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7》

1977年12月21日
      又是三调调车。三调调车员是一位老人，其岁数同于我，不过是干了十多年的铁路而已。他想入党又无房可住，想往上爬又无能力。上下都不得意他，处在一种人人可怜人人瞧不起有时又人人气愤的地位。上个班他又扔下工作，用电话告了两个挂钩的，结果因为说不出理反让干部熊了一顿，今天让他停职一天检查。三调的几个人是太面，可又互相不服气，只有有礼有节的地批评才是有效的。今天我在间余分析了几位挂钩的同事在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因为有理有据，他们不得不同意不信服。和这些油子干活，当然要多操些心。一直在酝酿三个调人员的调配，谁知道会怎样调呢？
        五调司机李大车给我捎了半斤木耳又是5元钱。
       大华告诉我她去车姨处让车姨把她的那条毛料裤子改一下，因为太肥太大，她不能穿。大华这种做我只能给她买一条新的合身的。

1977年12月22日
        今天不学习，说是分煤。我早早到了车站，可是煤还在车里没有卸，而且怎么卸还没有譜，白去了一趟。
        顺便去宪伟处看看  。
      下午睡的很好。
       今天冬至了，可天气又暖和了，据报道今夜的气温才零下22或24度。

1977年12月23日
        昨夜在五调挂钩。下班后大睡一场。昨夜的菜是在车站吃的。不管怎样菜里总有些肉，两毛钱是值的。虽然总是没有什么滋味水喇叭差。
        志亭把第二袋面款送过来了。还没有接到恩泉的信，也没有给他发信，担心今年的肉是个问题。

1977年12月24日
       去父亲单位打听消息，结果是还要等。一件决定命运的事要说不关心是不现实的。但现实告诉我关心又有什么用呢？命运是由别人决定的，我们的命运历来是他人决定的。一种比个人的力量大得多的力量统治着我们的命运，这就是社会，就是政策，就是那些执行政策的人。
        去阙老师处，好久没有见他了，谈了一下情况，他为我没有参加高考感到遗憾。从他那里买了一箱12度啤酒。
        下午和大华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乡村女教师》，很受鼓舞和激动。

    1977年12月25日
           大休过去了，今天晚上又是夜班。
          没有出门也没有看书，对于我来说谈得到研究吗？研究什么呢？人生吗？社会吗？现在吗？将来吗？难矣。
         下午睡一小会。早晨时喝了一瓶啤酒，发现瓶盖里是软木的而不是胶皮的垫圈，怀疑会不会威胁我的啤酒使之在短期内变质呢？

1977年12月26日
        昨夜五调挂钩。因三人干活在化线方向作业，忙忙呼呼，并没有觉得冷。
       下班早些，机车早晨入库。机车是替班的1019，1656在二班被矿机线上溜回的车辆侧面扛到地上正在库里修理。到年底了，事故竟接二连三地发生，真是糟糕。
         只睡一上午，因为下午要给老李大婶家去道外买自行车。钱是我拿的，还要去给买。我以为有了车子票到那就可以买回，结果是没有货。我先交款，拿回一张领貨单，大概十天后可领貨。我是坐公交去的挨了不少冻，生了不少气，当然是为了汽车发车间隔时间太长。
       晚上大华买了2斤肉弄了四个菜，全家高兴地喝了两瓶啤酒，提前一天庆祝我农历冬月17的生日。
       二姐来了，正值我们刚刚吃完饭后，她就着剩菜吃了饭。她告诉最近去平安拿粮。关于姨母的口粮可能有变化，她需要亲自去交涉。

1977年12月27日


       今天我已经32岁了。漫长的32个年头是怎样度过的呢？有记忆的童年只有少许的片段。难忘的是学生时代。更难忘记的对我的人生起巨大的决定作用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
       巨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跑到哪里去了？都随着时光消失了！我现在是个工人，一个靠体力多少靠点智力工作的工人。生活就是我的前途，为生活而斗争就是我生活的内容。我的棱角在消失，我的政治热情在消退，我的智力和体力一样也在减退。因此我明显地感到人生道路的顶点过去了，现在是下坡的时候了。古人说“人过三十日过午”，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唯一的安慰就是大华。

       在班上度过我的生日何等平常，生活不过如此而已。
       晚上收听电台播放的纪念毛主席诞辰的活动和节目。向伟人学习是每个人的愿望，但怎样成为伟人呢？却不是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伟人和平民之间没有万里长城，却比万里长城长得多，因为伟人的最大特点除了他的天才之外就是有锲而不舍的力量。
詩云:
       何时壮志无影踪，讶然回首使人惊。
       人过三十日过午，太阳虽火转西程。
       天翻地覆多考验，春秋动乱令人清。
       草民何必效杞人，爱妻娇子即前程！

1977年12月28日
      去车站参加学习。因为最近连续七天三站出了六件事故，分局的领导大为恼火要求升级处理，今天的学习就是分局的监察室主任原三站站长常江领着一些人来分析处理水泥厂和矿机侧面冲突事故。
       因为他们来得晚，分析中说了好多外行话，而且常江其人历来不懂马列，不懂辩证法，分析了半天也没有抓住要领，于是强调执行《站细》和规章，毫不中肯，令人厌烦。他们不从活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去分析，单纯地强调规章，忘记了规章是保证安全的条件，但不是唯一的首要的条件。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溜放发生的，无人上闸所至。关键就是上闸止轮。如果水泥厂作业不是一开始有毛病，后来向高坡线溜放都能保证选好上好闸，而调车员在确认稳妥后再继续作业，就不会发生事故。这里的关键不是不可以向高坡线溜放，而是调车人员的配合，调车员的把关。至于矿机溜出的车辆无人上闸，当机车进入矿机线又返回时因溜出的车辆溜回和机车发生侧面冲突。这里虽然可以溜放但没有实施止轮措施，制动员没有替调车员做主，机车乘务员也没有认真瞭望，本来不应发生的事故发生了。

         这两起事故都算调车员的了。这样处理前者还令人服气，后者就有些嗟叹。但无论前者或后者都说明调车组人员的配合太差。制动员不能给调车员做主。凡是调车组人员太弱，调车员一定不能违章，而是要处处把关，这才是主要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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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起事故都算调车员的了。这样处理前者还令人服气，后者就有些嗟叹。但无论前者或后者都说明调车组人员的配合太差。制动员不能给调车员做主。凡是调车组人员太弱，调车员一定不能违章，而是要处处把关，这才是主要的经验教训。          历来都是这样一出事故干部们的规章论就上来了，什么不该溜放的地方不要溜，水泥厂带车要接风之类。[tr][/tr]       根本不考虑调车组工作的困难。更不说有时两个人干活，根本不成调车组。经验证明这种事故的处理方法只能令人心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谁出了事故就自认倒霉罢了。       学习结束我把分的一吨水洗煤雇车拉了回来，用了5元钱。下午睡了两个小时。

1977年12月29日
       昨夜继续五调挂钩。由于一夜紧张的劳动我们创造了班产量452辆的记录。由于快每个人的动作都要迅速。昨夜天气不冷，第二次大炼油送一列油槽取一列空槽车因为按调车员的方案做我步行由北端去南端扳道，其间近1000米，且雪深无路，虽然连跑带颠终没机车迅速，只扳过走行线上的道岔，里边的道岔被挤过多辆车。我弄得大汗淋漓无所谓，景斋这种做法太不稳妥，倘是他人会出毛病的。
     下班到家照例睡到下午。
     给父亲单位挂一电话，大华接班的问题还是无望。答复是不行，希望我再给上级写信，劳动局可根据上级的批复研究。我的心情于是很不好。我想了很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样一件事情都不能解决，却总要说革命。对于我们来说革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是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必须忍受无权的痛苦，必须忍受无处申诉的痛苦，我们必须在既定的条件下从事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必须自认父母的无能就是我们无能，我们必须安分妻子儿女的分离，我们必须在层层卑鄙的小丑的统治下漫度自己的生命。我们只能等待社会的恩赐，或者像人们说的党的恩赐。我现在已经得到不少这样的恩赐了，比如每月的挂钩生涯可以得到40多块钱的收入，上夜班前去听取那些比混蛋强不多少的人的胡说八道，妻子儿子虽然是乡下的户口却可以在家吃好穿好，这还不够吗？所以革命的真正意义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安于那些必须，成为一种工具。至于个人的权力，为真理的斗争，也是和任何时代一样在巨大的努力后，还是痛定思痛而已。       晚上看了报纸，感到生活是那样没有出路，似乎没有一丝光明。我是不怕黑暗的，但我希望光明。当光明没有希望时，我不能掩饰自己的心情，虽然这心情一闪即逝，但每次一闪都会令我的感情憔悴一度。        当一个人的生活对别人都不是重要的，只是为了挽救自己，他的命运只能是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