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里的“历史回忆”——5春天的风景 贾宏图

《知青岁月》里的“历史回忆”——5春天的风景

                                                             贾宏图

       1968年5月，那个并不温暖的春天，当我们轰轰烈烈地从哈尔滨开进大小兴安岭交界的那片莽林时，心屮涌起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式的豪情。

       其实命运的放逐开始了，我在逃避政治运动的伤害。父亲因“走资派”错误被关进牛棚，自己的出国留学预备生的资格随着高考的废除而被取消，已无学可上的我们兄妹五人前途渺茫，母亲总是唉声叹气。

       也许是命运的抗争，我在哈尔滨一中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当时官方还没有公开号召和全民动员。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是几个月后发表的。我们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离哈尔滨最远的农场——地处爱晖县的哈青农场。下乡不到一个月，这里划规为黑龙江建设兵团1师独立1营，我们换上了没有领章的黄棉袄。6月18日那一天，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狂欢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湾式的镢头，在本不该种地的林地里开荒，只为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开始在农工排当副排长，领着大家刀耕火种，望着一片片柔弱的麦苗生长在美丽的白桦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竞有一种神圣感。

       可是“政治”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地处边塞的兵团也毫不例外， 也开始进行清査运动，我因为是党员（1966年1月入党）被调到营部搞专案。有着红卫兵斗争经验也把冷淸的山林搞得如 火如荼。我们把原来农场的老走资派揪了回来，把一位副营长打成新走资派，还把农场惟一的一位老职工打成苏修特务（因为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又把几个老知青打成“反革命小集团”。

       正当我斗志昂扬地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牛棚”里给我写来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句是说自己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第三是希望我们“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和他划淸界限。真是“因祸得福”!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离开了专案组。

       写稿子是我的长项，后来营領导安排我当报道员。下乡以后， 我写过许多诗，记在桦树皮封面的小本子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印在营里油印小报上。我在《兵团战士报》发的第一篇稿的题目是《心中唯有红太阳  大风雪里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记述的是17岁的哈尔滨小知青孙殿云，赶着马车到山里拉草，突遇大风雪，马脱疆而逃，他找马失踪。全营战士和当地群众进山寻找，最终小孙走出森林，与大家重逢。

       我们驻地离兵团总部最远，离爱晖县还有280里的路程，营部只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车，到县里去取信件和报纸。我们写好的稿子，只能在公路边拦截运材车，请司机梢到县城，扔进邮筒。半个月后，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稿子竞热泪盈眶。作者的署名为“红青兵”， 那是我们营报道组的笔名，其实报道组只有我和吕永君两人。小吕也是哈尔滨知青，聪慧好文，字写得漂亮。开始我写他抄，后来他写，我改，他再抄。几个月后，我们的稿子在《黑河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纷纷亮相。我们在师里和兵团也小有名气。

       也是在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组名震兵团，我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2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把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6连，因和林场的土地发生纠纷被迫搬迁，组织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元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箱板的时刻，元木向下滚落，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元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吕永岩在营里与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政治部又专门组成报道组，到他的家乡和母校采访，以重大典型在兵团和全省媒体上推出。《兵团战士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我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一个多月后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

       在哈青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后来营里从红色草原农场买了一匹叫“草上飞”的枣红马，成了我的坐骑。那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个鼻青脸肿，但最终被我训服了。每当我骑着马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会让毎一个女知青动心。

       稿子最早发表在《黑河日报》，那个四开的小报是我文学和新闻的发祥地。我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送稿的情景。天刚亮，我就从大山深处的营部出发，坐在敞蓬的嘎斯车上，一路饱览兴安岭山川的优美和壮丽。我们的车先到黑龙江边，然后顺着江边公路东进，对岸树丛中闪动着军人的身影和隐蔽的炮车，珍宝岛打响后江两面都在准备打仗。

       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进江畔《黑河日报》那座不大的院落。 我走上院里的一座灰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见到了一位中年人， 把一摞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面前，那是我趴在连队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问了我们报道组的一些事。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这些稿子能发吗？”他说：“再研究一下，争取发一篇两篇。”记得我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基础不错，以后多写。”后来我知道，他叫杜广洲。再后来他当了《黑河日报》总编辑。那时我已当上了《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我们曾在一起开过会。很多年后，我当上了《黑龙江日报》的社长，去黑河看望过巳退休又在黑龙江边的山林里过着隐居生活的杜广洲

       我不敢在这个城市久留，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山里。十多天后，我看到了1969年7月24日《黑河日报〉第三版“工农兵论坛”上， 署名“兵团战士贾宏图”《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松》的文章。当年经常在这张小报上发文章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梁晓声、蒋巍、朱伟等，经常读这张小报的还有后来当了国务委员的王勇、国家环保局长的解振华、外交部部长的王毅、山东省省长的姜大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他们当时都在黑河地区当知靑。

       1970年7月的一天，24岁的我自己扛着行李走进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在三楼《兵团战士报》的办公室安下一张办公桌。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有原《东北农垦报》老编辑赵安昌、夏雪云。老赵淳厚，但谨小怕事，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老夏明快，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激动。他们丰富的农业方面的经验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们的办公室又从16团调来了杨楠，他很内秀，字写得漂亮。他的父亲是哈尔滨有名的书法家。他先笑后说话，说话时又满脸严峻。可能因为话少，又很严肃，以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当上局长。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兵团战士报》乏善可陈。但对经济工作，对农业生产的突出报道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正逢“农业学大寒”的热潮，我们报纸连续发表学习大寨的“社论”，由“第一支笔”李惠东（后调《黑龙江日报》曾任副总编）操刀，在写到“六论”时，李先生积劳成疾突然昏倒在办公室，作为“第二梯队”的我只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李老师的笔又写了几篇“社论”。后来怕写社论累死人，我以“梁丰”署名写过许多鼓吹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小评论，受到了浦更生副政委的表扬。他还在办公室接见了我，好一番鼓励，还亲自给我出了许多题目。后来我也自以为是“专家型记者”了，全兵团的许多生产数字、农业政策，我也可随口说出，在以政治报道为主要任务的记者中也是“凤毛麟角”了。

       在《兵闭战士报》工作的六年时间，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转悠，或采访或为通讯员办学习班。我充分领略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上的风景。三江平原的坦荡无垠，完达山的斑斓绚丽。春种时节，无数台拖拉机破冰种麦，在广阔的雪原上翻起滚滚的黑浪；秋收时分，望不到边际的金色的海洋里，飞奔着红色的康拜因的舰队。那是我永挂心间的无以伦比的壮丽图景。但是更难忘的是我结识的同行知青朋友，他们的人生风景我一辈子也看不够。兵团报社最大的贡献是通过自己从连营团到师和兵团总部的通讯报道系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文学人才和领导干部。那种经常的半专业的培训，不断地实践再实践，使本来就有丰厚城市文化积累的青年人如虎添翼，显示出非凡的才干。现在担任省地市级以上领导职务的老知青，很多就是从当报道员开始走向仕途的。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黑龙江的重要新闻单位中都有从兵团起步的领导骨干。

       在这个温暖和明媚的春天里，我又想起了那些个遥远的春天。 如果说在新闻界、文学界我还是个“名角”，演出过几出精彩的大戏， 那“童子功”是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炼就的。在行将退出舞台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最初的亮相，虽然有些幼稚和青涩，但那却是我最亮丽的人生风景，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风景。

                                                   (作者退休前系黑龙江省文化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