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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高非 于 2015-12-19 00:59 编辑
34团18连北京知青 赵嘉臻
看到十八连的战友写了这么多的回忆录，我感到非常亲切，又很惭愧。作为这个集体的大姐，我无论如何也应该拿起笔写一些。可我的记性太差，黑土地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如烟往事，特别是当年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大多随着岁月一起消散了。倒是那些苦中作乐的恶作剧，美好的或者惊险刺激的事情还依稀有些记忆。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琐事，有些恍若隔世，有些又像发生在昨天，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总是萦绕在心中难以忘怀。我努力写下几段，算是交差吧。
奔赴北大荒
1968年，北京中学里的文革高潮已经消退，开始一面“复课闹革命”，一面分配“老三届”毕业生。我是北京市女三中66届高中毕业生，升学深造的大门早已关闭了，分配到北京工厂企业的名额有限，还要优先出身好的同学。我该何去何从呢？这时北大荒八五八农场的转业干部刘大刚、胡伯成来到我们学校招工。听了他们介绍的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传奇，以及八五八处于“反修第一线”的重要战略地位，我立刻把“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为自己的最好选择，积极报了名。
没想到八五八招工还要“政审”。第一批被批准的人6月20日就奔赴北大荒了，我们班只有四个干部子弟被招走。我心里实在着急，就一次次去找刘大刚和胡伯成。我向他们如实反映了父亲在研究所中被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到边疆去的决心。他们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批准我第二批赴北大荒了。他们教育我正确对待家庭问题、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那些话，我至今还印象深刻。那时的人思想简单，大家都觉得青年人应该响应号召走革命的路——与工农兵相结合，艰苦奋斗，时刻准备上战场，而对个人的东西想得比较少。张莉就是瞒着家人把户口偷出来自己办的下乡手续。我们学校一个已经留校工作的66届毕业生，代表学校革委会送我们这批人下乡，到了八五八却决定留下不走了。我们女三中这两批去八五八的就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主动要求去边疆的。
临行前清理旧物，翻出一本初中时的作文本。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中我写过：“我的理想是驾驶着拖拉机奔驰在祖国辽阔的北大荒……。”是巧合还是天意，儿时的幻想竟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我们在7月10日傍晚到了八五八农场。我和另外九名北京青年被分配到场部附近的副业队。副业队的指导员张文德把我们领回来时，天已经全黑了，没想到一大屋子的老职工正等着欢迎我们。副业队原来只有两名66年来的哈尔滨青年，这次一下子来了十个知青，还是北京的，领导和职工都感到既新鲜又兴奋，像欢迎贵宾一样迎接我们。我们这几个人却大多心神不定。分到副业队的这些人虽然也有我们学校的同学，但不是一个班的，互不了解；而我最要好的朋友邵何却被分到了良种站。今后大家要亲密无间同甘共苦地生活在一起了，我无论如何也得和好朋友在一起呀。同室的张莉的好朋友在五队，她也急着想换到五队去。男生里高非和韩崇光则闹着要到十三队去找同学白捷和孙勇。总共十个人，倒有近一半不想在副业队。其实大家的心情很相似：第一次走向社会就远离家乡来到这荒凉生疏的地方，本能地想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抱团取暖。可是副业队领导显然不会同意。
勉强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一不做二不休，招呼也不打拉着张莉就跑了。我去良种站，她去五队，据说是在同一个方向。具体怎么走我们也不知道，管它呢，走着问呗。一路上我们边走边聊：在生产队多好，开着拖拉机翻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那才是我们的梦想。在二线单位副业队算什么呀！没想到刚刚走过小穆棱河桥，就被跑得气喘吁吁的指导员张文德追上了。好说歹说硬是把我们拉了回去。刚到队部，就听说高非和韩崇光也跑了，指导员更着急了，抓了一辆自行车就去追。一直追了很远才把二人追回来。
为了让这几个人安心，指导员可是费尽了口舌。先是搬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讲副业队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非常需要青年人，你们在这里一定能有用武之地；最后动之以情。指导员讲，这里的职工年青人少，文化也低，多么渴望来一些城市青年啊！原来农场的青年分配方案里没有副业队，他当时在某生产队开会，听到这个消息就急忙赶了几十里路跑回场部，为了抄近道冒险趟过小穆棱河，及时赶到场部，让领导改变方案争取了十个人。这十个人可是副业队的宝贝，大家一定要安心在这里工作，一个也不要走。
也许是因为刚到新单位不敢闹得太过分，也许是因为这些大道理我们不能不信服，也许是被指导员的热心诚意感动，最终，我们十个人全都老老实实地留在了副业队。
就这样，我们从一个不懂世事的中学生，变成了一名北大荒原野上的农垦战士。
初过劳动关
刚到副业队，我和林苏分到酒厂粬房，不久又被调到基建队去盖房子。我们要盖知青宿舍，食堂兼会堂，以及各种厂房：酒厂、面包房、酱油房、仓库……，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基建队里有几个老职工，魏成章是班长，给了我很大帮助。盖房子老职工当瓦工，站在脚手架上拿着瓦刀砌墙。我们几个知青和家属是小工，负责和泥、搬砖、送料。我们这些从小长在城市、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知青哪里经受过这些？刚一开始真有些不适应。每天下来，腰酸腿痛，肩膀红肿，有时手指还被砖头磨破。有的小青年看着自己磨肿了的肩膀低声啜泣。我就想，来边疆时不是下过决心，要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吗？哭有什么用？铁肩膀是炼出来的。于是忍着痛，磨炼就是了。
老职工们看到知青的困难，便教给我们各种劳动技巧：使锹不要只用蛮劲儿，要找支点用巧劲；挑担子不能用肩膀上骨头最突出的部位硬挺，要偏着头，用脖颈上肉厚的地方斜着担；挑担走路要挺起腰提住气，扁担随着步伐轻颤，才能走稳。老职工还特意给我们做了小帆布垫肩。照着他们教的边学边干，果然有效果。我们毕竟是青年人，就这样咬牙坚持着，几天过去便不觉得那么累、那么疼了。随着脚手架越来越高，往上送泥、扔砖就越来越费力了。送泥要有眼力见，量要合适、时机要准确。扔砖要稳、准。脚手架最后高到五六米时，老职工教我们用木锹往上扔砖。他们能一次扔两块砖，贴在一起不松开、不转动。我们饶有兴致地学着他们的样子干起来。由于我用心学、不惜力，得到很多瓦工的欢迎，都愿意和我搭配干活。在工地上我初步度过了来北大荒的第一关——劳动关。
工地上最热闹的是酒厂上大梁的那几天。新酒厂厂房宽度约有十米。这么宽的厂房，三角形的大梁放在地上显得十分庞大，需要全靠人工架上五米高的砖墙，这可是需要技术经验，更得指挥得当和齐心配合，稍有差错就会出事故。那几天工地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抬大梁的人使足了力气，指挥的人手舞足蹈又叫又蹦，众人一起喊着号子互相呼应。我们在旁边看着屏住呼吸。每当一条大梁抬上去，大家一片欢呼雀跃，气氛达到高潮，让你感受到劳动的快乐。
到了68年底新酒厂落成。这是虎林地区最大的酒厂，烟筒高度有十八米半，是场部地区的制高点；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场部周围各单位，还能隐约看到乌苏里江对岸跑的火车。酒厂的设备也比先前改善了很多，将来一定能大大提高产量。随着新宿舍、新食堂和其它新厂房一座座建成，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成为了北大荒的建设者。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边疆时一切都只能因陋就简，十八连原来的厂房宿舍几乎全是简陋的土坯房，“穿鞋戴帽”的都不多。如今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家园，心中充满自豪。
“家庭出身”的困扰
到边疆后几个月的一天，指导员开始找青年们一个个谈话，内容是如何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因为根据组织上外调的结果，我们这些人来农场时自己报的出身大部分都需要修改。
我的家庭出身一直填的是“职员”，原来在学校时组织上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至于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我来北大荒前就毫无保留地向领导汇报过。可指导员告诉我，根据这次外调的结果，我的出身应该填“资本家”。这让我很吃惊，难道父亲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问题吗？当时我只能抱着相信组织、跟党一心的信念，相信和服从组织调查结果。我都没敢写信询问家里有什么变故。指导员倒是和颜悦色地给我讲了许多“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之类的大道理。可我的情绪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
那时的副业队有五十多名老职工，被“揪出来”的倒有七八个。在加上外单位放在我们队的，“牛蛇神鬼”能有十来人。那时天天晚上开批斗会，会场前面被批斗的人站成一大排。我们都觉得搞得有点过左，有些人的罪名定得太过牵强甚至可笑。但毕竟对这里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关系全不了解，不好多说话。特别象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从此更得小心谨慎，这类看法绝不能说出来。言多语失惹祸上身的事情我们在北京见多了。庆幸的是我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集体。指导员虽然对老职工有一些“派性”和极“左”的做法，但对知青确是爱兵如子，从没整过任何一个人。多数副业队的领导和贫下中农，包括北京上海知青战友，都对我没有任何歧视，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69年春节过后兵团组建工作进展到基层班排一级，我们八五八农场副业队已经改称为三十四团十八连。一天，王副连长在会上宣布了“经贫下中农讨论通过”的兵团战士名单。大多数青年都在名单上，只有我和高非、黄承忠等几个人没有，还不能成为兵团战士，还要继续接受调查考验。我知道这主要是因为出身问题。这件事情无疑对我是个很大打击。想想自己从小学到中学，入队、入团都是第一批，来北大荒更是满怀热情，渴望在反修第一线贡献青春和热血甚至生命。如今连当战士都没有资格。不是说“重在表现”吗？半年来我的表现有目共睹，得到许多贫下中农充分认可，为什么这次被打入另册？我又一次陷入迷茫和悲凉。我们这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什么时候才算是教育好的呢？
好在时间不长，我们的战士资格就得到了批准。但从此“家庭出身”却成了我身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时我常常思考如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问题。许多贫下中农老职工，象老连长、指导员和大多数转业官兵，几乎全是忠厚朴实，不善言表（只有指导员能说一些），很少豪言壮语。但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知青关爱备至，让我感动，为之敬佩。就连被“揪出来”的一些转业官兵，比如王绍才，夏至中、陈光伟等人，我们都能在监督他们劳动的过程中看到闪光的东西。而那些天天指手画脚，喊着革命口号，总是要教育我们的人，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做人的品质令我不以为然。文革使一些人的人格被扭曲了，品质好的人往往因为不肯见风使舵，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变得越来越沉默。而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却为了出人头地，口头上变得越来越“革命”，动不动就要“教育”别人。这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在文学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在北大荒，在最普通的日常劳动生活中，我们才看到了许多人性中内在的东西。副业队老职工的优秀品质，真诚善良、坚强乐观、默默奉献，都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影响了我。尽管他们从未以教育者自居，但这种影响却使我终生不忘，成了我一生做人的准则。
再继续说“家庭出身”的事。1973年3月我调离兵团，到组织股办手续，一位干事告诉我：“你的履历表中‘出身’一栏还是按照原来的‘职员’填吧。”我同样没有询问理由，如释重负离开了三十四团。想当初“出身”的包袱荒谬地压在身上，我没敢问，也不允许你问；如今稀里糊涂丢掉，也没人向你做任何解释。这几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呢？可没有人为你负责。
我离开北大荒是因为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顾（我是独生女），又办不成“困退”，只好联系到离家较近的河北怀来插队，计划“曲线”回京。到怀来后，劳动是繁重的。栽白薯挑水点种，备耕往地里送粪，都是一整天一整天挑水桶挑筐。我有了在北大荒几年锻炼的基础，干这样的活毫不落人后，挣的是和村里的女壮劳力一样的一等工分。村里对我很重视，让我当团支书和民兵副指导员，列为发展入党的“培养对象”。一年后我办好手续就要回京时，村支书对我说：“你再晚点走吧，就要发展你入党了。”我心里想，还是算了吧。真到那时你们内查外调一番，不定又搞出什么状况呢。嘴上却对老支书说：“我到新单位继续争取吧。”
回京后我在工作中表现尚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由于“出身”不属无产阶级，一直没能入党。有趣的是，我的养母在68岁高龄时入了党，离休的生母在78岁时，身患绝症，在医院病房里通过电话进行了入党宣誓，实现了夙愿。请问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母亲，能给我带来多少不利于党的负面影响呢？
如今倒是没有什么人计较我的“出身”了，我也快到68岁了，这些问题早就看淡了。做人做事只要自己无愧于心就行了，其它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磨面班的人和事
兵团组建后，副业队和加工厂合并为十八连，我被调往一排磨面班当班长。磨面班十多个人，担负着全团上万人的主食供应，却只有四台老式磨面机，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车间里没有采暖空调和除尘设备，冬天冻死，夏天热死，粉尘四处飞扬。一个班下来，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挂着面粉。磨面的几道工序都有讲究，怎样才能从一个外行完全进入角色呢？
一排长张志华是58年转业官兵，副排长贲贵琴是哈尔滨知青。他们二人再加上早先就在班里的哈尔滨知青小张和小鲁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副班长孟瑞霞、老职工吕大嫂、刘春兰、郝永华、杨胜聪等也都是手把手地言传身教。修理工隋培英、陈宗波更是从机器的性能和使用，从理论和技术上给了我很多指导。
老式磨面机的使用，全凭眼观、手摸、嘴尝，还要靠用心思索掌控。各连队送来加工的粮食，质量、水分、库存时间各不相同，水分大了麸皮片大，出粉率低；水分小的，粉得过碎，出粉率倒是高，面粉却黑了。所以我们不仅要保持四台磨面机的运转正常，还要随时观察麦片、面粉、麸皮的状况，责任心非常重要。接面的岗位更是累人。一袋面六十斤，一个人要接面、过秤、扎口、扛起来小跑几十米到成品库把面垛好。一个班次150到180袋面，偶尔能到200多袋，共四五吨，要扛着面袋走七八公里。劳动强度之大，对初来的小青年是个严峻考验。上海青年小谢、小王、小顾、小范她们刚来时，因为年龄小、个子矮、身体弱，又有些娇气，全都吃了不少苦头。在老同志的关怀下她们个个不肯示弱，都很快增强了体力，胜任了工作。她们聪明好学，又很快掌握了磨面技术，个个都成了生产能手、技术骨干。
老职工中小隋对我们的帮助最多。他既像兄长又像老师，总是根据实际发生的问题给我们详细具体的指导。见我们有学习技术的愿望，他就在每次修理故障时讲解机械知识和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这样遇到一些小故障，我们也能自己解决了。我爬到屋顶处理传送带故障时，他就用手张成环状在下面保护。我初学凿铁辊，他就手扶钢钎让我抡大锤砸。我怕砸着他的手不敢下锤，他笑着说：“我皮糙肉厚，不怕，来吧。”在他的鼓励和点拨下，我们很快掌握了一项又一项磨面技术。上班时小隋是师傅，下班后又能和我们一起玩，一起闹，许多知青都是他家的常客。就连他们家的狗见了我都摇头摆尾异常亲热。
平时我们讲生产，总是说面粉的产量质量。安全问题虽然嘴上也说说，心里却并不太当回事。没想到真就出了一次流血事故。那是磨面机出了一个常见故障。处理完了，副班长小孟正在给电动机上皮带，站在电闸旁的小张忘了等对方示意就推上电闸，只听小孟“啊”的一声尖叫，左手三个指尖被皮带咬下来，顿时鲜血喷涌而出。我们在旁边全都吓坏了。幸亏小孟很镇静，立刻用右手紧紧握住伤口。我扶着她往医院跑。好在医院离这里只有几百米。鲜血洒了一路。跑到医院一松手，鲜血立刻涌出来，连打了几次止血针都很难止住。医生一检查，三个手指尖全被剐下，还伤了一段骨头。我扶着小孟检查、止血、缝合，心里象小孟一样疼痛：我这个班长失职呀。为什么平时不多强调一下安全生产呢？为什么合闸时没注意到彼此配合呢？惹祸的小张站在旁边不停地哭，因为失血而脸色苍白的小孟却一滴眼泪也没掉。还不断宽慰小张：“别哭了。不能都怪你，我自己也有责任。你也是为了早点开工。”多么坚强的小孟啊！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事后连长在全连大会上痛心地说：“平时嘴上总说安全生产，安全第一。思想上真正重视了没有？这次是血的代价，血的教训呀！……我们都有责任。”这次教训确实让我们警醒了。排里班里也是多次开会总结经验教训，排查安全隐患，制定整改措施。以后我们逢会就强调安全生产，把严格的规章制度落实到每个人每个班次。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
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
刚到副业队不久的一天，不知什么东西吃坏了，我得了痢疾。据说这种病若不及时治好会转成慢性，经常反复。我在北京就曾连续两年得过。农场的医疗条件要差了很多，我到团部医院看过，也吃了药，却仍然高烧不退，腹痛如刀绞，一会儿一泻，拉脓带血，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上班时别人都走了，就我一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人在生病时感情最脆弱，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北京的家。正在伤心，宿舍门“呀”地一声推开了，同宿舍的金莲芝捧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了进来，面条里还卧着一个荷包蛋，面上浮着绿油油的葱花，让我这个病人都有了食欲。金莲芝柔声说：“小赵，听说你病了，中午也没吃饭。这种病泻多了会虚脱，身体顶不住。快把这碗面条吃了。”几句话说得我眼泪汪汪，忙坐起来连声说谢谢。
金莲芝是我们副业队老职工子女。她家是中农成分。在那个极“左”年代，据说每家“坐地户”都可能有历史问题。所以她平时谨言慎行，每天埋头畜牧班的本职工作，不大和青年亲近。她也不吃食堂，只是晚上在我们宿舍住。可是在我遇到困难，心情最灰暗的时候，她却悄悄来到身边安慰我，还送来了热汤面。看着我吃完，她又轻轻走了。可她的善良和爱心就像那碗面一样，久久地温暖着我。
因为我们是二线单位，每年只有夏收和秋收最忙的那几天才抽调人去农业连队帮忙。70年的秋天，我已经调到了磨面班，好不容易争取到下连队收大豆的机会。不料刚干了两天，不幸又得了痢疾，被送了回来。又是同样的病情，又是一个人在床上煎熬。这个痢疾怎么象魔咒一样缠着我？
正在心情沮丧胡思乱想，修理工陈宗波的家属小李走进宿舍，不由分说把我拉到她家。小李热情豪爽快人快语，她几下子烧好炕，把我按在热炕头躺下，说：“好好躺着别动。我这就去给你做饭去。吃完了好好睡一觉。”随后就到外屋噼里啪啦地忙活了。不一会儿工夫，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了进来，也是卧着鸡蛋，也是飘着绿油油的葱花，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谁说我们远离了父母？老职工就向一家人一样时时刻刻关爱着我们。
可能是兵团工作生活的锻炼使我的身体越来越强壮了。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得过痢疾。以往每年都要困扰我的病魔终于远离了我。
献血
六七十年代的北大荒，农场医院都没有血库，一旦需要输血抢救病人，只能在周围单位紧急征集人员义务献血。我们刚到农场不久就验过血型，就是准备应付这种紧急需求。我们连正在团部附近自然首当其冲，多数青年都献过血。
一天上午我正当班磨面。听说我们连职工宋大爷的老伴在医院做手术，急需血浆，连里正组织人献血。那时遇到这种事情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上前。我找到刘春兰替班，就直奔医院。正好连部那边自报奋勇的老职工和知青等几个人也赶到了。经过验血，血型与宋大娘一致的有老职工徐联章、北京青年韩崇光和我。其他人只好不情愿地离去。
徐联章先抽了200毫升血，很顺利。抽出的鲜血马上就拿到隔壁手术室给病人输到体内了。第二个是韩崇光上阵。不知道是他的血管太细还是用的针头不合适，血抽得很慢，只见护士连挤带捏，忙活半天勉强抽了170毫升。大夫就说，别费劲了，换下一个吧。第三个轮到我，换了一个粗一些的针头。一针扎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流往头上涌，200毫升很快就抽完了。就在这时，手术室传来消息：血浆够用了。
宋大爷原本就是我们敬重的老职工。我和他在基建工地上一起盖过房，韩崇光和他一起做过水泥管。69年春节知青被分到老职工家吃饭，正好我和韩崇光被分到宋大爷家。这次我俩血型与宋大娘相配，真是太巧了。这是不是一种缘分呢？
事后医院要给我们钱（营养费）。我们认为自己是救人来的，不是卖血的，坚决不要。我们以为自己不要医院就不会让病人付费了，其实不然，输血费照付不误，这是程序。医院只拿出一部分给我们买了些罐头、红糖、饼干水果做营养品。我和韩崇光把罐头红糖拿到医院慰问了病后虚弱的宋大娘。饼干水果拿回宿舍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俩只喝了半个月连里特意定的牛奶。
输血的第二天，连里派人到乌苏里江边的通化打鱼队拉鱼。一方面为给食堂改善伙食，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献血的人补充营养。我来边疆后一直没有机会去过神秘的中苏边境。我顾不得休息，兴冲冲地跟着去了通化鱼队，终于看到了波涛汹涌的乌苏里江和两岸郁郁葱葱的原始丛林。鱼拉回来后，连里食堂改善了一顿伙食，我和韩崇光又多吃了一顿小灶，只休息了两天就上班了。
没过几天，连队附近的南大林子着火了。连里在家的人全都跑去救火。我也跟着拼命跑。没跑多远，输血后的虚弱就显现出来了，一会儿就觉得两腿酸软身体沉重，越来越跑不动了。但情况紧急，火光就是命令，我顾不了许多，只能拼命地跟上队伍。好在那天的风不大，火势不算凶猛。在连长的带领下，大家用树条子拼命抽打，很快把火头扑灭了。事后韩崇光也对我讲，他当时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力不从心。后来韩崇光调到汽车连，又为汽车连难产的哈尔滨女知青石雅芬输过400毫升血，挽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
当年在北大荒，主动献血决不是一两个人的个别现象。70年夏季的一天，团里的汽车撞了杨岗公社的农民，在虎林县医院抢救。团里急招我们连的知青林苏、高非和黄诚忠乘吉普车赶到70里外的虎林县去输血。高非从小就有严重晕车的毛病，平时总是能不坐车就不坐车。这次为了救急立即上车。一路上头晕恶心呕吐，难受得一塌糊涂。到了医院，黄诚忠因患过肝炎血不能用，只能抽林苏和高非的。也不知道被抽了多少，反正不只200毫升。返程又是一路颠簸、晕车。回来后高非觉得全身乏力，很长一段时间里稍一劳累就眼冒金星，看来对身体健康确实有影响。他母亲听信后很着急，赶快寄来一大块据说能补血的猪肝。他却让给得了肝炎的韩崇光。
那时我们连的张莉、薛凤珍、秦德明、安娜等许多知青都献过血，张莉等人还献过两次。他们的鲜血全都是流淌在素不相识的病人体内。现在有些人在争论知青有没有奉献精神。其实我看在献血这件事情上就最能体现知青的奉献精神。那时只要上级说有需要，所有的知青都争先恐后上前，从未考虑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事后也全无报酬，只是稍作休息就重新投入紧张的劳动中。这不是奉献精神又是什么？
经过献血，老职工对知青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一次我崴了脚，宋大娘用韭菜捣烂给我敷上，确有消肿止疼的功效。冬天我的脚生了冻疮，宋大娘给我纳了一双针脚密实的鞋垫，又用家里宰杀鸡鸭取下的最细软的绒毛给我做了一双又松又软又保暖的羽绒袜子。下班后脱下来在火炕上烤烤，再抖一抖就恢复了蓬松。袜子暖在脚上，更暖在我心里。我们也帮着宋大爷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秋天到树林子帮他家割柴禾。2002年重返北大荒时我和韩崇光还到宋家看望大娘。那一年宋大爷早已经过世，宋大娘年近八十，身体仍然硬朗。直到前年宋大娘也过世了，我们的友情又延续到下一代。宋大爷的儿子宋德理每次来北京都赵嘉臻：北大荒生活琐记要和我们北京知青聚一下，叙叙友情。
唱歌
初到北大荒，业余生活显得格外枯燥贫乏，让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很不适应。一方面农村原本文化活动就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处于文革高潮，原有的文化活动也大多被批判、取消。在欢迎知青的场部大会上，各生产队的男女老少轮番上台，全都是一面唱着语录歌和“天大地大”，一面跳着“忠字舞”，让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贫下中农的革命文化。那时为了歌颂“革命路线”经常开颂扬会，每当有“最新指示”发表，或者遇到重要年节，农场职工都要轮番上台大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广播里的文艺节目也大多如此。
在这种环境下，唱革命歌曲就成了我们十来个北京知青最主要的业余生活了。我们才到没几天，指导员张文德就把教全队唱歌和在场部颂扬会上表演节目的任务交给我们知青了。我记得林苏在连里开会时就教过几首歌。指导员自己也喜欢热闹，还教了我们两首歌：一首是“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另一首是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的“巍巍的兴安岭啊万山飞彩云哟……”。指导员说，副业队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又没文化；每次场部开颂扬会一个像样的节目都拿不出来。你们来了就好了，全看你们的了。指导员还特意安排我们十个知青暂停几天劳动，集中起来准备节目。我估计指导员和老职工们一定是跳“忠字舞”跳烦了，又不能不跳；知青来了正好推给我们，也盼望知青来点儿新鲜的。
演什么节目呢？跳舞？除了林苏，我们都不会。“忠字舞”贫下中农老大爷老大娘跳跳也就算了，我们实在不想跳。只有唱歌，才是我们又喜爱又符合形势的唯一选择。我们之中没有歌唱人才，这也没关系。可以搞小合唱。那时的“革命歌曲”也大多是齐唱形式的群众歌曲，独唱极少。
我们十个北京知青多数爱唱歌。大家在学校时就爱唱《长征组歌》、《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井冈山赵嘉臻：北大荒生活琐记的道路》和《毛主席诗词组歌》。但这些歌曲艺术水平较高，不适合群众演唱。我们第一次准备节目时，一位男生就提议：唱毛主席语录歌“任重而道远”。这是一段著名的主席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每个人第一次读到这段语录，都会被这语重心长的期望和嘱托深深感动。1967年秋季北京市赴内蒙插队的中学生为这段语录谱了曲，唱着这首歌奔赴内蒙古大草原，堪称是文革后第一首知青歌曲。今天我们到北大荒，自然会首先想到这首歌。
第一次到场部演出小合唱，除了“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唱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前一首歌有两个版本，劫夫作曲的和蒙古族风格的。我们唱的是后一种。这两首歌都是少数民族风格的，在当年一片“红太阳”颂歌中算得上优美动听。我们用两个声部合唱，自然比群众齐唱要好听得多。今天回想起来，我们一直不自觉地把“好听”当作选歌和唱歌的主要标准，这大概就是我们和老职工的区别了。首次小合唱效果挺不错，连指导员都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也觉得没有辜负老职工的期望。
紧接着就到了“八一”建军节，场部照例要开颂扬会。这次我们准备得比较充足，上台唱了“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文革前我们不少人在文艺演出和电影中听过这三首军歌。如今当我们自己唱起“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悲壮、沉重、激昂的旋律首先把我们自己深深感动了。我们之中有两名军人子弟，还有新四军创建者的后人，自然唱得更加自豪和投入。三首军歌演绎了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也表达了我们继承先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渴望参加反修战斗的情怀。台上我们唱得热血沸腾，台下也是群情振奋，演出效果非常好。有些人还询问我们：哪儿弄来这么好听的歌，有没有歌篇？组织者特意把我们的节目安排在最后压轴，散会后高兴地对我们说，下次你们再来个合唱，还把你们放在最后。
大批知青到了八五八，带来了许多相对优美的文艺节目，“忠字舞”一下子全消失了。我印象较深的知青节目有修配厂小慕跳的独舞“八角楼的灯光”，优美的旋律和刚健的舞姿给了大家很好的享受。还有民族学院附中石昆喜的藏族舞蹈，十二队（十三连）知青气势磅礴的大合唱，都是当时很受场部周围群众欢迎的好节目。还有一个上海知青是芭蕾舞学校的，跳起“北风吹”，举手投足绝对是专业水平。可惜很快就被上级调走了。
除了演出，我们在车间里，在业余时间，经常三五个人在一起唱歌。唱当时的电影插曲“站在草原望北京”、“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伟大的舵手指明了方向”，“巍巍钟山迎朝阳”。到后来，连文革前的老歌甚至一些苏俄歌曲也开始半公开地唱了。
我们唱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好听。可当时允许公开演唱的歌曲，好听的实在不多；偶尔出一首不错的新歌，大家都争相传唱。68年冬季一天，报纸上发表“日出东方红光芒照四海”和“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等四首歌曲。当时我正和一个知青值夜班看管“牛鬼蛇神”。我们在外屋看着报纸学唱这几首歌，里屋休息的“牛鬼蛇神”听着新鲜也跟着学，也会了几首。这是被批斗的老夏他们被“解放”之后告诉我们的。真是有意思。看来，就连“牛鬼蛇神”也渴望美好的文化生活呢。
这里我记录的只是我们刚到北大荒那几个月唱的歌。那也是歌曲最少的时期。歌唱在那时几乎就是我们知青唯一的业余文化生活，因此也是我们最难忘的事情。那些优美的歌声给偏僻荒凉的北大荒带来了青春活力，也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个精神枯燥文化贫瘠的年代。
结束语
几十年没有写文章了，一开始下笔总觉得无从写起。写到后来却发现难忘的事太多，不知如何取舍收束。还有许多想写的事情：第一次吃狗肉，结伴到穆陵河洗衣服，发大水时在宿舍门口划船，和上海青年打赌夜闯坟地，和男生打赌爬上酒厂十八米高的大烟筒，宿舍的水缸被冻成两半，张莉的舌头冻在铁桶上，在穆棱河钓了一大堆小鱼，69年春节吃百家饭，在炊事班当上士……。如果都写出来就成长篇小说了，我哪里有这个本事？
回顾在北大荒的知青岁月，我无怨无悔。那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自己做出的选择。虽有苦难也有欢乐，有困惑迷茫，也有许多人生感悟。我们就是这样走向成熟的。
如果有人问我，几年北大荒生活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我会回答：首先，年轻时的磨难和历炼赋予我坚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使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再惧怕任何困难。这是我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1983年我已经三十七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播电视大学金融专业学习，圆了我的大学梦。在工作中我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其次是友谊，是知青和农场老职工亲如一家的友谊，是知青之间同甘共苦的友谊。这种友谊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影子，是人世间最单纯、最牢固的情感。在利欲嚣张的今日社会，更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每次我们知青聚会，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唱一支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北大荒知青情结就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就是我们的友谊之歌，也是我们一生永远唱不完的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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