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小成子 于 2016-4-21 08:08 编辑
“脑 瓜 铮 亮” 高三福是个有争议人，有人说他好，为人仗义，因他脑门总是油汪汪的发亮，叫他脑瓜铮亮；有人说他坏，一肚子花花肠子净琢磨整人，骂他坏水。 铮亮也好，坏水也罢，由别人去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到任何时候不能叫人当土瘪，软的我不欺负，硬的我也不拍，豁出头破撞金钟，打不过你，也要甩你一身大鼻涕，我就是这么个好坏人。 （一） 我第一次见到高三福，是个阴雨天，社员们在马号的会议室里扒麻。会议室是个筒子房，里面有许多凳子，还安着一口大锅，队里的猪倌用它烀猪食。社员们每人几捆麻杆，一面说笑，一面一根根地往下扒着。 “没意思，唱个歌吧。”有人提议。 “唱就唱，我先来一个。”参加过志愿军的万老大，扯着嗓子唱了一首朝鲜歌曲，大家一句都没听懂，但还是拍了几下巴掌。 队长的千金小辣椒坐不住了，起身唱道：“一道青河水，一座虎头山……炕上花被窝，屯里粮冒尖……” “错了，应该是上你花被窝，给你两毛钱。”歌声被一个坏小子打断了。 社员们一阵哄笑。小辣椒毕竟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一时没转过弯来，茫然地说：“我听别人唱的好像不是这样……” “错了，错了！”几个年轻社员一齐喊道。 “小北京，你说我俩谁对？”小辣椒转身问我。她以为我是城里来的，见多识广。我摇摇头。“告诉我能咋地。”小辣椒误认为我在看她笑话咕哝一句。不料把“火”引到我身上，几个社员一起喊道： “小北京唱一个！”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上学时我最怕唱歌，一张嘴就跑调，惹得同学们哄笑不止。在大庭广众，我从不敢唱，以免丢丑。 “我不会……”我说。 “怎么扭扭捏捏的。”有人不满意了。 “让你唱你就唱呗！” ……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正在烀猪食的猪倌高三福突然唱了起来： “一更啊里呀啊， 月牙儿没出来呀啊，
貂禅美女呀啊， 走下楼来呀，
双膝跪在地土尘埃……”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社员们一个个伸着脖子，听得入了迷。 我松了口气，感激高三福为我解围。他还在唱着，气力足，吐字清晰，嗓音洪亮，唱到悲切处，眼里竟闪出泪光。 太专业，太精彩了。想不到这不起眼的小山沟，竟是藏龙卧虎之地！在北京时我听过郭松的东北民歌，在我这外行人眼里，高三福比郭松差不了多少。 后来我才知道，高三福早年在城唱过二人转。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 （二） 一年后，那场风暴蔓延到边陲，小山沟里出现了红卫兵和大字报。不久，公社领导被打成走资派，过了几个月，大队领导又被打走成资派。接下来，轮到生产队了。 我们队是牛家的天下。牛家是坐地户，兄弟多，个个有心眼。老二牛占山的城府最深，本领也最大，18岁就当上了村长，后来又当队长。因他总淌口水，人送外号水牛。风云变换几十年，牛家始终大权在握。牛家兄弟一跺脚，全村的房子都忽悠。 牛家一惯仗势欺人。队里的社员多半是外来户，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不是成分高，就是历史上有这样那样的污点。他们受了牛家的欺负不敢口出怨言，有的还要做出一副笑脸，甚至送些礼物去讨好。有一年端午节，队里杀猪分肉，猪头明明被当会计牛家老四拎走了，这笔账却记到外来户老贫协的名下，老贫协气得发疯，整天磨磨唧唧，又无可奈何。 眼下要揪队里的走资派了，老谋深算的牛占山为了脱身，和几个兄弟一合计，来了个李代桃僵——把高大虎推出来垫背。 高大虎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是出了名的庄稼把式，早年跳过几天大神。牛占山当队长是甩手掌柜，每天不是到上边开会，就是陪着上边来的人吃吃喝喝，有时高兴了，就到地里转一圈抖抖威风，或拿某个社员开心取乐。牛家兄弟虽多，谁都吃不了辛苦，论种地的本事谁都比不上高大虎。于是，牛占山给高大虎安了个头衔——生产委员，让他替自己抓生产，带领社员干活。 高大虎是一根肠子的直性人，不在乎官大官小，俨然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一年到头起早趟黑领着大家在地里忙活。力是高大虎出的，成绩是牛占山的。牛家不但不领情，反而常在背后耍戏他。要割麦子了，牛占山让高大虎去铁匠炉为全队社员订做镰刀，高大虎照办，拿回50多把发给大家。高大虎不识字，也没求人帮助记账，年终结账才知道这笔钱落到了自己头上。高大虎不干了，找到当会计的牛家老四。老四说，当时你把镰刀给谁了跟谁要去。高大虎说，都过去半年了，谁拿了镰刀我也记不住哇。后来有20多人承认拿了镰刀，剩下的30多把，仍下在高大虎的账上。大家笑他官迷，劝他别干了。他叹了口气说：“种不好地，全屯子这200来口人吃啥呀。” 高大虎成了“漏网走资派”，被关进牛棚。批斗会上，他为自己叫屈：“我瞎着两个黑窟窿，进趟县城连茅房都找不着，人家把我领到跟前了我都不敢进，不知哪头是男哪头是女。我……我知道资本主义在哪呀？” 叫屈的结果，高大虎遭到更多的批斗，吃了更多的苦头。而上纲上线、批斗他最凶最狠的都是牛家和与牛家沾亲带故的人。 看到哥哥被屈含冤代人受过，高大虎的弟弟高三福不干了，四处为哥哥申辩。牛家兄弟心里有鬼，召开秘密会议，准备以“坏分子”的罪名将他抓起来，关进牛棚。不料走漏风声，高三福连夜出逃了。 高三福揣着在农场时期得的“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奖状和户口本到牡丹江上访，接待站的红卫兵对他说，你是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真金不怕火炼，你应该相信革命群众，回去参加运动。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擂，心有灵犀一点通。高三福回到生产队，搜集了许多牛家兄弟多年来以权谋私，欺压群众，卖粮以次充好坑害国家，以及平时所说所作的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其中一条是，六一年队里有个小伙要当兵，身为共产党员的牛占山竟跑去对小伙的母亲说，老蒋要打回来了，这时候去当兵是送死。小伙的母亲怕失去儿子死活阻拦，结果小伙兵没当成。 这时，恰好上面来了工作组，见高三福是贫农，大会小会积极发言，而且发言时不断引用主席语录，甚至还准确的告诉大家这段话在多少页第几段——高三福不识字，天知道他是从哪听来的，而且有这么好的记性。 “这是破坏服兵役！”工作组组长的脸都气歪了，经调查情况属实。于是，牛占山和他弟弟牛占林胸前被挂了牌子，上面分别写着“现行反革命”“漏网走资派”，几番批斗之后，成了高大虎的“同窗”。 （三） 牛家兄弟岂可善罢甘休，暗中发动亲友向高三福发难，一心要把他也拉进来，一同品尝蹲牛棚的滋味。 平时很少出门的老汉冯罗锅带着两个女儿来到会场。冯家与牛家是亲家，牛家老三是冯罗锅的大女婿。一人当了官，亲朋都是仙。共同的利益使他们结为一党。 冯罗锅外号叫东霸天，别看他整天猫着腰，年过六十胡子白了一大把，力气不减当年。队里分粮时我亲眼看到，他嫌费事不用车，要自己扛回去。那袋粮食足有一百八十斤，几个人放到他肩上，他猫着腰扛着麻袋，斜穿一块苞米地。那块地足有200来米，满地都是锋利的苞米茬子，如果跌倒戳了脸或脖子，会扎瞎眼睛甚至丢了性命。只见他不慌不忙，高抬脚轻落步，稳稳当当，一气到家。我都看傻了。 冯罗锅父女三英战吕布，集中火力向高三福猛轰，说他作风不正，唱二人转宣传封资修；高发福举枪相还以攻为守，说冯罗锅伪满时当过保长，帮助小日本欺压中国人……双方越说越激烈。 冯罗锅见动嘴不是高三福的对手，便该换战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起身向前，欲以拳代嘴。高三福身小力亏，知道动手自己只有挨揍的分，好在早有防备，来了个先下手为强，扯出事先盘在腰间防身用的半截马缰绳，抡圆了对准冯罗锅的脑袋就是一下。冯罗锅立马又坐在了凳子上，光秃秃脑瓜顶上，鼓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冯罗锅的两个女儿见老爹被打，一齐扑向高三福，被高三福的侄子拦住了…… 这一切发生在瞬间，主持会场的工作组哪里见过这个阵势，情急之下立刻宣布散会。他们需要时间捋清头绪，对相互间揭发的问题调查核实。 （四） 调查结果，高三福生活作风有问题是真的，曾和牛占山的老婆睡过觉，此事已经过去好多年，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都有责任；更何况队里跟牛占山老婆睡过觉的人很多。唱人转的事也是真的，东北人喜欢二人转，当地几乎人人都唱过。法不责众，事情又过去了多年，工作组不予追究。而冯罗锅当伪保长的事，他辩白只当过伪排长（伪满时，小日本把农村30户分为一个排）——如果是保长，就可定为“历史反革命”。工作组向冯罗锅的原籍发出函调，告诉他这段时间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等候处理。 冯罗锅憋气又窝火，病倒了。他的二女儿长脖子不干了，将自己的丈夫米大个一顿臭骂：“老丈人让人打了，连个屁都不敢放，挺大个爷们还活个什么劲！”逼着他去揍高三福，给老爹出气。 米大个身高一米八，在部队时还学过擒拿格斗，一巴掌能把人搧个跟头，但有两个毛病，一是天生脑袋里缺弦，再一个就是怕老婆。他火次楞地来到马号，找到正在烀猪食的高三福。 “咱俩找个背静地方，别让外人看笑话。”高三福是何等精明的人，一看便知，他平静地说。 “你说上哪吧！”大个子摇晃着脑袋。 高三福出了马号，大个子怕他跑了，紧紧跟在后边。 来到一块苞米地旁，高三福忽然蹲下了，大个以为他要系鞋带，傻呵呵站在那里等着，哪曾想高三福来了个逢强智取，嗖地从腰里抽出一把螺丝刀，咔嗤一声，扎透了他的一只脚，将他钉在地上，起身“嗖”地钻了苞米地。 米大个被扎得嗷嗷叫，呲牙咧嘴地拔下螺丝刀。他怕伤了神经落下残疾，只好一瘸一拐地去了卫生院。 米大个回到家里，又挨了老婆一顿臭骂，火气更大了，他再次来到马号，扑了个空，便奔向高三福的家，想堵在屋里给他一顿胖揍。 “好你个没良心的……”高三福的媳妇将大个子堵在门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数落开了。“你姐夫有个好歹，我领着这帮孩子怎么活呀……呜呜呜。” 高三福的媳妇是大个的亲姐姐。大个的娘生下他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是姐姐整天抱着他，用面瓜一口一口将他喂大。后来上了学，姐姐又整天给她洗衣做饭……没有姐姐，说不定他早让狗吃了。 大个子突然醒过腔来，愣愣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五） 我病到以后，唯一的愿望是家里能分到钱，早点把病治好。盼了一年又一年，结果是越来越糟。过去队里每年能向国家交售一二十万斤粮、年终每家能分好几百元，竟变成了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生产队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舅（照旧）。 1974年，县委书记李光按照中央“抓基层打基础”的指示，亲自带领工作组到生产队蹲点，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 一天，已经出了牛棚的高大虎对我说：“今天李书记把我们几个老头子找了去，问这个队怎么才能好，大伙呛呛了一头晌也没呛呛出啥来。他让大伙回去都再好好寻思寻思。小北京你说，咱这个队真的是瞎子闹眼——没好了？” 我思索了片刻，说：咱队要想好，必须得我老叔（高三福）当队长，他有正事，懂生产，你在后边支招，生产准能抓上去；这个队200多口人，净是鸡头鱼刺，只有他摆弄得了。还有，必须得让小郝当会计，这几年队里搞不好，首先是乱在账上，当官的多吃多占，账记的稀里糊涂，吃了的白，占了的白占。结果，成分好有本事的都想当官，互相拆台；剩下的都一肚子怨气，出工不出力……所以这个会计必须让小郝当，他为人正直，办事认真，当了十几年记工员，没出过差错……就是成分高，怕李书记不同意。 “我这就去说。”高大虎腾腾腾地走了。 第二天，社员大会上李书记宣布：让记工员小郝担任生产队会计.社员们多数表示同意，只有个别人反对，指责李书记犯了“立场错误”。李书记耐心解释，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政治表现”，可这几个人就是不进盐酱。 李书记看透了他们内心，是自己想当会计捞取好处，便提高了声音：“不要以为成分好就可以想干啥干啥。你看过法院门前贴的布告没有，我告诉你，那些被判了刑枪毙没写成分的，都是贫下中农。”随即，啪地一拍桌子： “这事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李书记宣布，任命高三福当二把手，负责抓生产；一把手由另一个社员窦培光来担任，负责抓队里的政治思想把握方向（事后李书记解释说，他这样做是考虑到队里情况太复杂，换了别人怕压不住。而且，他这样做完全是为全队贫下中农着想）。 窦培光好吃懒做，而且有赌博、嗜酒等恶习。唯一的本领是有张巧嘴，能把死人说活。他是当地老户，辈分高，社会上的路子广，队里许多人整天跟在他屁股后头转。李书记被他那张巧嘴蒙蔽了。 工作组走后，窦培光逐渐现出原形，自命不凡，自以为是。 白天高三福领着社员在地里干活，窦培光领着一帮人在家大吃二喝。晚上开会社员们都到齐了，窦培光却领着一帮人在家里赌博。高三福登门请了好几趟，他连屁股都不抬。 高三福一气之下吹灭了油灯，两人闹翻了…… 窦培光跑到大队告状，说高三福有野心，想夺他的权。 大队领导一合计，窦培光的一把手是县委书记亲自提拔任命的，佛爷眼珠动不得；高三福的二把手也是书记亲自提拔任命的，同样动不得。于是，当即决定：调高三福去四队当队长。 四生产队也是出了名的后进队，老牛破车疙瘩套，欠国家几万元贷款，连续多年透支，社员出工不出力。当时流传着这样的嗑儿：一队好，二队曹（姓曹的多），三队桃花寨，四队一团糟……” 高三福心里知道是窦培光暗中搞鬼，为了争这口气，他同意了。 （六） 高三福背着行李卷，拎着一口小铁锅来四队，挨家挨户找人劝说出工，并保证到年底绝不会让大家白干，可是没人相信。高三福没有灰心，使出浑身解数，从信用社弄出一笔贷款，不仅队里全年的生产费有了着落，还买了大量化肥，接着，他又亲自去内蒙买回十几头母牛，建了牛圈。俗话说母牛下母牛三年五个头。社员们看到希望，纷纷出来上工了。 高三福白天带领着社员下地干活，晚上用三块石头支起锅，自己做饭，半夜还要起来检查马倌喂了几回草，牲口吃饱了没有。 开犁种地了，劳力紧张，高三福索性把家搬到四队，老婆孩子齐上阵。到了铲地、割地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轮番打头…… 这一年，生产打了翻身仗，还上了当年的贷款和部分陈欠，一个劳动日达到2元多。 第二年，社员收入又翻了一翻。高三福入了党，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彰和嘉奖，并被树为全公社生产队长的样板。 这年冬天，高三福来看我，闲聊时他给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生产队很穷，队长去信用社要求贷款，信贷员不给贷。他便软磨硬泡，最后信贷员说：不好贷呀。这样吧，我儿子要结婚，你给我整点豆油，我给你想想办法。这个队长回家找了个油桶，装满了水(那时油桶都是铁皮的，隔皮看不到瓤)，第二天一大早来到信用社。信贷员一手拎着裤子给他开了门，伸手要接油桶。他说净是油别弄脏了你的衣服。信贷员说你上后屋倒缸里就行了。那个队长来到后屋掀开缸盖一看，里面有多半缸油，心里骂兔崽子有这么些你还要，咕嘟咕嘟，全都倒了进去。信贷员进来看了一眼，缸里的油都要满了（水都沉了底），乐得屁颠屁颠，刷刷刷给他开了票…… 听到这里我笑喷了，我怀疑他讲的就是自己。 （七） 人生就像一片落在河面上的树叶，有时被冲得打转，有时被卷入水底，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被托到浪尖。1976年，在山沟里呆了10年我和哥哥接到北京开来的知青证明，突然间从受人歧视的“狗崽子”成了令人羡慕的知青。 恰好，这时县里下来一批招工指标，当地知青中我和哥哥的资格最老。哥哥的眼睛深度近视，在队里只能干那些别人不愿干的粗笨脏累，有时甚至危险的活，吃尽了苦，现在终于熬到头了！ 我瘫在炕上不能动，队里将哥哥的名报到公社，等待党委审批。哥哥兴奋得坐立不安，天天到大队询问，批下来了没有。 一天，大队会计告诉他批下来了，全公社一共12个名额，没有你；并悄悄告诉他，是胡书记把你拿下来的，换了别人。 一个霹雷打在头上，哥哥瘫了，抱着头呜呜大哭。 父亲束手无策，暗暗掉泪。我忽然想到高三福，他为人仗义，对父亲说，您去找找他，说不不定能有办法。他是全公社队长的样板，或许上头能给他这个面子。 “这事包在我身上。”高三福去了公社。 “那么多人找我走后门，不是我的上级就是老同事，你说我往下拿谁？”胡书记是公社二把手，主持常务工作，他说出了心里话：“老太太吃柿子，我只能捡软的捏……” “往下拿谁我不管，反正不能拿太平！”高三福说，人家哥俩下乡这么多年，一个为国家瘫在炕上，一个眼睛近视干不了农活，亏你下的了手！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胡书记现一脸无奈。 高三福火了，甩下一句：“告诉你小姨子，明天别教课了！”起身就走。 原来，胡书记的小姨子没工作，他利用职权让高三福在四队办小学校，然后他的小姨子去那当了老师，每天教十几个娃娃查数。胡书记没想到，高三福会有这么一手！县官不如现管，小姨子的饭碗要是砸了，老婆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素有“模范丈夫”之称胡书记慌了，连忙赔笑：“老高啊，有话好说，你这人咋这样啊！” 审批通过了。一个月后，哥哥高高兴兴地当了工人。 （八） 高三福成了大能人。一天，公社一把手乔书记找他谈话说，现在最糟糕最棘手的单位是参场，问他敢不敢接这个摊子。 公社参场是青年点，在那干活的不是一般人，除了公社干部子女，就是县直机关干部的相公和千金小姐，个个天不怕地不怕，像没笼头的野马，说不定啥时候能把天捅个窟窿。几年间，参场的领导已经换了好几个。 “就交给我吧！”高三福接了下来。他开出一个条件，请公社出面，让他的儿子到大队开拖拉机。乔书记答应了。 高三福去参场，许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说他弄不好会栽在那。 奇迹又出现了，他不但把生产抓了上去，还把那帮知青管住了。公社参场离我家很远，高三福去了以后工作忙，也很少再来我家。即便来了，也是匆匆忙忙。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别人听说，他在那里亲自领着干活，他在那里建了牛群和鹿场，他又被评了先进…… 一次，高三福又来看我，他感慨地说： “我到那第三天，那帮知青就给我来个下马威，那天我下山办点事，回山上时快半夜了，天很黑，没有月亮。我走着走着，猛地从树林里蹦出个人，脸上红一道子白一道子的，身上还披着被单，像蛤蟆似的一蹦一蹦的，对我嘿嘿一笑，哑着嗓子拖着长声说：“你——来— -啦。”那声比哭还难听，把我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帮知青都作（zuo第二声）花来了，你说待着没事干点啥不好，乒乓球也有，羽毛球也有，扑克象棋，那书都成堆。有一回我去公社开会，回来一看，那帮知青在那开追悼会呢，一个人躺在板子上，身上盖着国旗，一帮人围着他哭，嗞哇乱叫，有哭儿子的有哭孙子的，躺着的不干了，蹦起来跟哭的打起来了，哭儿子的和哭孙子打起来了……” “昨天下午，那帮男知青一人手里拎个棒子正往山下走呢，让我撞见着了，一问是要下山打架去，有个知青夜里山下，偷了社员家树上的果，那家发现后，弄了一块带钉子木板放在树下，这个知青夜里又去偷，被扎了脚。他们要去平了那家，让我一顿吓唬给拦住了。” 我说，他们都有文化，老子大小都是官，怎么就服了你呢。 “其实也没啥，我把伙食和生产搞上去了，吃的好，分钱多，活也轻巧；闷得慌了，就给他们唱几段，白乎白乎；实在不听话的，就打电话找他老子呗。” 他说的很平常，也很轻松。 尾 声 知青点撤销后，高三福被调回三队当队长。他仍是那么兢兢业业，劲头十足，1979年队里的劳动日值达到11元，超过了城里的工人。1983年施行“分田到户”，生产队解散了。高三福带着自己的儿子承包土地，办了家庭农场，照样搞得红红火火。 1985年我离开了那里，不久又进了省城。去年得知，高三福过世了，我很悲痛，写下这篇文字，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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