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朋友

金莲蒂
    四月下旬高非在博客中发了一个帖子，倡议18连知青都动起来，“大家一起写一本书——致18连知青，记录我们这个集体的历史，表达真实情感，给历史留下一点点遗产”。贴中提到把我和袁也纳入这个行列。我是个编外人员—— 当地青年，一个哈知青的“家属”。我和知青共同经历了那个难忘的岁月，我们在一起工作、学习、娱乐，有说不尽的回忆，只是感受不同、角度不同。在他们身上，我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我是八五八农场中学68届毕业生。68年10月份我被分配回到副业队，我家就住在这个队，转年改建成兵团（建制18连）。农场这个地方，不同于农村，有我祖辈在那里的辛勤劳动、繁衍生息，有转业官兵的开垦、军垦文化的沉淀，有59年山东支边青年、66年哈知青、67年2个连的部队基层转业干部，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溶合成了一个独特的区域。68年就更不同了，中央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农场接收了四个城市大批青年，在这之后两、三年也在不断接收。这么多青年汇聚在一起，还都是大城市的，可说是大江南北了。本来那个地方空气就极新鲜，吸一口气能直沁肺腹，那时感觉到的是像一股清风在空气中流动，处处是青春的气息，孩子般的脸庞。
    在我上班之前18连已有两批青年入住，北京11人、上海7人；他们中有高中生8人，剩下都是老初三的，有不少人是学校一动员就主动来边疆的。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坚毅的品格，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这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我心里钦佩这些知青，不论是自愿还是动员来的，不容易。他们从大城市来到这儿，生活环境的落差，离开父母的思念，都必须自己去面对、调整。尤其是69、70年来的，有个别的才16岁，哪里是知青，明明就是孩子！他们一开始不爱上班，爱哭鼻子、耍小性子，这些大家都能理解，要有个过程呀！那时年龄大一点的高中生和老三届们都像大哥大姐似地照顾他们。尽管有贫下中农的关心，毕竟他们不和知青们吃住在一起。还有我们的老连长刘天银，指导员张文德，对待知青更像一只母鸡，当天气变换、有威胁时，用翅膀把小鸡保护在羽翼下。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社会、学校、家庭不同，对知青的影响、教育、熏陶也不同，影响着周围。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时时刻刻都能体现出来。记得68年刚入冬，在男宿舍开批判会，宿舍是南北大通铺，我坐在南面通铺中间，几个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弯腰站在一进门的地方接受大家批判。连领导和积极分子自然要坐在离他们近的地方，这样发言起来显得更有力度。批判声此起彼伏，只是青年很少发言，他们刚来两、三个月，也不了解情况。这样的会大家都是不敢怠慢的。坐在这里，脑子里想什么不重要，只要不表现出来就好。这时我往里看了一眼，看到屋中间被火墙遮挡住的单人铺上有位知青在躺着看书。在这种浓厚的政治气氛下，在领导看不到的地方利用时间看书，想必是求知欲给他增加了勇气和胆量（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叫高非）。那时除了《毛选》没什么书看，他在读什么书呢？我有些好奇，散会后绕到床边看了一眼，原来是本高等数学。当时文革刚过两年多，知识分子多被视为“臭老九”，哪句话不当就会被揪出来。知识无用的年代还有人渴望学习，真是难得。接触时间长了才知道，知青中有很多爱学习的人。我被这种好学的精神所感染，也试图想把初二、初三的课程学完，但终因底子薄、无长性而放弃。若干年后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傻，为什么不拜有学问的人为师呢？那时和我要好的张莉文科好，赵嘉臻理科好，况且离学校近找老师也行呀。这就是差距吧！
    这些青年不仅学习好，在思想上也更趋成熟，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无视一切的精神基本看不到了。（文革“左”的思潮界定是10年，他们有7年在兵团度过，并没有像文革前几年那么激进，继续执行和积极参与的还是地方的多些。）他们不为风向标所动，有自己看待事物的标准。有一件事使我永不能忘。68年下半年，我父亲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平时和我家要好的老职工不敢来我家了，积极分子党员G某的孩子放在我家照看也抱走了，大家都为了自保避之不及。春节将至，高非说要约几个人到我家吃野鸡肉（我们都在基建班），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到了阴历二十九日那天，告诉我初一中午来。我想，还真来呀！父亲被怀疑是日本特务这事，在我看来没什么，因为我相信父亲，父母也常说他们以前的事情，可知青不知道。确切地讲，他们并不知道我父亲会不会被挖出！初一上午高非、张莉、赵嘉珍、高锐、王燕平五个北京知青来到我家，给我奶奶、父母拜了年。大家说说笑笑的吃了午饭，饭后又去了穆林河，在河边照相。这几张像片把我们的青年形象永远定格在69年春节的大年初一。
    也是从那天起我就认定，这几个人将是我一生的朋友。因为在其他人疏远我和我家人的时候，他们还一如往常地待我，在非常时期、特殊的日子来到我家，给我增添了自信，也让我能冷静地看待发生的事情。
    我那时常和知青们在一起，最多的是到钱彩娥和张莉的住处。钱彩娥体弱多病，她和张莉同住一间小屋，生活上相互照应。北京的赵嘉臻、上海的杨慧芳、殷芙芬也常去玩，我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隔上几个月我们小聚一次，你买个罐头、我带个菜，围坐在火炕上的小桌旁，再来点白酒，喝得不多，但酒能助兴。关于喝酒这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能说。那个年代，姑娘喝酒，说出去不雅。
   过年了，我们还在一起做腊梅花。选好树枝缠上点棉花，把红蜡烛化开用手指蘸上粘在每个棉花上。梅花做好了，再选颜色好看的画报折成花瓶的形状（半切面），用图钉按在墙上，一束腊梅花插上去，别致又有生气！
    有一次，刚进钱姐家就看见高非拿了一张长约两尺、宽约一尺的周总理画像。他问我画像值多少钱，我脱口而出说五角，他说：“完了，完了，就值五角卖不出价了！”原来这画是张莉根据照片临摹的，我还以为是书店买的印刷品呢！在文革高潮的年代，画周总理的像可是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我当时只是觉得新鲜，觉得张莉可真是多才多艺。
    时间匆匆，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很快过去，知青开始返城了。我心中有些空荡荡的感觉。好朋友都走了，不是滋味，不过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因为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家在城市，他们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用自己的才智在各行各业做出了贡献。当年假如中苏真的动起干戈来，农场就是前沿，他们还能回去吗？那时只要哪个知青接到返城通知，剩下的知青和当地青年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买木材、打包装到虎林县去托运。我们就像送部队老兵转业一样送别他们，恋恋不舍。
    几十年过去了，唯有那个年代经历的事情忘不掉，唯有那个年代结下的友谊最真诚。随后的年代，我们犹如在人生的跑道上竞赛，渐渐拉开了距离，有了不同层次；可这挡不住我们友谊的延续。这些年无论是在北大荒还是在哈尔滨、北京，我和我的家庭都得到了18连的知青朋友薛克建、张广兴和张莉等人一次次的帮助，他们都是我一生的朋友。我是受益者，我的家乡、我们的农场更是受益者。

金莲蒂是我们连老职工的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同龄。从1968年她中学毕业起，就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工作。80年代和90年代，她几次对我说过：农场最有生气的年代就是知青那个时期，知青走后日子就没意思了。因此她在这篇文章中说的：“几十年过去了，唯有那个年代经历的事情忘不掉，唯有那个年代结下的友谊最真诚”，应该是她几十年来的心里话。这些文字从一个北大荒本土青年的角度反映了知青下乡对北大荒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铭刻在每个北大荒原住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心中。今后无论谁来书写北大荒的知青史，都应该把这些人的感受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北大荒人的历史。

写的真不错！有血有肉！把知青和自己，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了！赞一个！

高非 发表于 2015-12-11 16:23
金莲蒂是我们连老职工的女儿，和我们差不多同龄。从1968年她中学毕业起，就和我们这些知青一起工作。80年代 ...

说真话，写实情。受感动，很支持。

拜读佳作。

知青的到来的确为农场增添了新的内容，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到一起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