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兵团》读后

                                          《生命中的兵团》读后

    《生命中的兵团》这本纪实著作，是北京知青、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朱维毅先生的一部力作。他是知青，但并非兵团知青。这使得他能够站在独立的视角审视兵团，更加超脱和客观。这里的“兵团”是指1968年毛主席“6.18”批示成立、1968年至1976年期间存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几年前我就对这部书的写作与出版给于很高的关注和期待。一是因为我本身是曾经的兵团战士，经历了兵团的全过程，我的生命已经融入兵团的历史，这是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书。二是因为这本书源于生活，视野广阔，立意高远，文风严谨，既有史料价值，又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错综复杂、场景宏大的历史中剥茧抽丝、把握脉搏，实在难能可贵。三是这本书与我读过的若干同类书籍截然不同，特点突出，观点独到，给人启迪。我认真地拜读了这部巨著，感受深刻，收获颇丰。
     一、进一步提升和深化了兵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作者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放在当时的世界大环境、大背景下来认识、来定位的。兵团的成立和存在不是为安置知青、建设边疆，而是在中苏交恶、准备打仗的紧张形势下保卫边疆、屯垦戍边的国家战略部署。兵团在当时文革干扰、环境艰苦、时间紧急、困难重重的形势下，团结一致，听从指挥，不畏艰难，敢于担当，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卫了国家的安宁，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历史任务。兵团摆在那里，就是百万大军屹立在边疆，就是巨大的威慑力、战斗力，就是一座魏巍长城。在无数对敌斗争特别是著名的珍宝岛战斗中立下了汉马功劳，这一历史功绩应当彪炳共和国的史册。
    兵团在当时极端困难复杂的形势下，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问题不可避免，不应以此冲淡和抹杀他的伟大功绩。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兵团经济“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批评，既不客观全面，更失历史公道。兵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打仗”，不是经济建设。在当时环境条件下，白手起家，接纳了几十万知青，能够自力更生，做到基本自给自足，已经十分不易，出现一定的亏损在所难免，不应被指责和扩大。
    二、站在新角度和高度看待兵团知青下乡史。
    一般的知青上山下乡都是文革后期安置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产物。兵团下乡的知青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兵团知青都是屯垦戍边的战士，都是兵团“准备打仗”战略任务的执行者。在兵团八年的光荣历史中，每一名兵团战士都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兵团知青史绝不是简单的“安置就业”、“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不是灰暗的、消极的、负面的历史，而是光明正大、光荣的历史，与全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联系，又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兵团知青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献身于兵团的崇高国家使命，正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而不应以狭隘的个人的得失论是非。站在这一角度和高度看问题，争论已久的“青春有悔、无悔”的结论不是不言自明了吗？正是在兵团这种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体制、特殊的环境下，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人才、共和国栋梁，从国家领导人、部长、省长到普通劳动者，都传承着兵团的血脉、北大荒精神，成为共和国大厦一支不可或缺的特殊人才群体。不管是当时完成准备打仗、屯垦戍边使命，开发繁荣边疆，还是培养知青人才根本大计，兵团的历史贡献都无法用数字计量，功勋卓著，永载史册。现在，一些知青历史研究者只是从知青上山下乡的一般性出发，忽略甚至抹杀兵团历史的特殊性，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有违唯物辩证法。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只有从特殊性出发，才可能抽象出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的共性、一般性。这正是本书作者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者的高明之处。
    三、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审视历史。
    历史是真实发生的过去，历史绝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要还原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脉络，在错综复杂、浩如瀚海的历史事件中分辨是非、去伪存真、认识规律并非易事。这既需要高屋建瓴的智慧，更需要直面历史真相的胸怀和勇气。作者在书中既充分肯定了兵团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又直面兵团的问题与“伤疤”，毫不回避他的负面，并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科学、深刻、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兵团少数军人奸污女知青、在扑打山火中多次发生烧死烧伤知青几十人的重大事件、“瞎指挥”蛮干造成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等敏感重大问题，都付出了沉重惨痛的历史代价，是兵团及知青集体永远的痛。作者这种客观公正、追寻真相、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治史、修史态度，恪守了史学者的道德和良知，值得敬重与称道。
    四、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史料与口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生命中的兵团》这本纪实著作，作者采取了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史料与口述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使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了说理与实证、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统一，有血有肉，有很高的说服力、可信度。特别是作者走遍大江南北，深入兵团腹地，从历史进程到重大历史事件，从将军到士兵，遍访一百多位各界代表人物，发掘和留下了许多具有抢救价值的珍贵史料，为广大读者还原了一个生动立体、鲜活如初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兵团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纪实文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弥足珍贵。
    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精神书写兵团，作为一个“局外人”能做出如此成绩已十分不易。正因如此，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瑕疵，值得商榷和修正。
几点商榷：
    一、“兵团知青总数34. 5万？至于人们常说的那个“54万人，实为在黑龙江省下乡的知青人数总和。”？
    首先，要明确我们所说的知青范围，“兵团知青”与“垦区知青”不是同一个概念，范围有很大的不同。
    书中所说的“兵团知青”总数是引自兵团党委1975年12月30日写给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并转国务院的报告、兵团军务处1970年8月21日的统计表。这两个数字在当时的时点上应当说是权威数字，但作为最终的统计数字显然还“先天不足”。兵团党委报告只是列举了接收京、津、沪、浙、哈五大城市知青的数字，这是准确的，但并非兵团知青的全部。这里不包括黑龙江省内除哈尔滨以外的知青，不包括四川等地的知青；兵团军务处1970年8月21日的统计表是准确无误的，但自1970年8月至1976年2月五年半间接收2.5万名知青，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依据不足，可信度不高，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人们常说的那个“54”万人，实际是指“北大荒知青”或“垦区知青”，不是指“兵团知青”，更绝非“实为在黑龙江省下乡的知青人数总和。” 黑龙江省曾是接收、安置全国知青最多的省份，共计130多万人。
    1977年总局对知识青年安置情况调查表显示，从1968—1977年，垦区共安置全国各城市知识青年549 567人。其中，北京88 316人、上海117 224人、天津52 945人、浙江29 712人、黑龙江253 963人、其他省市7 407人。
    至1977年，知识青年工作分布情况为：除284 864 人从事农林牧业生产，机务工人60 086人、商业金融服务行业17 377人、文教事业18 448人、卫生事业13 724人、科研单位7 829人、机关9 407人。
    知青大返城始于1975年，1978-1979年以“病退”为主达到高潮。据统计，1976年垦区知青为419043人。1976-1979共返城346761人，平均8.5万人/年，79年底还剩72282人。
    二、北大荒文化大体分为四部分，即“华北乡土文化”、“军旅文化”、“流人文化”、“知青文化”。(p650)
    将北大荒文化分为四大部分甚为不妥。因为这忽视或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自1947年陆续建立宁安、赵光、通北、鹤山等第一批国营农场开始，国家就将开发北大荒作为大学生分配的重点，全国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有计划地分配到北大荒工作，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重点院校，其中主要来自农林专业的院校。直到1968年，人数多达4.6万之众。这些人是北大荒最重要的人才来源，是建设和支撑北大荒现代农业的专业技术骨干和领导骨干，是北大荒文化发展和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当时的兵团，就没有现在的北大荒。
    三、“北大荒是移民地区，历史上男多女少，居民习俗来源多，平均文化偏低。”?(p801)
    这一说法显失偏颇。在北大荒建设发展的各个时期，其人口组成的平均文化水平都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而不是“偏低”。开发建设初期，人员以各地的支边青年、15万58年转业官兵为主；文革及兵团时期，则以66.3转业官兵、现役军官、知青为主；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人才流动的开放，招聘引进人才，垦区的人才结构不断升级，更趋科学合理。在垦区78万就业人员中，各类科技人员达11万多人，占14%左右，远远高于全省、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北大荒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是人才富集的区域。否则，北大荒农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几乎所有的兵团知青干部最终都没有被编入国家干部系列”？（p698）
    这一说法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偏概全。固然，兵团的知青干部当时确实都是“以工代干”身份，大部分知青干部上学、调转、返城或“病退”后“以工代干”身份自然“归零”。后来，其中的“工农兵学员”、大中专毕业生、考取国家公务员等部分知青取得了正式国家干部身份。1980年大批知青返城后，垦区留下知青约2万人，其中的知青干部绝大部分随着“以工代干”转干工作的进行，均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以上说法，就垦区范围来说不合实际，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更不成立了。
    五、“到知青大返城时，……老北大荒人的后代已长大成人，能够填充返城知青留下的工作岗位”？（p1076）
    这一说法也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从垦区的局部看，知青大返城对当时的垦区带来了严重的动荡和创伤，各级领导岗位、教育、卫生、科技、机关等重要岗位都元气大伤、严重断档、停摆，短时间内难以接续。1977年，知青中机务人员60 086人，商服、教育、卫生、科研、机关人员66785人，合计12万多人。以90%返城计算，亦为10多万人。老北大荒人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拾遗补缺”，多数重要岗位在1978—1980年的三年内空岗或临时应付。后经紧急招兵买马、投亲靠友、高薪招聘等措施才逐步得以补充，但其质量却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知青返城造成的阵痛与知青的地位作用呈正比，知青大返城对垦区造成的“硬伤”是难以弥补的。
    上述不足和瑕疵的提出，是为《生命中的兵团》这部好书更好地还原历史，更加完善，锦上添花。


                                       （写于2016年8月7日，8月30日定稿）

拜读佳作

谢谢关注分享！！

再读如此好文，对《生命中的兵团》更加期待，可惜无缘阅读。但对于笔者的这篇读后感有着由衷的肯定。肯定那种科学的，务实的，客观的，积极地，站在国家民族的大局的高度的历史观。谢谢！

谢谢版主的美誉！我们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也要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者，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