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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高非 于 2015-12-14 01:13 编辑
一、寻书
1968年7月上旬我从北京来到北大荒。初到边疆的兴奋和新奇感很快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和枯燥的政治学习。我在酒厂工作，只要不是农忙时节下连队，每天上班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算不上特别艰苦。对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体力劳动这一关很快就过去了，但精神生活的贫乏却久久不能适应。家里来信，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审查，更使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于黑龙江省“反右倾”一类的政治运动，我不愿意也不大敢参与其中。从北京出发时，同学们全都有一番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如今却发现，原来要改造的对象不是农村边疆，而是自己，而且这种改造遥遥无期。这不能不使我陷入极度的惶惑和苦闷之中。
下班后独自站在穆棱河畔，望着亘古荒原上冉冉下沉的夕阳和缓缓东去的流水，感受着生命的短暂和漫长。我一次一次问自己：难道一生就这样渡过？
自然而然，读书就成了躲避外部压力、填补精神空虚的唯一途径。
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同学中有一种奇怪的攀比：看谁的行李少。似乎越少就越革命。所以除了毛选，我只带了两本书：苏联社会科学院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和王渠芳的《高等数学》。带这些书是因为它们经看，不至于像小说，几天就看完了。可是没等我开始看，《原理》就被革委会的老徐借去不还，说是“丢了”。明明知道书就摆在他家里，就是不好意思去要。
有一段时间被安排在场部值夜班看“牛鬼”，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我在高中时就自学过一点儿《高等数学》，本想现在继续，可刚刚读了一章就不得不停止。因为一同值班的上海青年告诫我：“你读这种书不是明告诉别人不安心边疆吗？”这个警告真的很有道理。如果有人问，你学习数学想干什么，我怎么回答呢？难道可以说：我读书没有目的，只是一种保持内心平静的生活方式？
于是无书可读就成了最大的苦恼。
给家人写信要书，二姐寄来了几本“人大三红”“地院东方红”等文革组织印刷的歌本。那时歌咏可是我们北京青年最重要的文化生活。除了当时的电影插曲“我为革命养军马”、“幸福的喜讯传海疆”，我们最爱唱的歌是“长征组歌”“水兵见到毛主席”“井冈山的道路”和“毛主席诗词交响组歌”。有些歌因为作者有问题原本不能唱，因为老职工不大懂，我们就在非正式场合唱。干活累了唱，下班闲了唱；高兴时唱，苦闷时唱。歌声仿佛使人回到学生时代，暂时忘掉了现实的烦恼。
歌本中稍微好听一点儿的歌曲都被我们反复唱了。但是如同喝汤不能充饥，歌曲并不能长久地填补精神空虚。每当下班后、就寝前，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的时候，无名的烦恼总会困扰心头。于是我开始像动物觅食一样从各个角落寻找书籍。不管什么书，只要是文字的就行。
场部商店有个售书柜，我每次到场部必定去转一转。可惜那里书少得可怜。我在那里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1966年版）和一些马列著作单行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国家与革命》等。这些几乎就是1968年底的几个月时间里，除了《毛选》我能看的全部书籍。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没有任何现实目的，只是硬着头皮硬读死读，一遍不懂就再读一遍。
那时在很多人眼中，读马列即使不能说是坏事，也是一件无法理解的怪事。一次我因病住院，正在翻看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卫生队王队长看到后惊呼：现在居然有人读这种书？视我为怪人，还领着别人来“参观怪人”，让我尴尬极了。其实这本书翻译得实在晦涩难读，硬着头皮读了几章都读不通，实在找不到别的书才又把它拿出来的。
还有一次，苏副连长在我床头看到了《马恩选集》，第一反应就问：“你《毛选》学得怎么样了？”我支支吾吾没法回答。因为当然不能说学得很好，可是如果回答学得不好，她一定会接着问：“为什么不先把《毛选》学好了再学别的？”
就连被揪斗过的老夏都告诫我：读马列可要小心。1957年有些人就是因为死搬硬套马列著作才成了右派。其实老夏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读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实在找不到别的书，并没有任何现实的企图。
一直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发出“要认真读书”和要“读一点马列”的指示，读这些书才算是完全合法了。不过这时我已经对马列兴趣不大了，因为已经能找到一些别的书了。
寻书的另一个目标是老职工家的箱子底。第一次去指导员家就翻出了《哲学小字典》和《政治经济学词典》，大概是农场时期发的干部学习资料。其实我对政治经济学兴趣并不大，可这总比没有书强多了。
最糟糕的一段时间，连续几周都找不到一本书。偶然在老职工家里看到了一本《火管锅炉》，也被我“研究”了好几天，还画图摘记，为此被同伴嘲笑了很多天。
曾尝试定了一个季度的《人民日报》（那时我看不上黑龙江的派性，不愿定省报）。可《人民日报》要好几天才送一次。日报成了周报，新闻变成旧闻，唯一价值就是送给老职工糊房子。
一次在积满尘土的旧仓库里翻捡，找到两本1965年的《红旗》杂志，也算是不小收获。其中一本载有署名林彪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另一本刊登了翁偶虹、阿甲执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都是可读的好材料。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歌颂江青如何为样板戏呕心沥血，使老剧本脱胎换骨。我惊奇地发现，文章将原剧本中一些精彩的台词，说成是文革中江青修改的。难道吹捧者不知道原剧本在1965年曾发表过？
二、偷书
1968年底，农场“反右倾”运动中，副场长杨××被当作漏网走资派揪了出来，关在场部图书室，周边单位的知青被安排轮流值班看守。不少人利用这个机会偷出一些书，我们连的小王就拿到半套《鲁迅全集》给我看。
鲁迅的文章中学时学过几篇，比如《纪念刘和珍君》、《友邦惊诧论》等，印象中篇篇都是战斗檄文。这次看到的却是悲凉灰暗的《伤逝》、《在酒楼上》，和以前认识的鲁迅大不相同。没等我看几天，那几本《全集》就被其他连的上海青年要走了。为此老实的小王着实被我埋怨得不轻。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去值夜班“看牛鬼”。历经文革多次洗劫的图书室此时只剩下了两个书架，杂乱地放着一些书。我惊喜地发现，居然有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等人的《中国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著作。虽然卷册不全了，毕竟全是厚厚的大部头。多想把它们全都卷走啊！可是愁眉苦脸的杨××就坐在对面床上。明明知道他哪有心思、哪有胆量管我，可我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偷书？犹豫再三，我趁他不注意，抓住一本早就看好的《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塞进棉袄，下班时高高兴兴带回宿舍。
满以为这样干几次，就能拿得差不多了。谁知第二天上午就得知杨××就被迁到别处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急眼了，赶紧往场部跑。一路上一百次一千次责骂自己为什么这样胆小，为什么不敢多拿几本？连孔乙己都不如！气喘吁吁跑进图书室一看，所有的书籍连同书架全都不见了，连地面都扫得干干净净，还撒上了清水。垂头丧气走出来，一眼看见走廊窗台上放着一摞书，全都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概是当做废品等待处理的吧。这回我顾不得有人来往，一下子抓住一本塞进棉袄。走了几步还是不甘心，回身又拿了一本，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儿安慰。
文革那几年我做过许多错事和蠢事，但最让我后悔的却是这次不敢偷书的经历。我错过了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那本《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文学社武昌首义”，作者的名字忘了，只记得是李六如写的序。武昌起义时青年军人的激烈莽撞、黎元洪的丑态、“黄兴到”的威风大旗，这些闻所未闻的鲜活史实深深吸引着我。历史原来是由这么多偶然因素写成的啊！另一篇文章连篇名都忘了，内容是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台湾政、军、民特别是土人，前仆后继拼死抵抗日寇的史料，看得让人热血沸腾。十几年前我曾经问一个拥护民进党的台湾青年：你知道历史上台湾真的独立过吗？建议他读一读这段“台湾民主国”的历史。很多人都有年轻时读一本书影响一生的经历。这本《选辑》使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终生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三、臭知识分子
1970年初的一次全连大会上，一身戎装的“学大寨运动工作组”组长、团保卫股吴副股长做动员讲话，号召全连职工“大破刘贼的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加点、大干快上。会后我们几个人在上海青年小龚的宿舍里纷纷议论：八小时工作制什么时候成了“刘贼”的东西了？我忽然想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写过，八小时工作制是国际工人阶级近期的奋斗目标，就把《马恩选集》拿来，给大家念了这段话，博得众人同声赞扬。
林彪当年把学习毛著的经验总结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争取多年，总也达不到这个境界。没想到这次读马列居然正对问题，准确回答，所以很有些得意。
不料有好事者把这些议论告到了工作组。第二天再开大会，吴副股长讲道：“我是个大老粗，没读过几本书（听到这里我竟以为他要自我批评呢）。可是，连里有几个臭知识分子!读了几本臭书！竟敢反对批判刘贼，反对破除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加班加点学大寨！……”我正气得发昏，只见小龚站了起来，公然要和吴副股长当众辩论，我赶紧找借口劝阻了他。要知道在那时，反对现役军人可是一项不得了的罪名啊。
散会回到宿舍，小龚一边愤愤不平——明明是他自己说错话还给别人扣大帽子，一边埋怨我不该阻拦他。我在气愤之余又有些担心，生怕这位副股长不依不饶继续编造罪名。等了几天没见动静。看来这位副股长真的只是个大老粗（这个词在当年绝无贬义），并不擅长整人。
从此，我和小龚多了一个动辄被同伴取笑的头衔——“臭知识分子”。
多年以后，吴副股长转业，回家途中在北京站换车。已经回城的我到车站看望他的女儿（做过我的学生）。脱去军装的吴副股长寡言木讷，朴实得像个农民，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看来权力真能改变一个人啊。
四、几本印象深刻的好书
首先说明这里讲的“好书”是指当年对我而言有知识性和可读性的书。比如《资本论》对我过于艰深，就不能算好。在那时，得到一本好书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1968年冬，我的好朋高锐不知从哪里借来了小说《牛氓》给我看，第二天就要还。当时住在十余人的大宿舍里，这种书是不能公开阅读的。夜间我忍耐不住，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偷看。其实这本书我在文革前就读过，还记得最后的一首诗中的“快乐的大苍蝇”在后来的版本中改成了“快乐的牛虻”。但这次阅读，印象最深的却不是牛虻，而是亚瑟。革命青年亚瑟的单纯、热情和受骗后的绝望深深打动了我，与内心深处某种朦胧的思想萌芽发生了强烈共鸣。印象最深的一句话竟然是亚瑟出走时留给蒙泰里尼的字条：“我把你当成上帝，你却用谎言欺骗我。”我将这句话写在日记中，立即发现不妥又使劲涂掉。它诱惑我思考，我却不敢多想。《牛虻》引起的冲动和矛盾很长时间不能平息，这些感想对最好的朋友也不能说。
高锐有一段时间在场部总库临时工作，发现库里有一套《联共（布）党史》画册，趁周日休息时带我去翻阅。这套印刷精美的画册真让人爱不释手，俄国1905年和1917年的风云人物与重大事件的历史图片更令我兴趣盎然。可惜不能拿走，只能走马观花式翻看。
刚到边疆时我每天写日记，每读一本书都将感受、评论写在日记中。这事不知怎的被指导员听说了，有一天忽然问我：你的日记都写了什么呀？这下子可让我犯难了：不让他看吧，好像心里有鬼，那时可没有尊重隐私这一说；让他看呢，日记中一些个人情感和想法确实不想也不敢让人知道。几番犹豫，我把日记又涂又改，还撕去几页，才交给指导员。他却不看了，让我虚惊一场。
作为革委会主任，指导员在当时肯定是比较“左”的。但他对知青满怀真挚感情，不管出身好坏，不管是否听话，他全都视如子女弟妹，即使犯了错误也从不恶语相加。比起那些满口主席语录、一肚子男盗女娼，把知青往死路上逼的人，我们能在走上社会之初就遇到这样的领导，真是有幸。指导员只和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就调到六师了，后来的几十年却成为我们连北京知青的终身朋友。这些是后话。当时我猜想，指导员很可能是对我写日记不放心——文革中有多少人因为日记暴露被揪斗啊，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一下。想到这些，我立刻将日记全部烧掉。从此不写日记，读书只做摘记，不写感想。
1969年春季落实政策，一些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斗的人员相继解放。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高一些，我的寻书活动开始有了一些收获。印象较深的小说有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在当时能看到小说，而且是苏联人的，那可真不容易。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为了在必要时证明这不是坏书，我特意保留了一份报道作者80寿辰庆祝活动的《人民日报》。摘记最为详细的是从老夏家里翻到的两本书：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学》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音乐基本理论》。因为对书的内容颇有兴趣，一时也没有别的书可读，就不惜时间精力详细摘抄，每本书都记了满满一个本子，连读不好的五线谱都一一抄录下来。可惜这两份笔记都没留下来。音乐理论笔记送给了团部学校音乐教师。《逻辑学》笔记回京后送给了一位参加自学考试的同事。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左”的思想禁锢开始崩塌，知青中私下流传的各种书籍开始多起来。1972年初探亲回家，在延安插队的弟弟也在家里。他们那里对知青的管理很松懈，知青中流传着很多古今中外名著。在我保存的笔记本中有一份“1972年读书录”，记载了那几天我从弟弟那里读到的书：《莎士比亚戏剧集》《希腊神话》《日日夜夜》《当代英雄》《雪莱诗选》《暴风雨中所诞生的》，以及《科学奋斗史话》、《三K党内幕》、《鲁迅自述》等等，半个月时间大概比以往一年读的书还多。那时羡慕弟弟他们插队知青的读书自由，一点儿不亚于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羡慕我们兵团。这一年读的书印象较深的还有《古代散文选》（上册）《1871年公社史》《进化论与伦理学》《鲁迅诗歌合辑》、李四光的《天体、地球、古生物》、郭化若的《今译新编孙子兵法》、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等等。最后一本是探亲回京时在赵嘉臻家阳台上的旧物堆里翻出来的，其它书如何弄到的已经记不清了。当然这种“多”只是相对以前而言，实际仍然是少而杂。正因为少，所以每一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不像后来八九十年代，读得越多，忘得越快，印象深刻的书反而很少。
还有很少的几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爱因斯坦与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基本粒子》等等。那时这类书可真是难得。有时翻开这些书籍，依稀记起中学时代科学家的梦想——那似乎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1972年春，北京知青韩崇光从家里拿来一套《红楼梦》让我看，那真是如获至宝。正好那几天在粮油加工厂装运麸皮，我做了一个架子支撑麻袋自动接麸皮，省出时间，坐在高高的麻袋垛上小心地捧着这本书，生怕弄脏了书页。后来托高锐的亲属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了一套，精心包上书皮，每一册都插上精美的生肖书签。
从政治上读《红楼梦》收获不大，就想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老版的《序言》中提到的“清圣祖”和“清高宗”是何许人呢？从此我对清史有了很多好奇。没有历史资料我又异想天开，想通过这本书学律诗，把书中的诗词全抄录下来胡乱琢磨。后来又托人买了一套内部资料《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次看到了胡适、俞平伯等人的著作。和流行的大批判文风相比，他们的文章别有一种新鲜的感受。
我们连的老连长是解放战争期间立过战功的转业军官，因为一贯“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在文革中屡受批判。但全连职工都很尊重他，他也比较尊重我们几个岁数大一些的知青。听说我们在看《红楼梦》，他就在全连大会上调侃：“你们知道现在有人读什么书吗？读《红楼梦》！不知道他们夜里做什么梦！”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原来他以为这本书是黄色书籍，生怕年轻人犯错误，又不愿生硬指责，就用这种方式点我们。我对身旁的刘副指导员说：“毛主席讲过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粗旷朴实的刘副指导员立刻打断我：“你说别的书我不知道，《红楼梦》我可是知道的，毛主席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批判这本书。”原来他把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当成是批判《红楼梦》的了，这可是一两句话说不清了。老连长的好意我们心领，但是书还是要读的。
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2年秋天调到学校当教师，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读书学习了。原先的苦恼郁闷一扫而光，我感觉自己像换了个人，从此变得开朗、外向。尽管父亲的问题落实政策后仍然留有长长的尾巴，尽管政治风雨仍然是兵团生活的主旋律，但只要我能正常地读书，只要能得到一本本好书，只要能够自学我在学生时代就喜爱的数学，每天的生活就有了乐趣和希望。
我们学校的上海青年很有办法，可以搞到《法国大革命史》、《蓬皮杜传》和《出类拔萃之辈》，还有李希凡《红楼梦评论集》等最新书籍。文革中后期，大批判搞得最轰轰烈烈的地区要属上海。他们从上海定购了《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历史各领域的《摘译》等杂志。后来我发现北京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可以买到这类书。这些书很受大家欢迎，因为这是文革以来我们首次看到的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我们开了一个了解国外观点的小窗口。这些书中最吸引人的是那些被批判的理论和观点，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新鲜知识。例如红移现象、黑洞理论和大爆炸宇宙学，我就是从《自然辩证法》和《摘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杂志中的批判文章中第一次得知，凯恩斯理论也是从经济学摘译中首次看到的。这种效果一定是那些主持大批判的人预想不到的吧。
“批林批孔”运动中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上级发下的一份学习提纲列举了需要批判的“黑六论”，上面居然有一条是“读书无用论”。一天，上海知青、化学教师王吉联下课回来对我讲，在课上组织学生批判这一条时有学生们提问：你们北京上海青年上了这么多年学，还不是下乡来干农活？我们农村学生也不可能都当老师，学那些物理化学有什么用？老王连连感叹说，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当然可以讲一套空洞的大道理，可连自己都不信服的东西，如何能说服别人？
“评法批儒”一开始我们还有些疑问，《黑龙江日报》有一篇批周公的整版文章引起了我们的警惕。“批周”的事情我们是绝不会干的。再后来看到只是评论历史，也就积极加入了。我和上海知青张伟民一起为师生串讲儒法斗争史，从先秦讲到西汉，就再也讲不下去了。这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历史知识太少，更是因为，仅仅从儒法斗争这一个角度，根本无法概括和解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于是张伟民灵机一动，用刚得到的书籍给高中学生连续开讲法国大革命史。他想的也满有道理：既然地主阶级在新兴阶段是革命的，那资产阶级在其革命初期也应当有值得肯定之处嘛。这个讲座据说老师讲得唾液横飞，同学听得如醉如痴，受到极大欢迎，也引发了同学们更大的求知愿望。
农村学生读的书比我们少，正处在十几岁求知欲旺盛的年龄，无法满足当时枯燥的政治学习，于是一次次向我们提出了各种知识讲座要求。这样我们读的一些书就派上了用场。我用讲解毛著的机会，参照在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听的讲座和教材，给班里同学讲了1927年大革命史；参照战后四次中东战争的小册子和中东地图，为学生团组织开讲时事，介绍当时阿以战争的历史背景；还用李四光一本书中的星图给高中同学们搞了一次天文知识讲座。没想到立刻有学生要求我讲讲相对论，这可超出了我的能力，况且上海的杂志正在批判爱因斯坦及其光速有限和宇宙有限的理论呢。还有一次讲座后一个学生一直追我到宿舍，请求讲一讲数学史。这是多么可贵的求知愿望啊。可惜他们以为老师无所不知，我只能又一次令他们失望。
学校的“一把手”是教导员，出身好文化低，非常突出政治，自然看不惯这帮喜好读书又不甚听话的知青教师，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管束。“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知识青年的世界观”，要求全校师生展开讨论。一开始还有一两个积极分子响应，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半点名地批判我和几个上海青年教师对张铁生的议论。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世界观问题是知青的紧箍咒，大多数知青教师自然不肯给自己念咒，学生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后来再没有人响应，很让教导员耿耿于怀。
一次教师学习会上，王吉联询问教导员自己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教导员显然早有准备，立刻回答：“和知识分子一样评价。”这就是说，知识青年的世界观和知识分子一样，“多数或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老王一拍桌子高声道：“你这是否定八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教导员立刻噤声。
过了不久，要从学校知青中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推荐会上老王嘟囔：“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哪有什么工农兵？”教导员装听不见，我们忍不住抿嘴偷笑。会后大家议论起来，发现其实并不好笑：如果我们到北京上海上大学，就成了工农兵，并且是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去“上、管、改”；如果上不了大学留在农村，反倒成了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的。世上竟有这么荒唐的逻辑！
1974年秋，一位牡丹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我们学校。这位“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坚决不肯来农村报到，被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痛快地嘲笑了一番。
教导员从此闭口不提这个问题了。
可是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迷惑：我们这帮知青到底算是什么“分子”呢？
忽然想到了学校的老教师。每次讨论知青或知识分子问题，他们全体默不作声。农场的老教师多数原来是五八年转业军官，成立农场时，或因为原本就是文化教员，或因为喜爱教师职业，多是主动来到学校的，否则大概也应该是连营级干部了。现在的连级干部许多都曾是他们的下属。如果我们知青都不甘心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们岂不更冤枉？但他们不能有任何不满，也没人敢为他们说话。因为这个问题1957年就有了“最高指示”，1974年中央再次重申了对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任何不满都可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当知青们为荒谬的帽子抗争时，他们在想什么呢？
其实在我看来，无论从思想品质、文化素质还是工作态度和能力看，这批老教师都是农场老职工中最优秀的。文革后我们学校老教师的子女很多都考上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的大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代人的素质。让人感叹的是，他们都是青年时代转业到了北大荒，带了二十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步入老年，一生很少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现今又大多生财无术，生活清贫。我了解多一些的人，像王校长，数学组的任老师、梁老师，和我负责同一个班的邹老师，以及教外语的两位陈老师，每个人的经历都充满曲折奉献。可是我至今没看到一部描写这类人的纪实作品。这真是“北大荒文学”的一大遗憾。
六、煤油灯和蜡烛
因为是团直单位，我在十八连时有电灯照明，但电压不稳而且经常断电。自制的煤油灯一度成为读书和生活的必备工具。
一开始大家只知道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铁皮卷上灯捻，插到墨水瓶里。后来越做越精，有人发明了用子弹壳做灯管，这要在壳上挫几个孔供应空气。如何挫这些孔可是有学问，位置和形状不对，火苗就会颤动，或者燃烧不充分冒黑烟。我见过一个知青做的油灯，用大号的子弹壳做油管，火苗高达半尺多，非常明亮、稳定而且没有黑烟。我可没有这么大本事，但也有自己的创造：把煤油灯放在一个喝水缸子里，再插上一个窝成半圆形的硬纸壳，纸壳内侧贴上烟盒锡纸反射灯光，增加了亮度，又可以限制光照范围，避免影响别人睡觉。
在万籁寂静的夏夜，在严寒刺骨的冬夜，你经常能在漆黑的荒原里看到远处知青宿舍的窗口跳跃着点点灯火。我们伏在昏暗的油灯下，为了不甘虚度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了遥远而模糊的未来，苦苦地翻阅着能找到的每一页书籍。后来我每次读到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头脑中总会浮现这样一副图画。这种情景也深深地印刻在许多知青和老职工的记忆中，他们很多年后仍然向我提起。
1970年连里把知青宿舍改造成了四人一间的小宿舍，使住宿条件大大改善。 我还找到一张桌子，照明供电也一度比较正常。 我自制了一个台灯，又用排长的指标定了《参考消息》，终于有了正常读书的小环境。
到了学校照明供电又不好，几乎每晚八点定时停电，教师照明要用蜡烛（因为煤油灯太多了油烟会熏黑屋子）。我们几个人常在蚊帐中点蜡烛看书。真侥幸，没有闹出火灾，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买蜡烛得自己花钱，虽说开销不算大，可是教导员的蜡烛都是用公款买的，每次让人买一包大号蜡烛，锁在抽屉里只供他自己用。这让我们很不服气：我们晚间要改作业、备课、学习，他读书只是做做样子，凭什么花公款？
一天晚上教导员在教师办公室点起一根新蜡烛看书，我和张伟民不约而同，凑到他的灯烛下摆开书籍一起阅读。一会儿功夫教导员坐不住了起身要离开，我俩装没看见，仍然低头读写，他只好把蜡烛留给了我们。举着这根蹭来的“战利品”，我们乐了一个晚上。但姜毕竟是老的辣。从第二天开始，教导员将每根新蜡烛都切成几小段，每次顶多用一段。这下子我们没辙了，只好自己掏腰包吧。
回想当年，这帮小青年竟然敢占领导的便宜，真不知天高地厚。平心而论，教导员对我们有些成见也不是全无缘由呀。
七、饥饿恐慌症
调到学校后不久去天津教师进修学院短期进修，我在劝业场旧书店里买了一大堆文革前的教材。这些书都是50年代翻译的苏联高等院校数理化教材，三年困难时期出版的，纸张和印刷质量极差，价格非常便宜，多数只有一两毛钱。我买了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概率论、数理统计、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等等，仅《高等数学》就买了五六种（辛钦的、菲赫金哥尔兹的等等），还为其他教师买了一些教材。天津同学还带我到设在文庙的文史内部书店，看到几名军人抱出一捆捆内部书籍，最上面竟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真让人眼红极了。可是我们进不去，需要省军级介绍信。这两天看到朱学勤的一篇文章，讲到当年他曾设法搞到一张介绍信，买了300多元的内部书籍，实在让人羡慕嫉妒啊！如果当年我们要是有这个机会拿到这样的书，很可能会引导许多人早早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从天津回兵团时我事先将书籍单独打包托运回北大荒。但随后几天想到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就又跑到劝业场旧书店买了十几本没有多大用途的数理化教科书。临走时将这些书裹在棉被里，火车站行李过磅时工作人员立刻看出比重不对，非要打开检查。幸亏天津人重情谊，全班的男同学都去送行，人多手快帮我打开又捆绑，才没有耽误上火车。
几年来无书可读的经历造成一种对书籍的“饥饿恐慌症”，就像三年困难时期对食物的饥饿恐慌一样。每次在书店看到一本稍有知识性的新书，不管哪个领域，有没有能力阅读，都赶紧买到手。因为这类书往往印刷量有限，不是随时随处能买到的。
1971年初报刊上说出版了二十四史中的《周书》和《南齐书》，我赶紧托人从北京买回。休息天坐在小穆棱河边翻看那本《南齐书》，翻来覆去却怎么也深入不下去，因为一点儿也不懂那段历史的背景。《周书》干脆就没看。1974年探亲假期间在西单书店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翻都没翻就买了。后来却只读了前言和一两章，就再读不进去了。1973年在天津文庙旧书店看到一本《书道大全》，翻了一下见到唐诗书法就赶紧买下。回兵团后送给喜爱书法的知青朋友王国祥。他一细看原来是本日文书，闹了个笑话。但买这些书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漏掉一本好书才真正让人后悔。
那时我们工资虽然不高，但新书极少，买书并不是很大的经济负担。大概唯一一次买不起书的经历，是有一年在西单书店机关服务部，我刚刚高兴地买下《庚子事变文学集》、苏联版的《世界通史》等书，手头只剩下几毛钱。随后却看到了线装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套26元，只好遗憾又遗憾了。
那时患有这种“恐慌症”的人不在少数。1974年秋季的一天我和张伟民在团部书店买了新到的《中国通史简编》，回来一边翻看一边议论：范文澜的这本书特点是强调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问题是对孔子评价颇高，不符合当前批孔的形势，闹不好过几天又不让卖了。身旁的老周一听这话有理，立刻转身跑到团部去买了一套。回来的路上遇到别人说起来，又有人赶紧去抢购，生怕迟一会儿就买不到了。
这种“恐慌症”不仅伴随了我在北大荒七年的读书生涯，而且多多少少影响了后来的几十年。
终于有一天，我感到新书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贵了；我买不过来，更读不过来，也没有必要都买了。
这时，文革的狂澜已经结束多日。
这时，我们这批当年的知青，已经走完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开始步入中年，开始了新的读书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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