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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叫“28公里”的地方 陈春江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A6.tmp.pn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A7.tmp.png 简介:哈尔滨知青。1968年5月30日下乡到哈青三连，1969年5月30日建五连新点。1970年7月20日调赵光一师68团。1978年回哈上学、工作。现居住地哈尔滨市 寂孤小路绕林边， 独见篷房三两间。 冰化作餐食味苦， 风袭荒野梦中寒。 每读起这首诗，在小兴安岭那片密林中生活的日日夜夜，便会像过电影般地在脑海中闪动。 那是1968年的冬季，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原哈青独立营3连2排的男女知青们来到了一个叫“28公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主要任务是上山打柈子，以冬季取暖和食堂做饭之用。 我们选择了一条方便进山的公路旁，在一片林木相对稀疏,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支起了帐篷，搭建了简易的食堂、马棚、厕所等等，这就是我们几十号人马的“新家”。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冬天，也是最艰苦最寒冷的冬天。 赤膊上阵 兴安岭的冬季,夜里最低温度一般都在零下三、四十度，白天阳光明媚时也有零下二十多度。好在钻进密密森林里，少了风袭，穿得又多，加之人年轻火力旺，一干起活儿来就感觉不到冷了。 每天一大早，我们便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战斗,在茂盛的柞树林里分小组伐木打柈子。每组3男2女，一天的任务是完成5个柈子.每个柈子的规格是长4米，宽40公分，高1米。完成5个柈子的任务后，由排长统一验收，直到各组都完成任务，统一收工。那时的人都争强好胜，荣誉感很强。所以，各组之间都在暗暗较劲，谁也不甘落后。一钻到林子里，立马就都撒起欢儿来，玩命地干.“顺山倒啦”的喊声不断，“嚓嚓”的拉锯声，“啪啪”的劈柴声，此起彼伏,在静静的山林里显得格外清脆。偶尔还会有谁放开喉咙唱上两声。 我和赵福、李连启三个男孩及李承红、陈少玉两个女孩子分在一组。除我和李承红,他们三位都是1966年下乡的老知青，干起伐木打柈子的活很有经验。我们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我和赵福主要负责伐树,两个女孩负责打丫锯段,李连启负责劈柴码垛,干得井然有序.我虽当年刚学会伐木，但悟性还不错，很快就进入角色。从选树的材质，到观察树的重心朝向，决定入锯上下口的位置深度，再到与伙伴合作，都很有心得。那时我们用的是叫“大肚子”的双人锯，我和赵福配合得娴熟自如，伐起树来得心应手,一棵棵大树片刻之间就在面前倒下.我们还学会了自己伐锯，每天把锯修理得又锋利又好使，干起活来得轻快得很。两个女孩手把也不错，巾帼不让须眉。所以，我们组多数时间都是率先完成任务，但每天都累得大汗淋漓。兴安岭的腊月冷的很,早晨刚开始干活时,大家从头到脚都捂得严严实实的，干着干着就满头是汗，先是甩掉了棉帽，甩掉了手套，接着厚厚的衣服便一层一层地往下脱，到最后无论男女都只剩一层线衣,不能再脱了. 有一次，我和赵福干得兴起，俩人叫起号来,几乎赤膊上阵，上身都只穿了件背心,在皑皑白雪和莽莽林海中格外抢眼.二月份的兴安岭春寒料峭，一位叫安非的战友从外连队来看望我们,见此情景吓了一跳,惊呼：“你们这是过夏哪！这可不行,容易作病啊”,一再好心地劝我们赶快把衣服穿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那激情燃烧转化出的能量足以战胜早春的严寒。当时，连里有位叫于清叶的知青,却一句好听的话也不会说，故意为我们的劳动热情泼冷水，硬调侃我俩这样做是在女孩子面前“显大眼”，说我们是“宁愿身受冻，也要充英雄。” 那真是一段充满革命激情和乐观主义的日子。我的一首题为《野餐》的小诗记录了当时的精神风貌： 几根树枝架起了锅灶, 雪地饭厅开阔明亮. 兴安岭腊月的风啊， 把锅底的火苗吹旺。 啃着火烤的馒头， 喝着雪水辣椒汤， 伐木会战的儿女啊， 品味着独特的芳香。 为建设美好的北疆， 这里就是拼搏的战场， 屯垦戍边的英雄儿女啊， 正焕发着青春的能量。 我们不畏艰苦， 奋斗者的生活就是这样， 用钢铁铸成的意志啊， 支撑着我们去实现未来的理想。 遭遇险情 先行到那里打前站的几个男孩子，一开始住的是地窨子。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把行李绳摆在褥子底下,以便遇到情况拽起行李就跑.一天，为了调整烧火取暖铁桶的位置，有位叫方以楠的老知青主张挪一下支撑地窨子的立柱.在场的几个人都觉得有危险,一再劝他说挪不得.但他很自信,还是任性地用大斧使劲地敲着支柱的底部.“砰、砰！”一下接一下，正干得起劲，只听“咔嚓”一声巨响，顶棚也立刻晃动起来.见状,大家蜂拥往外逃去.有个叫李学明的大个子似乎早有准备，“蹭”地三两步就窜出了狹小的门口。只见他的腰上还挂着一个人，原来是个叫刘常的小个子.别看他个子小,反应还挺快，听到“咔嚓”声的瞬间,便搂住李学明的腰被带出了地窨子。原来这位李学明曾是哈尔滨一中篮球队的主力，动作敏捷得很.事后他说,当时也不知道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劲。那刘常虽个子小，也有个百八十斤的,而且地窨子的门又那么窄小,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冲出去的.看来人在逃生时聚集的能量很可能是一种裂变。好在那地窨子顶棚并未倒塌，否则不知谁会被压到里面造成伤害。那位方以楠却不以为然,仍在念叨：“我说倒不了就是倒不了嘛!” 后来我们住进了帐篷，里面安了个大铁桶做的炉子，夜里由值班的人负责烧火，不停地往里添加木拌子.炉筒子周围摆满了白日里被雪和汗浸湿的棉鞋、毡袜之类的，好在帐篷透风良好，自然风还是满清凉的，不然那味儿也得把人熏个半死。那些日子最担心的还不是空气污染问题,而是安全防火。炉子里烧起木柈子，尤其是桦木，火苗旺得呼呼叫，有时铁桶都烧红了，很让人害怕。所以，烧炉子时大家都格外小心。 后来还是发生了一次火情，但不是烧炉子引起的。那是1969年初的事。因为没有电，一到晚上,帐篷里几乎每个人的床头都点根蜡烛照亮，睡觉时就吹灭。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男知青们嬉闹了一阵子后就纷纷入睡了，我因为有写日记的习惯，睡得稍晚。那时,男女知青同住一顶帐篷,中间用席子隔开.我睡在靠席子把边的位置.正当我准备灭掉蜡烛时，突然发现床底下通红，燃起了一团火光，紧接着听见隔壁女孩子一声声惊叫“着火了,着火了！”我顺手抓起件棉袄，一下子就窜到了铺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棉袄压在了刚刚燃起的火头上，瞬间将火扑灭，整个过程也就几秒钟，还没等到整个帐篷中的人反应过来，一场救火战斗已经结束了。当然我也得到了战友们的一片赞扬。原来是隔壁一个女孩子不小心将燃着的蜡烛碰落到铺下，将垫铺落到地下的草燃着了。那次真是万幸，当时睡的铺都是用桦木杆和杂草垫起来的，又没有水源,如果大火真的燃烧起来，很可能会形成灾害。数九寒天之夜，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又没有电话通讯，我们这几十号人可就惨了，想起来真有些后怕。至今谈及此事,我都为当时自己的机敏而有几分骄傲.有个叫于清叶的知青,那天晚上正借着烛光捉虱子,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对我更是赞不绝口. 夜寻战友 还有一件事,既令大家既揪心，又感到后怕.那是1969年的4月22日，发生在一个叫孙殿云的哈尔滨知青身上。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冷风透骨，让人们的心也跟着紧巴巴的。孙殿云仍和往日一样，一大早就跟车进山拉柈子。下午返回途中，天却不知不觉中大变，日头躲进浓密的云层中，雪花漫天飘洒，山林一片昏暗苍茫。渐渐地，眼前那条一直通向连队的蜿蜒的车路也模糊起来。风夹着雪越下越大，路边的雪也越积越多，不大工夫，路和沟就难以分辨了，马车只好摸索着前行。走着走着，车突然滑进了路边的沟子里，孙殿云和赶车的知青陈国军一下子被甩到车下，马也被装满柈子的沉甸甸的车压倒了。情况紧急，救马要紧。两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拉套的那匹外号“球倔子”的马解开。不料，这马竟一下子脱缰而逃，直奔旁边的密林中。孙殿云二话没说，拔腿就追，很快人和马都消失在密林中，不见了踪影。当赶车的陈国军把压在车下的那匹辕马解开后，仍不见孙殿云返回，顿觉不妙。他立刻朝不同方向拼命地呼唤，喊了半天，也没有回音。漫天大雪中，陈国军一下子慌了神儿，骑上那匹辕马，飞快地跑回连队报信。连里立刻撒下人马，四处去找。 一晃儿天就黑下来了，仍不见孙殿云踪影，便迅速向营部报告了这一突发事件。很快营里就调来了马队、拖拉机和附近几个连队的战士，展开拉网式的搜索，附近林场也派出人马赶来相助。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孙殿云的名字，拖拉机加大油门轰鸣着向孙殿云传递着信号，有人还在路边点上了几堆火，期望孙殿云能看见光亮自己走出来。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没带来希望、、、、、、 那匹脱缰的马早已自己跑回了连队，可孙殿云还是无影无踪。天越来越黑，人们的心也越来越纠结越来越沉重了。大家没有放弃希望，在茂密的林带里，任树枝条丛的挂扯，踏着雪和冰，深一脚浅一脚，不停地搜寻着，呼喊着、、、、、、 第二天，当曙光初照的时候，还是孙殿云自己走出了那漫无边际的密林。见到苦苦寻找他一夜未眠的战友们，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踉踉跄跄地扑倒在大家的怀里。当时我们百感交集，喜极而泣，压在人们心头的重石一下子被掀掉了。但孙殿云已经躺在战友的怀里动弹不得，他的双脚冻得硬邦邦的，大家急忙把他的脚放在冷水里泡，不就双脚就结成了冰坨，令人心疼。他伤得不轻，后来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下地行走。出事那天,为了解气,赶车的陈国军把那匹脱缰的马拴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当时我和孙殿云在一个班，整天形影不离，睡觉都是枕头挨着枕头的。事后，我问他那一夜是怎么过来的？他说：一开始心里挺紧张，也很害怕，甚至有些绝望，心想可能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但强烈的求生欲望告诉我,千万不要停下脚步，绝不能冻死在林子里。就这样踏着冰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度隐约听见有人们的呼喊声和拖拉机的轰鸣声，我知道离路边不是很远，更坚定了我一定会活着走出这片林子的信心。我奔着声音的方向，但就是走不出去。后来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但我知道大家肯定在周围找我，所以并不孤单.天亮以后，我想起老知青讲过，树枝叶密集的方向是向阳面，而路就在这片林子的阳面，于是就奔着向阳面走，不久就见到了路边高高的电线杆，终于出来了。 后来孙殿云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受到了师党委的表彰。从师里开会归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会议期间他们每天都吃的四菜一汤。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这四菜一汤真是很厚重的奖赏。 政治冷雨 就这样，日一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好不容易熬到了开春。气候转暖，冰雪渐融，达子香含苞待放，树梢也鹅黄透绿，兴安岭美丽的春景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令人心旷神怡.正当我们满怀豪情迎接新战斗的时候，政治生活却风云突变，一场冷雨袭来。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哈青独立营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仍在进行着。不知何因，上级突然向营里派来了工作组,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把一些关心营里政治生活的知青打入其中。其间，我们一直在这片深山老林里搞打柈子会战，哪里知道什么“二月逆流”。何况当时交通和通讯的不便，在一个闭塞的山沟里，哪还能参与其中的什么“政治活动”。因为我与被打入所谓“二月逆流”的一些知青是高中同学或连队战友，平日里关系密切，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所以我也被列入“重点关照”的对象，打入政治冷宫。那些日子，劳累一天后，晚上还要在帐篷里点上蜡烛,举行反击“二月逆流”专题批判会,名曰：“白天大会战,晚上大批判.”其实，整日风里来雪里去的战友们，谁也不大清楚反“二月逆流”到底是反什么，这些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再者，相互间都亲如兄弟，怎么开得了口，下得了手啊！所以，批判会也不知矛头所向，问题所指。无非是大帮哄似地念一些毛主席语录，喊一些空洞口号之类的。记得有几位平时就爱搞笑的男孩子，没啥可说的,竟把《毛泽东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等拿来朗读，抑扬顿挫,绘声绘色,令大家哭笑不得。 一次，营里派人来连里召开兵团战士大会,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这样重要的活动竟然没让当时的党员排长原廷杰和当班长的我，还有一位叫闫鸿飞的（因“家庭出身”问题）参加，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情十分不悦，思想颇为抵触。见状，当晚孙殿云、方以楠、于清叶等几个要好的兄弟便陪伴我在连队旁边的小路上散心，让我在寒冷中有了丝丝暖意。但雾蒙蒙的天仍让我忧心忡忡，一首小诗在心中吟起： 锁眉重步雾中游， 仰面嘘唏心有忧。 未战诸英先浸雨， 岂能宏愿付东流。 那是一段令人迷茫压抑的日子，可谓身心疲惫。 后来有几位知青冲破层层障碍，去省里反映了情况，并得到了省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就派来了调查组，坚决纠正了那些错误的做法。我也如释重负，云开雾散，重新振作起来。 春天真的来了。阳光明媚，草绿花红，莽莽兴安岭生机勃勃。不久，连里又来了一批充满朝气、生龙活虎的上海知青，为这支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我们也告别了那个叫“28公里”的地方，又去建五连新点。 虽然在那片密林中的生活只有半年多时间，却让我刻骨铭心。不仅品尝了踏冰卧雪的肌肤之苦，也体味了遭受政治打压的精神之痛。有位哲人说过：苦难和不幸就是一所学校。是的，这些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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