 高考无疑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天，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岗位上，都有高考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
1972年，我下乡所在地“黑龙江省清河五七干校”大批干部重新安排工作陆续离校，校党委也陆续安排知青上学，中专学校居多。8月，我有幸参加面试，被哈尔滨市师范学校（中专）中文系录取。学习仅一年，1973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市第125中学任教师。在校入党，提为教育组副组长（组长空缺）。1975年南岗区委调我为党委秘书。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因底气不足，未敢报考。1978年1月结婚，妻子催促我报考文科。那时我工作正忙，参加各种会议，撰写各类公文。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开夜车复习。语文、政治、历史基本放弃，凭初中毕业的老底子试试看吧。全力以赴补习地理和数学。幸亏不考外语（报考外语专业还是要考外语的），初中学的俄语早就忘光了，连“哈拉少”都不会拼写。 补数学没有书。听在新华书店卖书的同学讲，《三角》、《代数》等教科书再版发行了。托他买，他说：“领导不让私下卖书，谁卖开除谁。”我到秋林对面的新华书店排队，但见人流滚滚，队尾已拐到现今“大世界”商城那边去了，南岗公安分局出动大批警员到现场维持纪律——那购书的景观，我从此再也没见到。还得求助卖书的同学。我们像“特务接头”：他与我对面而视，面无表情，垂下的手无意扔下一个小纸团，迅速擦肩而过。我低头假装系鞋带，捡起纸团不动声色迅速离开，确定无人跟踪，在一偏僻处打开纸团，是一张盖有红印的购书凭票！我心狂跳，好像中了大彩（我从不买彩票，当然也从未中奖）！立即买到了数学教科书。自己看，怎么也看不明白高中数学。请一在校高中生为我讲解补习。 进考场那一天，我的补习“老师”教导我：发试卷和草纸后，立即把你能记得的公式先写在草纸上，答题时，会哪题就先答哪题。不会的就放弃吧，丢车保卒也比瞎蒙强。照他说的还真管用。公布考分，我数学得了40分，最终帮我进入录取分数线，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数学的40分救了我。要知道，与我都是初中毕业的、同参加高考的同学和同事，其中一人数学得12分，进了大专。另一位数学0分，最终落榜。 考入大学无疑改变了我的命运。1982年我毕业被留在黑龙江大学党委组织部，1984年调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党的生活》杂志社，先后任记者，编辑、副编审、编审，副总编。职称，工资，房子啥也没耽误，直至2009年退休。
连考四年：小姨终于上了大学
1980年18岁的小姨子高中毕业，报考大学。连考两年，未进入录取分数线。“你太笨，别学数理化了，改文科吧。”我说。在家人的劝说下，她改学文科。那时校外有了补习班。我毕业提前告知留校，没什么压力了，就骑个破自行车托她去补习班补习。那时好像刚有出租车，没坐过，也坐不起。 1982年参加文科高考，小姨的分数又没有进本科的录取线，但可以进大专。她不去，铁了心要报考大学本科。再补习一年吧。终于在参加高考的第四年，1983年，她考入了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四年后，1987年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公司。1989年随爱人、也是黑大中文系的同学下海经商，又去了俄罗斯、意大利。1994年在意大利生下儿子。后来两人离异。小姨至今一人在意大利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2012年：二宝在北京参加高考
1997年10月，小姨携儿子从意大利回哈探亲，走时，把两岁半的儿子留在我们身边。岳父岳母体弱年迈，照顾“二宝”的重任自然落在了我们身上。此时我的大儿“大宝”正读高中。二宝刚会说话叫我爱人“大姨”时，我就断然决定让二宝叫我“好爸”，而不是“大姨夫”。原因一是我喜欢这孩子，二是我不能白养他，作为“报答”让他从小就记住我。于是，“好爸好”是我每天最愿意听的问候。 年复一年，光阴似箭。转眼，二宝小学、初中毕业，在哈上了高中。小姨一两年回来一次，带意大利青年学生到北京和黑龙江大学学习。小姨成功地在北京原单位找回工龄，并把二宝的户口办到北京。这样，二宝从2011年读高二起，到北京北大附中住校学习，为的是高考。据说北京高考的分数要低一些 。此时，我的大宝已从西安武警工程学院毕业在牡丹江森警支队工作了八年也调北京森警指挥部工作。 “二宝今年高考，你们得来北京陪他高考。他身边不能没有亲人。”大宝说。 于是，2012年5月26日，我和老伴进京，住儿子家。北大附中管理很严，学生刷卡进校，外人登记进校。学生宿舍六人一间。我们去看望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买些食品。考场确定后，我们去租宾馆，三五百元的宾馆早已客满。看中了一家宾馆，每天1862元，太高了。二宝的妈妈在意大利通过上网预定了北京一家五星级宾馆，翠宫宾馆。对外每天1500元，照顾高考，每天600元。赶紧订下。 2012年6月7日、8日，连续两天高考，二宝与我爱人吃住都在宾馆。我则乘公交车奔波于宾馆、考场和儿子家。高考期间，儿子大宝出差到云南。幸亏我们来了，不然二宝多孤单！ 和许多不相识的家长坐在考场外的树荫下等待考生出场，不时地有人发各种广告传单，有介绍国外学校的，有推荐国内景点旅游的，有卖手机的。尽管城管不断驱赶他们，没收传单，他们与之周旋。我居然还得到他们发的小扇子、小本子和矿泉水！ 时间到了，考生陆续出来了。我手持摄像机录下这一刻，就是不见二宝出来。人快走光了，二宝才出来。“考得怎样？”不敢多问，怕影响孩子情绪。二宝也不愿多答。正好被电视台的记者拦住，二宝想躲开，我劝二宝接受了采访，我则在一旁录下了采访的过程。也不知电视台播出没有，我们也没时间看。 6月11日，二宝在北大附中参加高中毕业式。6月12日，我和爱人带二宝从北京返哈。 回来不断有朋友问我孩子考得怎样？我回答：孩子和我们都尽力了。报上说，北京今年高校录取考生的比例在85%以上，但愿二宝有个去处。 ——撰写此文，一是纪念国家恢复高考35年，二是一并回答友人的关心，并致以谢意。
2012年6月17日大鹏摄影报道
请点击观看电视片《2012北京高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