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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不就是今版《辞海》所称“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的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氏吗?不就是那位以“同治进士”而“授编修,后出为陕甘学政”的晚清官吏吗?不就是一向被定位为“清末金石学家、文字学家”的精深学者吗?且看:
他“精于金石学和古文字学,曾搜集钟鼎、玺印、陶器、货布等文字,撰《说文古籀补》,为古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并撰《字说》,考释文字,颇有创见。又集录所藏各家彝器铭文拓本为《愙斋集古录》;以古物证历代权衡度量制度,为《权衡度量实验考》;另著有《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古玉图考》等。”
在防川沙丘公园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型石雕像,高大、威严、个性鲜明,这是珲春人民心目中的吴大澂,全无或温文尔雅、或风流倜傥的江南才子模样:方脸短须,双目炯炯,看上去已不年轻(吴时年51岁),身着清代高级官服,胸前的标志性图案为海浪、旭日,右手置于自己经常题写的“龙虎”石刻之上,神态大义凛然、果敢沉稳,仿佛正面对艰难的谈判僵局慷慨陈词——
是年5月25日,中俄代表在俄境举行“岩杵河勘界会议”。志在“一寸土地尽寸心”“应争者必争、应办者必办”的中国代表吴大澂、依克唐阿,与盛气凌人的沙俄代表、滨海省省长兼驻军司令巴拉诺夫、勘界委员舒利金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例如:
俄方:1861年勘界后,在中国代表成琦交换的地图上,沙草峰为中俄界线尽处,即原立“土字牌”之所。
中方:成琦交换的地图上,界线末处与海相距20余里系俄里,已相当45华里,与1860年条约所言距“江口”、1861年约记所言距“海口”不过20里均不相符。
俄方:海口以内20里为海水灌入之地,俄国人谓之“海河”,除去海河20里才算图们江口。所以,“土字牌”必须维持原图位置不变。
中方:海水涨潮时的灌入地不止20里,退潮时也不止20里,江口就是海滩尽处,“海口”即“江口”,二者并无区别。因此,“土字牌”应在条约及约记规定位置重立。
历经近5个月艰难谈判,吴大澂与巴拉诺夫终于在10月12日签订《中俄重勘珲春东界约》及《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除补立“啦、萨、玛”、增设“喇、萨”、更正“倭、那”诸界牌,以及新旧11个界牌均改为石制、界牌间添设26个“记号”(小界牌)外,规定内容体现吴大澂此番代表国家、不辱使命的三大功绩:
其一,重立“土字牌”。地点在“沙草峰南越岭而下至正冈尽处”江岸地方,沿图们江至海口30华里(15俄里)、陆路直量27华里(13.5俄里)处。虽尽力争取仍未恢复原立牌地点距图们江口20华里的格局,但毕竟在极端困难下收复一些失地:“比较旧图,展拓十八里,径直里数不过十四里”。6月21日,吴大澂亲往埋设现场监立“土字牌”。
其二,收回黑顶子。黑顶子又名乌尔浑山,为珲春南部中心之地,已被沙俄侵占六、七年,若不收回“则图们江一百余里不复为珲春所有”(吴大澂语)。“中国界内黑顶子地方,旧有俄国卡伦民房,议明于1886年6月即光绪十二年迁回俄境。”随之,吴大澂立调一营靖边军前往驻扎、屯垦,以防沙俄再来。
其三,争得出海权。吴大澂“费尽唇舌,竭数月之力”,先为争取出海口及盐场提出收回图们江口以东海湾的罕奇未果,退而以图们江为中俄公共出海口的努力也未实现,最终获得中国船只可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保障——10月2日,作为界约附件的《俄国关于中国船只出入图们江口事的照会》称:“由‘土字牌’至图们江口30里与朝鲜连界之江面海口,中国有船只出入,应与俄国商议,不得拦阻。”
吴大澂的这段事迹(自撰《吉林勘界记》),《清史稿》记述为:光绪“十一年,诏赴吉林,会同副都统伊克唐阿与俄使勘侵界,即所侵珲春黑顶子地也。遂援咸丰十一年旧界图立碑五座,建铜柱,自篆铭曰:‘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于是侵界复归中国,而船之出入图们江者亦卒以通航无阻。”所称“铜柱”,为一高 4.15 米、宽 1.03 米的边界标志,立于珲春通往岩杵河必经的长岭子山口,1900年毁于沙俄入侵之时。
进入21世纪,原在珲春市区的吴大澂塑像移置防川,更有其深刻、强烈的纪念意义——邻近的沙草峰,正是当年沙俄违约北进所主张的“国界”所在;他岿然屹立、日夜守护的国土欣欣向荣,正是百年前自己不屈不挠、力挽狂澜所期盼的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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