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付耀武 于 2016-8-30 04:20 编辑
谨以此文献给哈青，献给昔日与我同甘共苦的战友，献给今天仍在为哈青无私奉献的朋友。 光荣与追求 ——我的哈青情结 诸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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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哈尔滨知青 。1966年下乡，先后在哈青一连、5团、加格达奇国防施工、5团、68团，1973返城上学、就业，2007年退休，现居住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爱辉县哈尔滨红色青年农场（哈青）, 这是我离开校门走入社会的起点，也是我作为知青、作为农垦人一生的第一站。“哈青”是教我认识社会并教会我如何做人的学校；是锤炼、锻造我的意志、品质，使我勇于面对人生的熔炉；是我历经曲折得以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了，然而从“哈青”开始的,我的知青年代的往事却时时在我的头脑中闪现、萦绕，那实在是难以忘怀记忆中的错综复杂的情感。 一、劳动情 “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团结友爱，无私奉献”这是哈青人用自己的实践对北大荒精神最好的诠释；“用双手与智慧，创造生活，建设哈青，报效祖国” 这是我和哈青战友们的共同追求。哈青人在用汗水乃至鲜血和生命追寻着梦想、实践着誓言。 打 井 水，是连队的生命线，是建设新连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67年冬至前后，新组建的黑河农建一师哈青独立营一连开始了新连队建设的打井工作。连长陶希云、指导员李德带着我 ，从三间房出发，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西来到一公里外的连队新址。辨识了水线，确定了方位，做了标记。由此，我和彭志乐、宋金国、阎启庸、于镜元、华玉松、王复溪、王永向、边红秋、王宜新等战友承担了打井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黑河打井的历史上，都是请专业师傅干。他们有着传统的、规范的操作流程（如边挖掘边下井装坳木等），有着周密的安全措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对于我们这些对打井一无所知的知青来讲，那效率太低、速度太慢了！于是我们运来烧柴，烧化冻了一米多厚的地表土，两人一组，锹挖镐刨，开始作业。为加快进度，我们不下井装坳木，以每天一米的速度，直筒式的向下挖掘。三米深后，沙土已不能直接抛出井口，便搭起支架，运用滑轮供人上下并运送沙石。五米深后又架起辘辘继续操作。 当时正值数九，战友们井下作业时只穿单衣，挥汗如雨。全然不顾散落的沙石划在手上、脸上的刺痛，以及不慎脱钩、呼啸而下的装满沙石的铁桶的“灌顶”威胁……。每当升井轮换时，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很快就会将汗湿的单衣冻成冰壳，再加上旷野之中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那感觉，那滋味 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战友们依然乐观。不时有人唱起革命歌曲，不时又有人说起了笑话……。大家燃起了火堆，一边烤着湿衣一边烤着干粮，真有“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受。那会儿，干粮加咸菜再加冰雪就是我们的饮食，座落在苍天旷野中的井位就是我们的战场，知青战天斗地的豪气直冲云天。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来了：记得那是一个中午，井底渗出了浑黄的水浆 。“出水了，我们成功了！”随着欢呼声，战友们聚集到了井旁，争着下井，不顾一切地捧起那浑黄的井水喝到嘴里；井上的战友又蹦又跳，大声呼喊着，拥抱着。那一刻，成功的幸福、胜利的喜悦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眉梢，全然不觉那是在数九寒冬的亘古荒原之中。 接下来，经柴继贤副营长和连领导的认证后，我们下井装坳木、封井口、装辘辘，仅仅二十天，一口十五米深的水井就打成了。用柴副营长的话说：“这可是我们知青自己打的第一口井啊！” 此后，我和战友们相继完成了在马号前、女宿舍前、新建六连等处的打井任务。 感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采 石 石料是建房的基础。1968年春，连长、指导员带领连队大部分人员在“七棵树”采石，为连队建房准备柱脚石料。相距百十米的两个凸起的山坡为采石现场。其时节虽已入春，但依然春寒料峭。采石的过程是：先凿石打洞（70-80公分以上）,形成炮眼。后填装炸药，埋进联通导火索的雷管。再封装胶泥形成待爆状态。经连领导检查确认，发出信号，人员撤离隐蔽。再经现场检查，发出指令，同时起爆。 远观几十人聚集的采石场，虽紧张忙碌却秩序井然。人员男女混搭，两人一组,男抡锤，女扶钎。时而可闻铁锤与钢钎清脆的撞击声，此起彼伏，响声一片；时而随着哨音与指令，声响消逝，一片寂静 。而后，随着起爆的轰鸣声，硝烟冲天而起，在山谷中四处弥漫，飞崩的碎石坠地时的哗哗声与巨石滚落的隆隆声交织在一起。那情景、那声音，有如交响乐突然响起般壮观震撼！ 干活时我和边红秋分在一组，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走眼失手而伤人。为此，每一锤都要圆睁双眼，屏住呼吸，绷紧腰身，抡圆双臂，再奋力下砸。干这活 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容不得半点闪失，稍有不慎就会伤人。有一次气没运好，有些手软，一锤偏出，十二磅的大锤在边红秋的面前飞驰而过，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可定神一看，她却神态自若，冷静而又微笑地让我不用紧张，还让我歇会儿，喘口气再来。干这活必须实打实，容不得耍花架子偷半点懒。那锤有八磅的、十磅的、十二磅的，最重的十八磅，由自己选。有时看着锤起锤落，频率很高，架势不小，可掏灰勺就是掏不出东西来，这除了钢钎钝了不咬肉（啃石头），就只能是力道不足而不玩活了（没进度）。干这活必须有极强的组织记律性和整体观念。看似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作业，但又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必须服从统一指挥，形成统一步调。从而避免出现差错，形成哑炮。那将影响整个工作进程，造成巨大损失浪费，甚至带来极大危险。 我就是在这次采石过程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一次起爆后，两个作业面各形成一个哑炮。这种状况必须立即着手排除，否则，不仅整体工作都将停滞，而且也会因随时有爆炸的可能而带来极大的危险。连长当即果断命令我和滕家瑛各去一个作业面排除哑炮。我们相互瞅了一眼，没有迟疑，没有话语，只是用坚定的目光鼓励着对方，随后迅即奔向自己的岗位。途中，我被蒋排长（蒋余清，四川人，三十八军转业）扯住，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真诚而深情地叮嘱我，千万小心！（后来得知，蒋排长的话是有缘由的：他所在的部队曾在旅大警备区施工，因排哑炮失误，触发爆炸，一炮牺牲了十二位战士！）我在后来的学习会上讲过当时的情景与感受：那一时刻容不得你多想，服从命令，冲锋向前，没有半点余地。全连几十双眼睛在看着你，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一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我和滕家瑛在确认了炮眼的深度后上去了，随即采石现场的人员全部撤离隐蔽。我的脸对着哑炮口只有一尺左右，屏住呼吸，双眼圆睁，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渗出，浑身都湿透了。我一只手死死按住导火索，使其不能有丝毫串动（否则容易触发）。另一只手将塞炮眼的胶泥从导火索旁一点点抠出，那可是七八十公分深的炮眼啊！我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生怕那一瞬间出现差错，心中也在默默地祈祷。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终于看见雷管了。我示意在山顶接应的战友放下刹绳，在绳端系上细麻绳，再将麻绳拴在未引爆的导火索上。待我和滕家瑛都操作完后，同时撤离现场隐蔽。随后在连长指挥下，由山顶的战友拽绳将导火索拔出。再重新填药，安全引爆。随着引爆后的硝烟散去，现场所有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随即将我和滕家瑛团团围住，热烈拥抱，并将心中的祈祷祝福变成欢呼。那深深的战友情令我热泪盈眶，终生难以忘怀。 感悟：无私无畏，勇于承担——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盖 房 1968年春夏之交，连队开始了建房工作。挖柱脚坑，下垫基石，立柱脚，上锁口，架横梁，竖房架，站门窗框，鋪扒板，覆锯末，钉泥条，填装泥，抹内外墙，延门窗扇，鋪油毡纸，铺地面，镶玻璃 ，外清环境，内部装修 ……随着上述任务一项项完成，连部、男宿舍、女宿舍、大食堂 、马号、仓库，一栋栋房舍在荒原上建起来了。放眼望去，远处山峦层叠，浮现沟谷翠绿；近侧小河流淌，浓郁青草芬芳；脚踏亘古荒原，头顶白云蓝天；四处花香鸟语，哈青美好家园。那秀美的自然风光再嵌入新建的连队，俨然一幅生机盎然的哈青特色的美丽画卷。 建房期间，几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那是在建男宿舍时，房已封顶，需要往房顶运砖砌烟囱。本来抛砖接力即可完成，不想一位领导叫号，要肩挑砖搭走跳板上去。新来的小知青栾景来那年刚十六岁，他挺身而出，将八摞砖(一侧八层，每层四块，每块五斤，共计64块320 斤）一担而起，踏着跳板一点点向房顶移去。我和所有在场的战友都屏住了呼吸，瞪着眼睛揪着心，心里祝福着景来好运。他成功了！一个十六岁的知青少年，不顾压伤与摔伤的危险，为了班排集体的荣誉，硬是用他那稚嫩而高大的身躯，担起重担，勇往直前，赢得了胜利。 在建大食堂时，填泥筑墙那会儿人最多，也最紧张劳累。连长亲自上阵指挥，和泥的，抬泥的，填泥的，分工明确。我和彭志乐，宋滨来，宋金国等几人在坑下和泥。当时，两面墙一块起，抬泥的与填泥的分成两伙，热火朝天地比着干。这可“苦”了我们这一伙和泥的了。人家干得越欢，我们越供不上。这些人个个剃着光头，光着膀子，汗水伴着泥水，全都变成了泥人。记得彭志乐，宋滨来，宋金国那样的壮汉，在泥坑中刚听到休息的指令，不等爬上坑，便会头一歪，靠在坑沿上睡过去了。那劳动强度实在太大，人实在是太累了。即使这样，我的战友们依然斗志昂扬，以坑中和泥为自豪，视苦累为荣光。 还有，在建设工地卸载基石时，阎启庸的手不慎被石块砸伤。瞬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他一声不吭，掏出手绢缠住受伤的手指，咬紧牙关，继续干活。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血水不断从伤口处浸出。无论大家怎么劝他，他都不肯去卫生所包扎，更不肯回去休息。我们的好战友阎启庸就是用这双带伤的手完成了此后所有的任务。他从未退缩过，从未休息过。在日常的劳动生活中，闫启庸的身上已经显露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勇往直前英雄气概。 感悟：不怕苦累，顽强拼搏——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求。 抢 险 1968年盛夏的一天，漫天乌云，望不到边际，倾盆大雨下冒了烟。连队都在休整、学习。突然，连长让我带人马上出发，去援助陷在林边塔头甸中的拖运木材的拖拉机。大家听说后，都争抢着去执行这一任务。彭志乐、阎启庸、宋金国、王铁力、宋滨来、王永向等战友和我一起，带上工具，顶着暴雨，急奔“战场”。现场的情景让我们倍感压力：只见东方红75拖拉机的履带深陷泥潭，几乎全被淹没。后面拖拽的爬犁已严重扭曲变形，上面装载的圆木因被刹绳拢着尚未散落，但已是里出外进、乱七八糟了。征询了机务师傅的意见后，我和战友们首先松开拖拉机后面的拖勾，使车身与载物分离。然后，一部分人去林中搜寻可以铺垫的枝条木料，另一部分人仔细探查拖拉机履带周边的情况，动手挖掘、清理障碍。接下来，将木料塞入链轨与泥沼之间，铺延十余米， 增加附着力。再由机务师傅启动马达，发动车辆。随着机车的轰鸣，一股黑烟升起，车身缓动，渐渐脱离陷窝，爬出了泥潭。暴雨中一阵欢呼，我们赢了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天色依然昏暗，倾盆大雨还在不停地下。“什么鬼天，漏了咋地！”有人在雨中嘟囔。“加把劲，注意安全”马上一个声音大声回应。刚刚定下神来的战友们相互望去，个个泥猴一般，气喘吁吁，但坚定与必胜的神情却显现在每个人的脸庞。往下，我们认真查看了捆扎圆木的绳索，在重要部位插好垫木并分配了每个人的任务和位置。嘱咐了安全措施后，大家来到了圆木倾斜的反方向。胆大心细而又灵巧的彭志乐，在战友们的护卫下爬上圆木，松开绳结，立即撤离。接下来，我们用撬棍将顶部悬斜的圆木一根根别落下来，以消除隐患。然后，战友们在没膝、甚至齐腰深的泥水中艰难摆动，奋力拼搏。娴熟地用撬棍、压脚、扳勾等工具，将圆木一根根装载复位。就在圆木即将全部装载完毕之时，大雨逐渐减弱，天空开始放晴。可还没等我们高兴起来，拇指般大小的瞎虻迅即扑了上来，凶狠地叮咬，挥之不去，它们可能从来没喝过人血吧。那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操作难度、这样的劳动强度之下，我的这些可爱的战友们，没有一丝怨言，没讲半点价钱，硬是用他们顽强的意志，智慧的头脑和钢铁般的臂膀，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艰难的抢险任务。机车重新连接了爬犁。随着拖拉机启动的轰鸣声响起，我们启程返回连队。这时的战友们个个疲惫不堪，泥猴般的面孔与身影，如同雕塑，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感悟：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打 草 打羊草是哈青每年入伏后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牲畜过冬的草料必须在这一时段备足。这项劳动，技术要求高，从使用的工具到操作技术，都和别的劳动不同。仅一把钐刀的学问就足以让人学上很长时间。能熟练地操作起来更是每个知青战友的追求。我也一样，非常喜爱这项劳动。 自1967年夏，跟栾寿生师傅学会抡钐刀打羊草后，我年年不拉地参加了这项劳动。尽管这是哈青几大累活之一，但我却觉得虽苦犹甜，乐在其中。 积雪山侧的牧羊场是一连打羊草的主要场地。每到入伏后的打草时节，这里都会聚集着几十人的打草队伍。开趟子(打头)的威风凛凛，身后跟刀的错落有序。随着腰身的摆动，臂膀的挥舞，刀锋划过，被割下的青草在刀弓的拦挡下有序倒放，有如青草铺就的小路在塔头甸中向前延伸。人群中，时而有人擦拭汗水，时而有人磨砺刀锋，时而有人调试工具，时而有人喊话交流。近前看来，战友们个个挥汗如雨，气喘吁吁，圆睁双眼，紧盯前面。每个人的身后都会趟出两行清晰可见的脚印；远处望去，打草队列犹如长蛇蠕动，蜿蜒前行。又如蟠龙升腾，气势恢宏。那一刻，湛蓝的天空上，阳光灿烂，白云朵朵。宽阔的草塘中，大叶蔁、小叶蔁、花叶草，夹杂着五颜六色的野花，琳琅满目。伴着习习清风，沁人心肺的青草芳香，弥漫在幽深的山谷沟塘。真真是又一幅极具哈青特色的美丽画卷。 每年，我都要在连队打羊草之前去做准备工作。我走遍了连队周边的沟塘，去查看青草的长势，确认开刀的地方；我爬遍了大小山坡，去寻觅做杨木刀杆的材料（质地轻，底部有自然弯）；还需要与连队保管员一起筹备围绕着钐刀与打羊草所需要的刀箍、钥匙、磨刀石、砧子、锤子、铁丝、麻绳等各种物品。待材料齐备后，孙建业、王复溪等木工师傅和保管员王永向、邹方业会帮我把钐刀一把把装配起来，并调试到使用状态：既不能勾—向里弯，又不能涉—往外撇。 准备妥贴之后，连长会带几位打草能手（通常是王国柱、樊国良、王汉武、张家仁等）去试刀。一旦入伏，连队便会集中力量开始打羊草。 我的战友滕家瑛、彭志乐、王铁力、宋滨来、于镜元、拖海山、纪庆年，个个都是使钐刀的高手 ，都处在开趟子的位置。他们矫健的身影，他们挥舞钐刀时的雄姿，让人欣赏、让人羡慕。他们高昂的斗志、不怕苦累勇往直前的精神，鼓舞带动了所有打羊草的战友。然而，最令我感慨与钦佩的是连队的女战友：徐德令、边红秋、王宜欣、马兆荣、鲁义华、张忠润、薛蓓莉、于素风、苏秀华、邢玉梅……还有周美芳、周诚芳、陆凤莲、吴红妹等上海女知青，她们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操起刀来那一招一式让人目眩，打草时的颯爽英姿更令人惊叹不已。尽管艰苦，却处处欢声笑语；尽管劳累，却个个奋勇当先。她们娴熟的作业，常常会令前来送水送饭的车马班、炊事班的战友按捺不住，而不顾一切地跳入塔头甸子，操起钐刀，抡上几下过过瘾……看到这，想到这，大家都会从心底发出一个声音：哈青的女战友真了不起！ 打羊草期间，我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战友们收拾打草工具。主要是掂刀。这是一件费时、费力，又有技术要求的活。刀收拾得好，干活就省力，而且出活。新来的战友操刀尚且困难，更不用说掂刀了。所以每天收工回来，我的面前都会摆着一大摞钐刀（或不好使的工具）。我会抽时间，精心地掂好每一把刀、收拾好每一把工具，在第二天出工前交到战友们手中。 连队集中力量打草之后，即由部分人间歇进行翻草晾晒、堆疙瘩、抬疙瘩、起垛、封顶。至出伏时节，牧羊场那广袤丰盛的水草已转换成一幢幢高大的草垛，星罗棋布地坐落在广阔的沟塘之中。一眼望去，犹如巨大的果盘中盛载着哈青人用勤劳与汗水凝聚而成的丰硕果实。 感悟：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建 六 连 建设哈青六连，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1968年冬，筹建六连的工作开始了。连长、指导员找到我，把这项要远离连队独立完成的工作任务交给了我。随即带着我到连队的后山，向着东北面的阳台方向，从沟塘的塔头甸中直插过去（走大路二、三十里，直插不到十里）。在阳台附近的公路旁的预定位置，连长、指导员向我说明了具体要求：要借住林场阳台工段的房舍，要自己安排生活，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劳动任务（打井、备料、清理房场）和政治任务（政治学习、排练节目、参加连队政治活动）。叮嘱我面对各种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保证安全。还把选人、物资准备、工作安排、出发时间等具体事项的决定权交给了我。那一刻，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也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领导的信任，任务的光荣，创业的兴奋，前景的美好，都让我的心情紧张而又激动。我和战友们可以又一次在亘古荒原上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了！ 根据任务的需要和统筹安排，阎启庸、宋金国、王永向、侯景臣、刘文华以及张忠洁、于秀芝、王永艳、金丽华，还有炊事班的潘南运、车马班王汉武和我，共十二人，以阳台为基地，开始了建设六连的前期工作。我们在工地旁支起了帐篷，作为临时休息、吃饭和存放工具及物资的地方。在战友阎启庸的建议下，我们从盆口粗的圆木上锯下了八块木片，两面用红油漆分别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中华儿女，志在四方”。悬挂在由公路进入工地处的两棵大树之间，当作彩门。这恐怕是最原始、最朴素的标语牌了，而它却一直鼓舞激励着我们向前、再向前。 忘我劳动。在这段日子里，战友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一天三顿饭都吃在工地上。打井、伐木，一刻也不停息。眼见水井一米一米深入下去，木料一根根堆积起来，劳动成果逐渐显现出来。那会儿，战友们每个人都承担了几个人的工作。打井的轮换上井后，马上会去剥井坳木的皮；摇辘轳的换手后，会去收集烧柴；送饭的到了工地，撂下饭挑子，便会接过战友手中的活，替换战友们去吃饭。每天，只有统一的出工、收工，没有统一的休息；只有大家的分工协作，没有个人的定量定时。共同的目标召唤着我们，努力，再努力。 最艰难、最紧张的时刻出现在井深二十一米的时候。那日，我回到连队开会，连长突然让我赶回六连工地，说井有流沙。我心一惊：为抢时间，我们打井没下井坳木，若流沙真的造成井壁坍塌，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会给战友们带来极大危险。赶回工地后，我立即下井查看。经与战友们商议后，决定立即下井装坳木。显然，这已是亡羊补牢之举。好在处理及时，操作得当，井坳木顺利 下载安装妥帖。一场重大事故避免了，全连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再往下，井深二十五米处，终于出水了。建设六连的前提问题解决了！胜利的喜悦再次洋溢在战友们的脸庞。 在阳台的日子，战友们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不管领导在与不在，都能坚持学习；无论是集体干活还是单独作业，都能高质量的劳动；生活上互相关心、爱护、帮助。无论生活环境、劳动环境多么艰苦，时时处处都有欢声笑语，乐观向上的精神始终洋溢在每个战友的脸上。大家还在业余时间 自编自排练了许多文艺节目，回连参加了春节联欢会，并做了精彩的演出。战友闫启庸平时话语不多，却十分睿智幽默，而且口琴吹得极好。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心爱的口琴，自然成了战友们排练节目时的宝贝。节目中的歌舞都由他来伴奏，极大地提升了节目的质量。他为我伴奏的“祖国颂”，那优美动人的音响与旋律令我至今不能忘怀。 六连的领导到任后，开始了新连队的组建。此刻，我却面临艰难的选择。一边是我深怀感情的一连，一边是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我所带的二排都将去六连）。在两边连队领导的争执下，选择权交给了我。那时我内心的矛盾真是无法形容。冷静下来后，回顾起一连组建，我在一连度过的日日夜夜，看着连长、指导员那期许的目光，我，选择了一连，回到了一连。这真是一次 艰难的选择，一次痛苦的分别啊。 感悟：团结友爱，艰苦创业——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喂 马 1969年初，我从建设六连的工地返回一连。这时，兵团组建开始了。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极左高峰，我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了。于是我连做个兵团战士的资格都没有了，我被分配到马号喂夜马。直至1971年初离开哈青，我在马号整整呆了两年时间。 喂马这活，看似轻巧、简单，实际上非常辛苦繁杂，而且需要有极强的责任心。马，虽然是牲畜，不会讲话，但极通人性。每天出工将马牵出马厩时，只从它们的精神头和状态，便可反映出饲养员的活儿干得怎么样了：喂得饱不饱，吃得好不好，是否偷工减料喂懒槽了。连队每天收工的时候即是我上班的时间。一挂挂马车回来了，我要帮车老板卸套，逐个查看马匹是否有伤病。要饮马，放它们在沙土地上打滚舒散筋骨。我喂过的十几匹马，好些至今还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回想起它们的模样与脾气秉性来。像大白马、小白马、大青騍、小青騍、蝈蝈、小银鬃、儿马子、沙栗、小红马……这些马的品性各有不同，大多温顺，也有调皮的。卸套之际也是它们欢乐之时，看着它们在地上打滚放松，姿态各异，如同杂耍，甚是滑稽可笑。站起来抖落沙土时，打着响鼻，左右摇摆，好似歌舞，让人赏心悦目。其中有两匹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一匹叫蝈蝈（肚子大）的菊花青马，最是顽皮。它很聪明，总会想各种办法抹掉笼套（挣脱缰绳），然后连蹦带跳地跑向沟塘草地。你越追，它跑的越欢，常常要几个老板合围，费尽心思，才能把它圈回来。而它一旦被逮住，马上又表现得垂头丧气，老老实实，因为它知道，一顿鞭子在等着它呢。另一匹叫大白马，形态高大威武，通身洁白，性情温顺，干活出力，是连队最出众、最让人喜爱的一匹马，战友们都爱骑着它照相留念。 卸套之后的这一番活动结束，马会自觉回到马厩，按顺序归位，吃草休息。喂夜马的工作从这时开始了。至前半夜11点，草随时增添，料添加三至四次。草料必须少添勤添，以防止拱槽。而且草与料要拌匀，否则料吃没了，草都剩下了。喂马也有一套嗑：草膘、料力、水精神。说的是吃饱草上（养）膘；喂好料干活有劲；饮好水有精神头。其实， 把马喂得膘肥体壮，干活出力，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夜11时许，要将每匹马的缰绳收起，向上拴在马槽上方的横梁上，称为吊马，即让马休息。此时站在马槽前的长凳上放眼望去，一匹匹马，脑袋倾斜，嘴巴被吊起，伸向斜上方。闭着双眼，均匀的呼吸。后腿一直一弯，前腿做稍息状，进入了梦乡。真像一群听话的孩子，可爱极了。此时至后半夜2点是间歇期，我会在两条狼狗的陪伴下，躺在草栏子里的草堆上，享受属于我的时光。凌晨2点，下半夜喂马开始，除添草外仍要加三次料，直至天明。夜间，马的眼睛在月光或马灯的映照下，如同乒乓球大小的明珠，闪闪发光。每当我抱着草料靠近马槽时，它们都会上下点头，打着响鼻，用舌头舔着我的手，表现出亲切与兴奋。有时也会用前蹄刨在地板上，发出咚咚的等不及的催促声。干活卖力的马，我会偏心地多添些料，会在它们吃草的时候，用铁刷为它们梳理毛发。此时它们也会回过头来，亲切地向我张望，还会把满是草料的嘴巴亲在我的脸上，弄的我满脸满身都是料渣，哭笑不得。随着第三回草料添加完毕，夜空已逐渐放亮。我会收拾好工具，清理干净散落在地上的草料，为早上的出车做准备。到了出车时，我会协助车老板牵马、饮马、上套、配装工具，直至一挂挂马车离开马号。至此，我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然而，这一时期的我，似乎成了一部停不下来的干活机器。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使我暂时忘却心中的苦闷，只有拼命地干活儿才能支撑我度过每一天，只有劳动成果才能使我得到宽慰和快乐。所以，尽管我有些昏头胀脑，我还会与白班上海知青江惠康配合，尽量干些马号需要的而我又力所能及的活。白天最重要的活是铡草、备料。而铡草又是一项细心费力的技术活（当时还没有铡草机，要靠手工操作）。续草时要收起拇指，并拢四指。要掐住草捆，贴紧刀头，把握分寸，循序渐进。既不能伤了手指，又不能使草段过长（超过一寸马吃草就会乱撅）。使用铡刀时又得会用那股劲，要先压紧草捆，再以寸劲儿下铡。否则，不是塞刀，就是铡不下去。铡够一天一夜吃的就是每天的作业量。有时还要多备一些，我总愿意让那草栏子满满的，心里才舒服。我还会和白班江惠康一起清粪、刮豆饼、泡料、清马槽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三个月后，马的屁股出了沟，两边鼓鼓的。前胸肌肉突起，饱满光滑，通体毛色油亮。出车时再未发现精神不集中、不出力、乱掳路边杂草的现象了。为此，战友们（车老板）高兴，我的心里更高兴。 我在马号前后两年时间，前期工作岗位就是喂夜马，而半年后，就变成了连里哪儿需要就去哪儿，什么活需要我就干什么活的“自由人”了。这期间，打井、打羊草、伐木、跟车……几乎连里什么活我都干过。平时若无连里特殊需要，我就回后勤马号，喂马、喂猪、赶车、干零活。回想起来，这一阶段，我人虽在后勤马号，但连队领导给了我最大的信任和“自由空间”，战友们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从而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也释放了我为连队建设努力工作的热情与能量。这两年，劳动不仅锻炼了我的筋骨，增长了我的技能，也使我的意志、品质在逆境中得到了极大的锤炼与提升，我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对连队、对战友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我经历了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感悟： 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伐 木 伐木，在哈青也叫放树、打柈子。是哈青战友们几乎人人都参加过的一项劳动，也是哈青冬季必不可少的活计。战友们对与伐木有关的工具：弯把子锯、大肚子锯、大小波力斧子、各种钢锉、楔子、料掰子、蘑菇头（小杠）、卡钩、压脚、扳钩、刹绳……个个如数家珍；对伐木时的用语称谓：顺山倒、迎山倒、横山倒、叫喳、坐殿、搭挂……更是耳熟能详。伐木，最最重要的是有一把好锯，因此伐锯就成了关键和前提，也是哈青几大“高难”技术之一。在哈青，伐木与伐锯的高手极其让人羡慕与尊重，由伐木演生出来的事件更是不胜枚举。 在哈青，我年年都要伐木。但1970年春的那次上山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当时春节临近，而连队夏季基本建设所需木材尚未落实。留给采伐、运输木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错过时机，连队通盘工作都将受到严重影响。此时，我已被贬至马号喂马，没有任何职务，连个兵团战士都不是。又患上流感，高烧不退。连长、指导员为采伐一事心急如焚，来到马号找我,让我带人上山完成这一紧迫任务。可是看到我的样子，只能在说明来意后坐在我的面前沉默不语。身边的战友王国柱、王汉武、张家仁、鞠传刚等知道了连领导的来意后，一起吼了起来：“你们没看到他都什么样了？还让他上山！”我在病痛中依稀可见连领导的满脸愁容，那一刻我的心情也极其复杂，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滋味。最终，我对亲手建设起来的连队的热爱，在关键时刻决不能拉松、一定要冲上去的信念，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的荣耀，特别是领导的信任以及有战友们做我的坚强后盾，支撑着我，对着连长、指导员期盼的目光，我奋力说了一句：“你们放心，我去！”领导让当时在连队的唯一一个卫生员夏存松带着针和药跟在我的身边，又让我从全连挑选上山人员（上山的战友都不能回家过年了）。就这样，在快过年的时候，我和战友彭志乐、王国柱、樊国良、纪庆年、拖海山、张文隆、张家仁、张秋禾……还有一些小69和几位上海男知青，在桦皮窑林场附近的深山老林之中，开始了艰难的伐木劳动。 因为时间紧迫，我们一改往日的先采伐，再归楞（聚堆），最后运输的操作模式，按每个人的特长安排任务。变为白天放树，晚上归楞加拖运。这样一来，争取了时间，加快了进度。在那段时日里，我和战友们每天踏着深深的积雪，顶着凛冽的寒风，夜以继日地劳作。渴了，抓一把白雪；饿了，啃一口干粮；累了，找向阳的地方，扒开积雪，躺在枯草、枝叶上伸伸腰。我的战友之中不乏放树高手。大肚子锯、弯把子锯样样精通，收拾起工具来都有一套，放起树来更是各有高招。白天伐木时，锯木的刷刷声，警告的呼喊声，树倒时的轰鸣声，砍枝丫的劈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夜晚归楞时，原木翻滚的呼呼声，抬小杠的喊号声，拖拉机履带拨木头的隆隆声交织在一起，战友们身影攒动，场面热火朝天。林中，几台机车的灯光时而照亮夜空，时而映射雪地，加上给油用力时机车烟窗喷出的一束束火花，俨然一幅除夕之夜鞭炮鸣响、烟花绽放的美丽图景。 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位虽不起眼但不可或缺的人物祝庆祥，（人送外号小干鸡），人虽长得瘦小，却喊得一口好号子，而且特别会看“火候”。战友们一和木头打交道，都愿意带上他。每当抬木头时，大家会在他的“哈腰挂哟，手扳紧哟，挺起胸哟，运好气哟”的号令下，弯腰用卡钩钓住木头，手指扳住蘑菇头，收腹挺胸、马步运气。此时，他会跳上原木。随着“撑腰起哟”一声大喊，战友们的腰腿伸直，木头离地，随即开始有节奏的运行。他时而跃上行进中的木头，时而又跳回地面，时而在木头中央，时而又在木头两端。号子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战友们虽然身负重载，却步步扎实，斗志昂扬，效率奇高。我和战友们就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的深山老林中，在这样的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度过了年三十，度过了春节。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日日夜夜了，我的这些可爱的战友们，用他们那顽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无穷的智慧和高效的劳动，极其漂亮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采伐任务，尽显了哈青人的风采。 感悟：顾全大局，勇挑重担。——哈青人的光荣与追求。 在哈青，我和战友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垦了土地，建造了房屋，收获了劳动果实。我们深深地体验到了从小就会唱的“劳动最幸福，劳动的创造最光荣”的内涵。在我的知青生涯中，我折过手指，断过鼻梁，扎过双脚（七年八个洞），伤过眉弓……不止一次地经历生死危险，大小伤病不计其数，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更没有倒下。这些都得益于在哈青受到的锻炼，它为我打下了一生的基础。 几十年来，我在哈青经历的无数的劳动情景，总会以一幅幅感人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这些画面展现了哈青人为光荣与梦想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画面都是哈青人所独有的无以伦比的感人写照！
二、战 友 情 我在哈青的劳动与生活中，经历了多次的伤痛与病痛，政治生活中也曾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每当这些痛楚发生时，我总能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爱护和帮助，总能体会到生活在集体中的温暖，总能感受到战友们对我的深情厚谊。 1967年夏，打羊草期间。一天晚饭后，我的胃部突然剧痛。经周医生诊治，是胃痉挛。服药后稍有缓解，但仍然疼痛不已。我无法安睡，昏昏沉沉到了天明。隐约觉得身旁坐着人，睁眼细看，是班长胡玉林。他光着脊背，靠在我身旁的被垛上。他手拿毛巾为我擦汗，他手端水杯喂我喝水吃药。他守候着我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听着他那轻声而又亲切的问候与安慰，看着他那充满血丝的双眼与疲惫不堪的身体，我的喉咙哽咽，双眼湿润了。他是我们的班长，同样劳累了一天，而且是干着最重最累的活啊！ 1968年春节前夕，我和战友们顶着风雪上山打柈子。我选了一棵丫少、树干直的柞木，俯身操作。很顺利地听到了叫喳声，我喊了一声“顺山倒”后， 起身后撤两步，向树倒的侧后方退去。然而一瞬间，就在那一瞬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盆口粗的树干横扫在腿上，随后被结结实实地压在树干底下（后来弄明白了，原来那棵树的上端有一个很粗的横叉，树倒下时，这根横叉先着地成了支点，随即将整棵树荡起，顺劲横扫过来）。战友们都惊呆了。滕家瑛奋不顾身地扑到我的跟前，指挥着梁亚苏、华玉松、王永向等战友抬起树干，奋力将我从雪窝中拖出。大家拍打着我身上的积雪，擦拭着我脸上的污物，焦急地询问着我的感觉以判断是否受伤，还在不停地安慰我……那一刻，我们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之中，漫天的飞雪扑打着脸颊，可我的全身仿佛沐浴着春雨，内心充满了温暖与阳光。 也是1968年春，在山上放树时，我的胃痉挛发作，人疼得缩作一团，动弹不得。滕家瑛、华玉松、张文隆等战友立即用木杆与皮袄做成担架，抬着我，顶着严寒，趟着没膝深的积雪，在沟塘的塔头甸中，抄直线向连队飞奔。汗水与呼气结成了冰霜，挂在战友们的脸庞和衣帽上。回到连队，领导立刻派张家仁赶着爬犁去营部接张大夫来为我诊治。事后得知，张大夫在路上曾被飞驰颠簸的马爬犁抛在荒野雪窝中满地翻滚，她也是浑身的伤痛啊。为了我的病痛，炊事班精心做了病号饭，陶连长更是拿出仅有的两个苹果，放在我的枕边，当时陶连长的孩子才一两岁啊。我看着连长，看着张医生，看着战友们，感激与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那精制的病号饭、那小巧的药瓶、那红彤彤的苹果、那一声声亲切地问候，浸透着多深的友爱和战友之情啊。 1968年入冬，连队各项工作都在紧张忙碌之中。我和战友们一样，棉衣棉裤早已上身。棉衣旧点还好说，可棉裤膝盖和屁股都只剩了两层布，实在没法穿了。正在发愁之际，战友宋金国对我讲，“我来帮你收拾，你就放心吧。”宋金国家境贫寒，从小就会干活，做针线活也不在话下。他不顾白天干活的劳累，一个通宵把我的棉裤收拾得里外一新。我只知道他劳动干活是把好手，怎么也没想到他还有做针线这个本事。棉裤穿在身上，战友之情暖在心里。还有赵玉华、徐德令等女战友多次帮我缝补衣裤，拆洗被褥，温暖之情至今仍深深记在我的心里。 1969年初，从六连返回一连。我得了重度流感，高烧不退，浑身酸痛，下不了地。彭志乐、李茂红、王复溪等战友轮流日夜守护，为我打饭，为我烧炕，为我铺被褥，为我打洗脸、洗脚水，为我请医送药，为我讲述有趣的故事让我开心。为了让我睡得舒服，从炕头到炕梢让我轮换。为了让我多吃东西，他们为我捉野兔、套树鸡、逮哈什蚂，还给我买罐头。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战们已经为我做到了无微不致，真是做到了极致。 1969年初，兵团组建，我被贬到了马号。巨大的政治压力让我整天透不过气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战友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减轻我的压力，舒缓我的心结。李晓强、华玉松已经调到营部工作，总会抽时间回一连，来马号陪我说话。彭志乐、孙建业、王复溪等战友总会在下工后先来看我,为我讲述一天来发生的事情。孙建业那时在木工班工作，他心灵手巧，心地善良。每逢见到我，都要嘱咐我好好吃饭睡觉。曾不止一次的在夜里来马号，为我送来热乎乎的自制豆腐脑。还有姜松、姜雅琴、王宜新、赵玉华、刘月珊、苏秀华、张忠润、于素风、于华英等女战友，也会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我的关心和信任。让我记忆最深的是炊事班的战友们，她们特别为我增加了一份夜班饭，吕玉环、栾桂琴、郑玉洁、张翠、王丽荣……还有上海知青，每天一人，夜里不辞辛苦地（原本没有这个差事）去马号为我送饭。每个人都会一边看着我吃饭，一边做我的思想工作。她们都会说的一句话是：“大哥，你比我们懂的道理多，我们信任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战友们对我的关怀、爱护和信任，对我的深情厚谊，我铭刻在心，永远不会忘记。 1970年始，我在劳动上、生活上，处处都会得到战友们的“特殊”关照。凡是遇到急、难、险、重的活儿，彭志乐、王国柱、樊国良、纪庆年、拖海山、王汉武、鞠传刚等战友都会挺身而出，把我挡在身后。想尽办法不让我吃苦、受累。采伐时不让我抬小杠，打羊草时不让我开趟子，装车时不让我扛麻袋，盖房时不让我和大泥，还时不常地弄些野味起小灶为我改善生活。这些，看起来平淡无奇，不是什么高调门的轰轰烈烈，但却饱含了战友们的真诚与情谊。他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却是连队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看起来刚毅粗犷，却对连队与战友情深意切。 五十年了，很多往事都淡漠了。但哈青的战友们给予我的真诚的帮助与关爱，我却永远铭记在心。 三、悲 愤 情 文革灾难中的哈青，我和许多战友一样，逃脱不了悲凉的命运。 1969年初，毛主席批示的兵团开始组建。上级派来的工作组（称为支左）进驻连队。这时正是文革的极左时期，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下发了“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连队的整个气氛都非常紧张。而我，由于父母受到审查，连做个兵团战士的资格也没有了，被贬到后勤马号去喂夜马。 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连队也不是一块净土。运动首先从刹歪风、斗流氓、挖苏修特务开始。批斗会接连不断。樊国良、拖海山、宋金国、张百春、孙名镇、方永昌、徐德令……许多战友成了批斗对象。他们被挂上牌子，甚至挂上拖拉机的链轨板进行体罚。他们要干最重、最累、最脏的活儿。他们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必须向毛主席请罪，他们只能在大家吃完饭后才去打饭。他们每天必须写交待材料。方永昌有严重的肾病，大冷的天棉裤总是湿拉拉的，还要在露天马号昼夜不停地干活儿，被逼得胡说信号弹有多大、多长，否则就会挨打。另外几人的处境虽各有不同，但也都差不多。当时，连队的紧张气氛让人简直透不过气来。最让我难忘的一句话是：你们中间就有特务，不是特务也是特嫌，不是特嫌也是特务发展对象！ 其中，最让我伤感、最令我难忘的是战友闫启庸。他话语不多，行事低调。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枕边谈心，一起经历风暴。闫启庸为数不多的公开与私下谈话，都是正直的语言。他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对文革有着深刻的批判。闫启庸喜爱吹口琴，他用心爱的口琴吹奏的都是革命歌曲。闫启庸文静而幽默，他参与编排与演出的节目都有很高的质量。闫启庸积极上进，时时不忘鼓舞战友们的斗志。建六连时，那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独特的标语牌，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他以血肉模糊的手臂坚持在劳动第一线，毫不退缩。他在危难时刻，勇敢向前，用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实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与最大价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友与一批像他一样的无私奉献的热血青年，却被监管改造、“掺沙子”、强行驱离了哈青。那都是哈青的精英、哈青的骨干啊。他们不仅被侮辱了人格，也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这真是哈青的一大悲剧！昔日和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的战友，怎么就成了特务、特嫌，成了阶级敌人了呢！一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萌生，一种情感在我的心中涌动。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那是什么，但我尽最大努力和那些被批判、被体罚的战友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生活。这样，既宽慰了他们，也安慰了我自己。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天晚饭后，两位“积极分子”找我谈话。中心意思就是一个：揭发连长、指导员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还说我是最知情者，揭发起来最有分量。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与他们一直辩论到深夜。第二天收工回来，就见我所住的屋子的门上贴着大字块，上面写着：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我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我只有一个信念：好好劳动，建设连队，不会有错。 当时，连队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天晚饭后，工作组的郭排长、陈班长、张班长在马号一齐找到我，要我带头讲用。还说，连队的许多人都说了，如果我不讲，他们更没啥讲的。这三人对我讲话，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当时的情形是，如若我不讲，便是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了。我便问道，让我讲什么呢？三个人各回答了一遍早就为我拟好了的题目：你就讲如何和家庭划清界限？顿时，我的脑袋轰轰直响，半晌说不出话来。待稍微冷静下来，我“斗胆”说了一句“我的家庭怎么了？”不想这句话竟招来劈头盖脸的吼叫：“装什么傻？你自己不清楚？还用我们说吗！你怎么这么不老实！叫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不听话，搞对抗，没你好果子吃！”我，沉默不语。气愤？悲愤？说不清楚。已经记不起来是怎么结束这次谈话的了。当时我喂夜马，夜深了，我躺在草栏子里面的草堆上，翻来覆去的想着晚上发生的事情。父母受到审查不假，但没有结论。我也不相信父母会有问题。我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讲，那不是做人的道理。不！决不！！ 我没有参加讲用会，因而招来了更为严厉的谈话。又是一个晚饭后，还是在马号，还是那三个人。这次谈话开门见山。陈班长点着我的脑门先说：“你听好了，你记住了，我们知道你要求进步，你想入党。但，那是不可能的！”张班长紧接着比比划划地说：“我们知道，你想上值班连队，但你要清楚，枪杆子得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郭排长又补了几句：“老老实实，好好改造，你还有前途，否则你……” 我的脑袋再次轰轰作响。那一刻，我在他们眼里，在他们面前，哪里还有人格？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那一刻，我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我回到草栏子里，混混僵僵，直至天明。 在连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我成了“积极分子”批判的对象和攻击目标。一位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会干的 “积极分子”慷慨激昂地冲着我喊：“你不就会打几口井、盖几座房吗，你这叫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线。所以，你卖的力气越大，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远！你这种人，只讲干活，不讲政治，就是白专道路的翻版！”工作组也表态支持她的发言，表扬她说的对，说的好。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大多数战友只能低着头，一声不哼，听凭那几个跳梁小丑在表演。而彭志乐、王复溪、李茂红等战友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指着“积极分子”厉声反问：你能不能向大家说说，除了讲马列，你为连队都做了些啥，你还能做些啥?你吃的住的都是哪来的？都像你这样，早都饿死了！一番话说得“积极分子”哑口无言。在极左的氛围下，我的思想压力越来越大，一系列的谈话，一次次地批判，使我迷惑不解，苦闷之至。就在上面这次批判会结束后，我从大食堂回马号。路过马号前一个取土和泥的大坑时，不知怎么，一个念头一闪而过：这么活着还有啥意思，真不如……然而，就在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对自己说，还能怎么样呢？我已经被打翻在地了，以后只要好一点，就会比现在强。就会在地面上站起来。对，我一定要坚强地活着！ 这一时期我特别不愿意见人，马号的工作和生活给了我安静与宽慰。我终日与马与狗为伴，因为马最善良，狗最忠诚。我在不停的劳动中找寻快乐，寻求解脱。 终于，工作组撤走了，极左思潮过去了，哈青的天又蓝了。我在哈青的这段经历，深深地触及了我的灵魂。灵魂之伤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极左思潮下各种人的表现；认识了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是多么宝贵！ 四、幸 福 情 我在哈青有肉体之伤，灵魂之痛，更有快乐之感，幸福之情。 我在哈青的劳动与生活中，出现 过许多花絮与插曲，给我和战友们增添了不少情趣，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小桦鼠 1968年春，在山上打柈子。时值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小桦鼠就在我们的身边跑来跑去，真是可爱，十分诱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要捉住它。于是在休息时，大家围拢起来，瞅准时机，把小桦鼠赶上一棵有洞的树上。眼见它钻进了树洞，便三下五除二放倒了这棵树。扑上去塞住洞口，再以洞口为中心锯下这段木头。又收集了一些橡子，一并带回连队，养在窗台上。战友们时常孩子般的放它出来和它玩，快乐极了。 黄鼠狼 1968年入冬，打马号前那口井。一天清早出工，来到井旁，刚下到一半，便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仔细一看，是只硕大的黄鼠狼掉在了井里。躲在安全帽底下，露出火红的大尾巴。彭志乐、宋金国两人一齐下井把它捉了上来。装在笼子里。连队的战友闻讯都来观看，好不热闹。 我和我的狗 1969年我在马号喂马。每日清晨四点，要去连队最后一趟房叫醒炊事班起来做饭。两处相隔有一里地。每次我在路上走，两条狼狗都会一前一后跟着我。到了地方，我敲了门，看见灯亮了，我就往回走。时间久了，狗学会了。只要我站在马号前，向炊事班方向一摆手，两只狗便会箭一般冲过去，四只爪子在炊事班的门上乱挠一阵，直至灯亮，我打口哨，它们便跑回来，继续跟在我的身边。战友们听说了，时常会有人起早来马号，看它们表演。 盐拌饭 1969年冬，在女宿舍前打井。当时连队的粮食短缺，蔬菜更缺。战友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伙食，没人叫苦。一天收工，我和战友们从井底上来，饿得肚子直叫。来不及换掉结成冰壳的衣裤，径直跑向食堂。天黒曲曲的，看不清桌上摆的是什么。等点亮油灯，弯腰仔细一看，大家都愣住了。原来，桌上是两个白饭盆，一个装着烤饼，限每人两个。另一个装着白开水，随便喝。再一看桌上还撒了一把大粒盐，当咸菜吃，管够。累了一天的战友们谁也没讲话。这恐怕是我们在哈青吃的最简单、最“革命”的一顿饭了。 抓鱼 1969年深秋的一天，连队休息。马号的战友忙忙活活的准备好材料和工具，奔向沟塘里的小河边。原来是要憋墚子抓鱼。小河很窄，不到两米宽，很浅，只有几十公分深。选好了位置，大家便七手八脚地在两岸与河中心打好木桩，用柳条编好栅栏，再用铁丝与绳索把它们固定好，栅栏中间留一个碗口大的出口，把带来的窝篓挂在出口上，便大功告成。战友们看我有些疑惑，便解释给我听，当地素有（阴历）七上八下之说，指的就是小河里的鱼、蛙之类，这一季节会顺水往下流淌，用这一方法轻而易举就可以逮住它们了。第二天清晨，我和战友们来此一看，哇！满满一下子山鲶鱼和哈什蚂。此后，每天来此遛鱼便成了我的差事。 狗抓狍子 1969年冬，一天我跟着马车上山拉柈子，两条狼狗跟在车旁。到了山上，我们开始装车。过了一会，两条狗不知去向，怎么喊也不回来。平时，这两条狗很听话，不会远跑，这会儿，大家觉得一定发生 什么事了。“快看沟塘!”不知是谁发现了问题。大家一齐放眼望去，只见塔头甸中雪花翻滚，两条狗扑倒了一只狍子，正在撕咬。“快！一会肉都没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话音没落，这边已经有人给马卸了套，骑上马向沟塘子飞奔而去。狗立了功，受得到了奖赏。我们后来明白，一般情况下，狗在山上是抓不住狍子的。可这两只狼狗很聪明，合力把狍子从山上圈到沟塘里，于是成功了。 呆鸡 1970年开春，也是一个连队休息日。战友们拉我一起去套树鸡，地点是桦皮窑方向的树林与沟塘的结合部。那里地势平缓，树木稀疏且矮小。仔细观察，会发现围绕一棵棵小树的草地上似乎有一个个圆圈。“就是这了”，大家确认了下套的位置，随后动手在有圈子的小树的根部，离地面二十公分处拴好粗铁丝，另一端拴在不远的一棵树上。再在小圈子所在的草地上方的粗铁丝上，挂上细铁丝做成的套，然后在套的下方撒上麦粒。工作完成了，战友们便隐蔽在附近的树丛中，等待收获。一会儿，飞来一群树鸡，有十多只。雌在前，雄在后，一边啄食麦粒，一边围绕小树转着圈追逐奔跑，并发出咕噜噜、咕噜噜的叫声，称为跑圈子。突然，树鸡冲天飞起，战友们也飞奔前去，发现已有树鸡被套住。战友们把逮住的树鸡处理好，塞入麻袋之后再次隐蔽等待。每次都会有一两只的收获。原来树鸡有一特性，即跑圈子时，总爱在同一地点打转，而且直到剩下最后一只才肯罢休。因而，我们每次都收获颇丰。 小褂木耳。1970年夏，我在连队后山上找刀杆（打羊草用）。返回连队时，有些累了，想抄近路从一个长满榛柴棵子的小山坡上直插下去。坡很陡，看不清地面。突然脚下一绊，人被摔出去好远。我嘴里嘟囔着倒霉，气恼地回过头来查看什么东西绊了我。这一看，气消了一大半。原来是一棵巨大的柞树倒木横在榛柴丛中，从树梢到树干到树根，密密麻麻长满了银灰色的木耳，太诱人了。我本不打算採木耳的，见如此情况，不采可真对不起我摔的跟头了。于是我脱下衬衫，扣好钮扣，扎紧袖口，当成口袋。而这口袋竟没能装下这棵倒木上长的木耳。 在哈青，尽管劳动环境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也堪称磨难，但我仍能从劳动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到阳光与温暖，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我曾在六连组建时面临过一次选择，那是一次难受与幸福的选择。我的第二次选择发生在1970年夏。一天下午，我在马号干活，远远看见连长、指导员陪着两位穿军装的人向马号走来。走到近前，连长、指导员向我介绍，我才知道是营里朱教导员来了。大家进屋坐好，连长、指导员说了一声“你们谈吧”便退了出去。原来教导员来找我谈话，是要调我去营部加工厂工作。来马号之前已在连部与连长、指导员争执了很长时间，结果与上次一样，让我自己选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选择摆在我的面前，脑袋很乱，心里发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渐渐地头脑清醒了，心也平静了。我在一连经历的无数事件的情景都浮现在眼前，我舍不得离开连队，更舍不得离开战友。我向领导表态：如果组织调我，我服从。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愿留在一连。事情过去了，我的心很平静。尽管这又是一次艰难的选择，但我的内心感到充实与幸福。 我在哈青的日日夜夜，方方面面，凡有付出，就有收获，就有幸福。当我和战友们亲手打的水井出水时，我感到喜悦与幸福。当我排除了哑炮的险情时，我感到轻松与幸福。当我住进我和战友们亲手建造的房屋时，我感到温馨与幸福。当我完成了紧急救险任务时，我感到充实与幸福。当我接受一个个重要任务时，我感到光荣与幸福。当我付出艰辛而收获劳动成果时，我感到享受与幸福。当我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而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信任与关爱时，我感到真诚与幸福。当我遇到危险、遭受伤痛与病痛而得到战友的救助、保护与无微不至的照顾时，我感到温暖与幸福。当我能为战友们做事，在劳动与生活上帮助战友时，我感到快乐与幸福。当我面临艰难的选择时（去六连还是留在一连，去营部还是留在一连），我感到信任与幸福。当我和哈青的战友们出色地完成了别的师、团不能完成的任务时（加格达奇国防施工），我感到骄傲与幸福。 一个人，能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以自身的条件，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他就是幸福的。我在哈青 ，深刻地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句话所表达的幸福。 回首五十年农垦生涯，思绪总会凝固在“哈青”那一时段。哈青展现给我太多感人肺腑的情景，哈青让我享受了无数欢乐幸福的时光，哈青也留给我许多痛彻心扉的回忆。我要感恩哈青，她教我认识社会，教我识别真善美、假恶丑，她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我要感恩哈青，她培养了我的品质，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面对任何困难都不会退缩，都会有坚定的信念。我要感恩哈青，她教会了我生活知识与劳动技能，赐给了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生存下去的能力。我要感恩哈青，她教我学会感恩，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感恩集体、感恩家庭、感恩同事、战友和亲人。教我学会如何对待别人，教我懂得人格与尊严如同生命。我将永远牢记生活在哈青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我的内心深处永远珍藏着对哈青的深厚情感，她与我的灵魂已经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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