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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农场章文 于 2016-6-17 07:11 编辑
我的大学梦
张冠立
我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梦,一个艰难痛苦而又令我更加励志的梦。
人是有理想的。生命活在理想中。如果理想成为断线的风筝,变成到外星兑现的支票,会让有理想的人感到生活失去了灿烂的光色。我就是遭受过这种折磨的人。
少年时代,面对缤纷的世界,我充满了好奇。探索的欲望促使我爱好无线电,喜欢物理学,幻想着自己将来成为科学家;接着,受老师的影响又对生物遗传学产生了兴趣,想当一个育种家;外语是探索知识的一种工具,我也满有兴趣地去触摸这一工具,准备拿它帮助自己开辟前程,后来教外语时也想当一个翻译家。而这种种理想的实现都要靠读书来支持,所以,上大学成为我人生的一种渴望。
我曾经在小学六年级时因自己性格的倔强,与老师一语相抵便断然辍学。文革来临后,又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被迫辍学,上学读书成了奢望。
我1972年初在农村结婚。那年有部分学校恢复招生。读书的希望复燃。眼巴巴地看着熟悉的同学为上学收拾行囊,折磨得我夜不成眠。转过年我向公社文教组申请推荐我上大学。当时我在公社中学教俄语,文教组的领导了解我的工作和志向,不遗余力地推荐了我。我参加了那年的大学考试(张铁生交白卷的那次考试)。考试之后,文教组的领导又把我介绍给来扎旗招生的人员,接受了他们特殊面试:我给他们朗读了一篇俄语文章。后来我接到了齐齐哈尔师院外语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高高兴兴地去入学了。在火车站见到师院接站的人员,随他们来到了学校。外语系的辅导员听到我的名字惊讶了一下,随即说:“你就是张冠立呀。”他说系主任正在找我。我被领到院长室。不料,院长说出了一个我万万想不到的消息:已经结婚,不符合当年39号文件的精神,决定退生。我说我是拿学院盖着公章的正式通知书来入学的。院长解释说,档案是如实填写的,你本人没有任何责任,是学院去你们大区招生的人员把关不严所致。你已经是正式教师,以后还有其他的进修机会。现在还是把机会让给其他尚无工作的知青吧。我本来想作些解释,但是自尊心不允许我再在那里待下去。我回答说:“好吧,我现在就走。”院长见我这样说反倒不好意思,连忙说:“不用着急,你可以住住,看看学院”。我回答说:“我不能以非正式学员的身份在这里停留。”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听了这桩事都表示同情,劝我吃过晚饭再走,有人还伸手去掏自己的饭票。院长安排人当场起草打印了一份文件给扎旗教育局说明情况,嘱当地做好恢复性安排。当晚系里派英语专业的几名学生把我的尚未打开的行李送到了火车站。
我的大学梦就这样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我坐在火车上思绪烦乱,不知所措。最终,我痛下决心:我不能放弃!我要更加发奋读书,努力自学,武装自己,以实力和院校的毕业生在知识上比高低。此后,我面对1977年的恢复高考毫不动心。
70年代,在偏乡僻壤想自学好英语并不是一件易事:缺少书籍,缺少有声材料,录音机也是常人难以拥有的高档品。不久以后,我兴奋地听到收音机里有北京电台在开英语讲座,于是邮购了教材,认认真真地做起小学生,一天不落地跟随节目模仿发音,朗读句子。听完了初级班,又学中级班。在此基础上开始学习《徐国璋英语》。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叫嚣学外语无用,学校无奈只好停开俄语课。恢复外语教学时,学校决定开设英语课。我申请承担英语课教学,开了英语课教学的先河。
80年代,学校里开始重视学历,相应的专业证书被视为从教必不可少的通行证,但是我不具备。其他学科有高校逐渐开设了函授课程,可英语迟迟没有机会。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煎熬和折磨。1984年,有消息说黑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宣布英语科开考。我迫不及待地在齐齐哈尔报了名。当时音德尔各校的英语教师几乎都没有相应学历,因此同时赴考的同行不下十人。一场考试下来,其他人发现自考难以通过,纷纷放弃而寻找其他门径。那年我35岁,处于成人招生的年龄上限。我别无他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幸好那场考试,我报考的两门专业课都过关了(基础英语82分、英语语法89分)。回首那几年,我在灯下做过的两三尺高一摞子英语习题集没有白费。那次考试记忆让我终生难忘。那是深秋时节,午后进考场的时候,天空闪着阳光。我坐在考场里一门心思地答卷。答完最后一道题时,我直起腰,感到腰疼。看看表,发现自己一个姿势挺了两个半小时。剩下的半个小时我舍不得浪费,又反反复复地翻看着当时吃不准的几个地方,直到铃声响起监考员要求考生退场,我才罢休。走出考场,举头高望,阳光被夜幕所代替,灯光从幢幢大楼里射出,密如繁星,下班的人群如流水一样灌满街头。那一刻我高兴中夹带着忧伤。高兴自己走上了取得学历的路子;忧伤人过中年还要走这条荆棘路。在我们的教研组里有一位老师,她是与我同年到齐齐哈尔师院外语系报到的考生,现在学成归来,心安理得地从教。而我却因一纸退生函,如今还在苦苦地奔波。深夜,由于用脑引起的兴奋,我不得安眠,辗转反侧在旅馆的床上,驱赶不掉这种种复杂的心绪。
那次考试之后我心中有了底,知道作为水平考试,能通过一门,专业课里其他的考试便都能应付得了。于是我把注意力放到了共同课上,开始学习大学语文、党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弄来教材,细细研读。每年春秋两季到齐齐哈尔按计划考试。车马劳顿,考试焦虑自不待言,终于熬到了尽头,1986年底,接到通知到主考校哈尔滨师范大学参加最后一科英语听说考试。两三年的自学考试总算落下了帷幕,拿到了一纸令人望眼成穿的文凭。
我当了校长之后,在形势的推动下又报考了哈师大的教育管理专业的函授。庆幸的是有自考的基础,我的备考显得很轻松,考试的成绩让自己也很放心。我得分430,与后来公布的分数线330比有较大的保险系数。入学后接触了一系列的新课程,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不满足于各科的考试结业,而是作为知识来学习。每本教材我不但通读,重要章节还要反复研究,希望书上的理论能指导自己的学校管理实践。怀着这样的学习目的,我相信我用在函授课程上的功夫绝不亚于在校生的付出。三年的励志,三年的发奋图强,使我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内心世界和文化知识结结实实的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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