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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出身“不好”的知青压力大 二十连指导员住院期间，和我关系处得不错，答应卖给病号食堂两只羊。他出院不久，我就抓紧时间到二十连去买羊，免得时间长了不认帐。 我一早来到汽车连，坐拉粮汽车到了二十连。下车后见到司务长赵肖耕，他热情邀请我到家里去吃午饭，夫妻俩儿为我顿了排骨，我也不客气，吃了个满嘴直流油。 赵肖耕是一九六六年毕业的高中生，一九六八年从上海下乡到二十连，是一个老实本分，值得信任的大好人。他如果不张嘴说话，根本看不出是上海知青，倒挺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贫下中农。他长了一张憨厚的圆脸，鼻孔微微的朝上翻着，眼睛圆圆的、大大的，看上去像个泥娃娃。他的穿戴更是别具一格，从衣服到裤子，都是补丁摞补丁，也不知补了多少个补丁，厚得穿在身上能起到球衣、秋裤的作用。晚上要是不开会的话，他就盘腿坐在炕上，点着自己做的小煤油灯，拿出针线包，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给衣服或裤子打补丁。看着他一针针，一线线认真缝补的样子，我内心深处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一名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高中生，下乡没几个月就和贫下中农融合到一起去了。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很快学会了给衣服、裤子打补丁。 他说着一口极不标准的普通话，跟他说话的时候得聚精会神听，脑子稍微一溜号，就根本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他常常是很费劲的往外吐着每一个字，有时怕对方听不清楚，还不厌其烦的重复上几遍，直到对方听明白了为止。一般情况下他很少说话，一天到晚说不了几句话，每句话都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字或几个字，每个字都是经过反复考虑后才说出来的，看上去好像有什么顾虑，生怕哪个字或哪句话说不好，被人抓住把柄，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灾祸。 排里开会的时候，他更是不轻易说话，低头坐在角落里，不知在想些什么。排长有时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只是无声地笑一笑，笑过后还是一句话不说。遇到非说不可的时候 ，他重复次数最多的话是我和大家想法一样或没什么意见。他说话的胆子为什么这样小呢？难道多说几句话也犯法吗?有一次他小声对我说： “我和你的家庭出身不一样，同样一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是认识问题，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是性质问题了。” 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地、富、反、坏、右、封、资、修”。还有一个 “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属于被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从这些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被出生不好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夹起尾巴做人，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背报纸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时，便去请教他，他总是很耐心地告诉我，过后还怕我忘了，每天都有意无意的考上一、两次，我一共跟他学了十多个生字，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叫他赵老师了。 我离开二十连后，一直没见到赵肖耕，直到一九七四年末我调到卫生队时，才听说他和我一样当上了司务长，并在一九七五年初结了婚，新娘是和他一起到二十连的上海姑娘。连里分给他俩儿一套住房，两个人和当地老职工一样，过起了幸福甜蜜的小日子。 这一年冬天，他爱人怀孕了，想喝鲜牛奶。全团只有九连养了几头奶牛，我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就来到牛号，牛号里有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挤奶员蹲在牛肚子旁边，头稍微朝左偏着，离牛肚子只有半尺多远，脸冻得通红，一双紫檀色的手在一下又一下往身边的桶里挤着牛奶，牛号里寒气袭人，只有挤出来的奶汁，、在桶里冒着热气。 牛奶快挤完的时候，管牛号的副连长来了，拎起装奶的桶，用力摇晃了几下，稠乎乎的奶粘了一桶边子。他将桶里牛奶过秤后，拿过一个账本，翻到给卫生队供奶的那一页上，在上面写了重量，并让我在他写的重量后面签字。我接过笔，迅速签上自己名字，拎起装奶的桶就赶快往食堂走去。早班大师傅等着奶给病号开饭，稍微晚一点儿，病号要有意见的。 奶除了供给卫生队病号早餐饮用外，团里头头脑脑的家属们，也拿着搪瓷缸子或水壶，到牛号来买一些回去喝。要是还有剩余的话，便冻成鲜奶坨子，以备团里有关人员应急之用。 赵肖耕到卫生队来找我，让我想办法给他买个冻鲜奶坨子。我二话没说，到九连找在卫生队住过院，负责奶站工作的副连长，他当时就卖给我一个二十斤重的大奶坨子。赵肖耕向我表示感谢，我摆了摆手说： “没关系的，喝完我再帮你买。” 我们曾经是一个宿舍住过的战友，在这遥远的边疆，不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不知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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