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知青“遗物”：书籍和笔记（一）

      许多地区曾经举办过“知青上山下乡实物展”，一些网友也在网上亮出自己知青时代使用过的物品。看了这些真觉得亲切、有趣、感叹。不由得想到，我自己还有哪些那个时代的“遗物”呢？
      想了半天，除了照片，只有书籍和几本笔记了。
      书籍好找。正好前些年我编过图书目录，已经把自己的书籍资料输到计算机里。按照日期一排序，选取我回北京的日期1975年5月以前购买的，得到的100多本就是了。
      有的同龄人会觉得，在那个知识被鄙夷的时代，有100多本书好像很不少了。其实仔细看看下面的图片和书目就知道，不少是薄薄的小册子：

      这些小册子大多是70年代出的丛书，例如“学点历史”丛书，“历史知识读物”丛书等等。1972—1975年我在团部中学，学校经常托上海知青通过家人为图书馆购买一些书，我也顺便让他们为自己带一些有知识性的书。大多数小册子就是这样买来的。
      当然那时最正统的读物还是《毛选》，特别是在我到北大荒的前两年，几乎就是唯一合法书籍。连马恩著作都被称为“臭书”（见我先前的文章）。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才列入了正统读物。

      图中左侧的《毛选》是1968年7月初离京时二姐送的。那时这套四卷合订本算是精装书，也算是难得的。《马恩选集》是68年刚到农场时在场部商店买的，1966年版。当时读马列还是件很新鲜的事情。
      说实话，马、恩、列比较起来，我还是爱读恩格斯的书。比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历史的方法和活泼生动的文风就给人很深的印象。马克思的书学究味道太重。比如《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那个版本，对于当年的我显得十分艰涩。后来看了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了解了一点儿皮毛，再去读原著，仍是读不进去。一直到去年在书摊上又看到了这本书，随手翻了翻，发现比当年的版本好读多了，可惜我已没有心气读它了。
      刚到农场的68、69年，我也曾买过几本列宁的小册子，还能记得的有《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83年初我的工作单位举行知识竞赛，抢答问题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我像说顺口溜一样快速吐出一连串人名：亚当．斯密、大李．嘉图，傅里叶、欧文、圣西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把许多人逗笑了。其实这些名家的著作我一本也没有认真读过。会后有人问我是否读过政经专业，我回答他：读过北大（荒）的工农兵学商专业。
      《列宁选集》是1973年秋冬在团部书店买的。前一天得知书店来了这套书，我们几人生怕去晚了买不到，第二天一早冒着纷飞雪花，提前赶到团部书店等着开门。还记得我们每人手捧一套书往回走，踩着皑皑雪地、望着茫茫荒原，我的同伴、北京知青老马半开玩笑地说：像咱们这么热爱马列著作的人大概不多吧？老马后来“范进中举”，侥幸当了工农兵学员。酷爱文学的他却被分配学物理，弄得一辈子不伦不类，专业上一事无成。
      但是在1973年，我们已经有不少别的书可读了，所以列宁的书我读的较少。印象深的只有一篇帝国主义论。那是因为那年我们学校的知青教师成立一个学马列小组，我们一度琢磨着，如何把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联系起来。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当然没有意思，可在当时还算是蛮新颖的。
      翻看着这三套书，抚摸着当年划下的大量圈圈道道，遥想着当年读书往事，恍惚一下子发生了时空错乱——它们花费了年轻时代的我多少时间和精力啊！
      前些天在一位网友的博客上看到“上山下乡读过的书”系列博文，提到的很多书籍都和我保留的书一样，连书的外观新旧、当时读这些书的心境都非常相似，令人好笑，令人亲切、又令人感慨。比如《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回忆录》、《1871年公社史》、《世界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评法批儒的书籍《韩非子选》、《荀子简注》等，评水浒时的《水浒传》和《水浒后四十回》，还一些鲁迅的小册子、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土文物二三事》，几乎都和网友的一模一样。

      那时全国各地的知青能读到的有些知识性的合法书籍主要就是这些吧。当然非法读物不包括在内。我弟弟当年在延安插队，那里对知青的管理相比于农场非常松懈，读到的“毒草”比我多得多，很是让我羡慕，一点儿不亚于在物质生活方面他对我们农场的羡慕。
      所以，当我前两天看到有的博客中网友评论说，知青中的老高中生当时已经有了学习的能力和愿望，在当年可以算是“幸福”的，就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知青的‘幸福’都是相似的，知青的不幸也是相似的。托翁的话在这里只适用一半。”从相同的书籍、相似的实物，到相通的心境、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幸福和不幸——这就是几十年来“知青”这个名称将这些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啊！
      看到郭老的几本书就想起他在批林批孔中的境况，让人惋惜同情。可他那本《李白与杜甫》中的武断、偏面（比如硬说杜甫的“三重茅”的住所是冬暖夏凉的地主住房 ），当年就让人很反感。文革前夕听到过有人讽刺：“郭老郭老，写得不少；老郭老郭，好的不多。”随后大家又真心钦佩郭老真是聪明透顶，竟能在1966年的四、五月份就预测到文革风暴即将来临，及时发出了“我四十年来写的东西都应该烧掉”的惊人之语，并且第一个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每看到郭老的这几本书、想到他当年的言行，我总会想起电影新闻简报中他陪同西哈努克参观东风公社时吟的诗：“毛主席，大统帅；共产党，人人爱……”，一代文豪此时的作品如同儿歌，让人脸红。今天郭老若地下有知一定会说，他后来写的东西才真的应该统统烧掉。老人家去世时极尽哀荣，被封为文化战线上仅次于鲁迅的亚圣。可后人的评价，从作品到人品，被贬得越来越低。他那些可笑可气又可叹的书籍，也是那个时代的难得的纪念物了。
      为什么文革中会出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这类的书呢？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毛主席曾讲过要有人研究佛教。难怪范文澜的书中也用很多篇幅批判佛教。当时出版物中有一些难得的“异类”，是否多与毛的讲话、好恶有关呢？可是任继老的这本书我实在没有兴趣读。同样，买了却读不进去的还有《周书》、《南齐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上册）等等。当然不愿读的前提是，当时已经有别的书可读了。
      在我的那一堆小册子里，这些“异类”还包括几本国外历史上的名著，深深吸引着我，例如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韦斯科夫的《人类认识的自然界》。文革中居然会公开出版这类书，不能不说是奇特现象，恐怕每本书背后都有些说法呢。
 
      或许是本性难移吧，在各类书籍中，我最爱看的还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例如《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秦元勋的《空间与时间》、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李四光的《天文地质古生物》以及《天体地球和人类的起源》等等。我买书的路子在知青中算是比较广的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与学习愿望相比，我这几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实在太少了。

      当年的自然科学出版物还有一个怪胎——《自然辩证法》。这套杂志我只买到11册，大概缺三册。70年代初在全国，上海的大批判搞得最热闹，为此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和杂志。政治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学习与批判》，自然科学方面就是这份杂志。当时上海高校的文理各科都设有大批判写作班子，针对国外各领域历史的和当前的著名流派、观点撰写批判评论文章。所谓批判，无非是把自然科学的观点引到世界观上，上纲上线扣帽子。但为了树靶子，总要介绍一下被批判的观点，为此出版了一些《摘译》杂志，翻译刊登了国外哲学、经济、历史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文章。我们学校的上海知青通过家人买到这些杂志和书籍寄来，政治类的归他们，科学类的归我。除了《自然辩证法》，我还留有18本《摘译国外哲学历史经济》和《摘译国外哲学社会科学》。1975年回北京之后我在“新华书店读者服务部”继续购买了这些杂志，直到停刊。
 
      《自然辩证法》杂志中最新鲜引人的自然不是大批判的八股文，而是被批的理论观点。无论谁，只要懂得一些科学常识，对于那些批判的言论是不会服气的。比如你批判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是畸形的，你自己为什么不能发展快点？我在中学时期看过一点儿《时间和空间的故事》、《物理学中的未知世界》等科普读物，非常崇拜爱因斯坦。看到批判他的相对论、光速有限和宇宙有限理论的文章，心里总是想，你拿不出能代替的理论学说，光说人家是“唯心主义，违反辩证法”，有什么用呢？今天回头看，这些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否定大爆炸宇宙学和遗传基因学说，以及要“打破质量—能量守恒定律”的荒唐文章都出自大专院校的“理论组”，这些谬论和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们支持“亩产万斤”的调查报告一样，都是现代中国科学史上知识分子耻辱的一页。
      各种《摘译》中有分析苏联的经济改革、社会、民族、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还有介绍国际问题和一些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的文章，甚至还有介绍天体物理、黑洞、生命起源、遗传学、生态平衡、地震等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在那个年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可惜的是虽然涉及领域不少，却只是零散文章，不可能深入系统地学习。
      不过我还是更羡慕我们的上海同胞，因为《六次危机》、《出类拔萃之辈》、《法国大革命史》、《蓬皮杜传》、《第三帝国的兴亡》，以及李希凡评红楼梦的新书等政治历史方面的书籍都到了他们手里，我只能看看而已。
      我的书籍中原来还有十多本数学书。1972年7月调到团部学校当教师，可以名正言顺看数学书了，终于彻底摆脱了虚度光阴的苦恼，心中一下子充满了幸福感。我赶紧向二姐要来她文革前的大学教材，随后又在天津劝业场旧书店里买了一堆数学书。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用不着这些书了，就全都送给了一位在上海大学当数学教师的知青朋友。他后来又将一本《吉米多维奇习题集》送回来，让我它留作纪念。这样，我当年的数学书只剩下二姐的教材和这本习题集了。因为一直包着书皮，这几本书虽经反复翻阅却旧而不残，外观还算齐整。可惜，原来有一套上海工农兵学员的“高等数学”教材（上下册）没留下来，这东西在今天还真是个有意思的纪念物呢。
 
      说到读书，《红楼梦》是不能不提的。下图是这方面的“遗书”：《红楼梦》（1—4册）、《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1—4辑）、《红楼梦评论集》、《红楼梦诗词选注》、《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和《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等。因为当年初读《红楼梦》是向朋友借来偷偷阅读的，颇为不易，所以后来买到新书后非常珍惜，一直包着书皮，插上精美的生肖书签，生怕有一点儿损坏，轻易不肯借人。

      与《红楼梦》有关的事我在以前的博文里写过。当年为了实践毛主席讲的《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我真的一次次认真读过这本书，看了一些参考资料，还留下一些笔记。笔记本中抄了此书介绍、诗词，还有贾家人物族谱和大观园示意图。
      1974年我们几个知青突发奇想，认为“索引派”鼻祖蔡元培先生讲的《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观点和主席的看法可能有一定相通之处，在200年的评红史中应该有所肯定。师部宣传科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听说了，邀我们去师部写评红文章。幸亏我们还有点儿自知之明，谁也不肯去，总算没有留下谬论。
对评红的兴趣一直保留下来，直到最近几年，老专家总无新意，新人“索隐风”甚嚣尘上，才渐渐少了兴趣。
      因为当时书店里新书很少，买书并不是很大负担。我的那些小册子很多是几角钱，甚至还有几分钱的。但自从在北京探亲期间发现了“新华书店机关服务部”这个好去处后，购书就要数一数腰包了。在记忆中，我一直以为花钱最多的一次是在西单的机关服务部买了《巴斯加尔传略》、《庚子事变文学集》和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第九编），以及另外几本书，一共花了二十多元。后来又看到线装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售价26元，我已没钱买了，捧在手里遗憾了半天。可是这两天我看到《庚子事变文学集》扉页上清楚地写着购于1974年购于西单书店机关服务部，和买苏联版《世界通史》的时间相差了一年，可见记忆是多么不可靠啊。

      除了图书，我的知青时代的“遗物”还有几本读书笔记，都是1971年以后的。此前三年的笔记是何时丢的、如何丢的，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三年，正是我思想最苦闷、知识的饥渴感最强烈的时期，难得读的几本图书印象很深。记得有一本笔记是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音乐基本理论》详细摘抄，我到团部学校后送给了音乐教师。还有1969年记的一个练习簿，写满了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学》一书的摘要，刚回北京时还在。后来借给一位自学考试的人，要不回来了。

      剩下的这几本笔记少量是学马列的，大多是学习各种知识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学习我在学生时代最喜爱的数学的。
1971年9月，我打开一个新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当时我23岁，以后的路正长，却用鲁迅行将就木时的话自勉，写完后自己都觉得不是滋味。只好埋下头，将心绪转向下一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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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时期书真的不少

勤奋的学者、爱书之人！赞！

欣赏了你的藏书，包罗万象....

欣赏了你的藏书，真是学者爱书之人！

特别欣赏楼主的勤奋读书的劲头，书是力量的源泉吗。拜读。

那个年代能有这么多书，而且还带回了城市，保存至今，实在难得。好多知青返城时，几乎连行李都不要了，何况那么沉的书呢。看来楼主是多么善于学习，多么喜欢读书啊。

堪称杂家。

楼主善于学习，喜爱读书。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