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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应邀参加了宝泉岭农场的知青组织“宝泉茶舍”的一次知青问题研讨活动。这个“茶舍”是二师的一批北大荒知青自发地进行知青文化研究的民间组织，这几年已经搞了十多次活动。三年来我一直参加这个“茶舍”的各项活动。他们的特点并不是热衷搞唱歌跳舞聚会旅游等热闹场面，而是在知青之间以及知青与知青史专家之间进行一些规模不很大、但比较具体深入的对话交流、专题讨论，而且联系了刘晓萌、潘鳴啸、白夏、王爱丽、谢春河等人以及中国社科院、黑龙江省社科院、黑河学院知青研究所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参加。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知青组织（包括网站）数量不能算少，影响程度也不能算小，各种观点或“左”或“右”也不乏热烈；但真正踏踏实实地以知青史和知青文化研究为宗旨的组织我还没遇到过别的。所以非常希望“茶舍”今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有一天能成一个“北大荒知青文化研究会”，我也希望它能是一个民间组织，少一些只会讲官话套话的“华威先生”，在我辈已经非常有限的余年为知青史和知青文化研究做一点脚踏实地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这次活动的题目很吸引人——“快闪——女性视角”，中国社科院、黑龙江社科院、中国女子学院、中国妇女报社和“崔永元口述史”都有人参加，还全程录了像。
会上正式发言的有8个人，其中7个是北大荒女知青，另一人是北大荒知青的女儿。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吸引人。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9团的知青二代的讲述，题目是“家在哪儿？”她讲了自己在北大荒被当作“北京人”，而在北京又被当作“外地人”，至今35岁了，仍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家乡和心灵的家乡在何处。这样的故事是我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我想现场每一个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有人都从始至终认真倾听。这么专注与安静的场面，在知青活动中是罕见的。研讨会的内容在“宝泉岭论坛”上已有人介绍，我就不啰嗦了。总之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活动。
因为与“茶舍”的“老板”和“店小二”都是熟人，所以好话我就不必多说了。这里不客气地说说另一面的想法。从女性视角看知青运动，这是一个很新颖很有意义的话题。从这一点讲，这次活动与我预先的期望还是有点差距。
本次活动的标题是“快闪——女性视角”。从内容看，8个人的共同身份是①女性，②北大荒知青（1人是“荒二代”）。但她们只是分别讲了自己（以及她们的父母、子女）的一生。这就显得主题有些模糊了。如果把活动的主题改得更明确一些，例如“从女性视角看知青运动”，或者“上山下乡中的女性”，也就是说，把讲述的重点放在这两个特点的联系上，放在上山下乡运动对女性的影响与男性有何不同之处，我想一定会更吸引人，也更有意义。因为这揭开了知青运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侧面。知青不是祥林嫂，知青文化不是“伤痕文学”，讲述者和倾听者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深入的思考，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我们的人生中真正可以留给后人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在这次活动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东西，才是对历史的升华。其实在最后的嘉宾讲话中，刘晓萌讲的似乎也隐隐含有这个意思，只是他不是北大荒知青，不好意思像我这样当面说出来罢。
从女性视角看知青运动，这个主题不仅新颖，也是一个富有内涵的话题，它使我想到了许多印象深刻的历史画面，想到许多值得交流的历史资料，也想到许多值得大家深入探讨的课题。前两年我们连（四师三十四团十八连）的知青史调查结果虽然没有有意识地关注这个角度，但也收集了不少与此相关的数字和资料。
比如男性和女性知青下乡时间的差异。这几年我先后计算了三个黑龙江兵团连队的下乡时间分布。一开始看到性别差异时并没有注意，后来一连看到三个连队都有女知青下乡时间少于男性的现象，才明白，这反映了当年上山下乡对于女性青年的压力更大一些。无论是在适应艰苦劳动和生活方面、婚姻方面或者从安全性方面考虑，社会、家长和知青自己都倾向于让女知青优先回城，使得女性离开农村的速度快于男性。
又比如在恋爱婚姻方面。这方面北大荒知青受上山下乡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全国知青。这是因为北大荒知青的一个突出特点——下乡时间长。我们的调查报告中计算了本连队平均下乡时间是8.2年，远远高于全国知青的平均水平4.3年。调查报告中还统计分析了我连知青的婚姻、家庭、学习、工作等情况。虽然这些资料也反映了男性受到上山下乡的巨大影响，但这类问题中，女性受到的压力显然更大一些。比如结婚年龄，我们连在农场结婚的知青的平均结婚年龄是男性26.3岁（12人）、女性24.9岁（12人）；而返城后结婚的人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30.7岁（16人），女性27.5岁（23人）。后者的平均结婚年龄明显要比同龄的城市青年大得多，也比前者分别推迟了4.4岁和2.6岁。这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上山下乡对知青婚姻产生的重大影响：为了不影响返城，大多数知青尽量不谈对象或者推迟结婚，以致回城后谈论婚嫁时许多女知青已成了“大龄圣（剩）女”了。在这一点上，男性的忍耐性显然强于女性。男性可以忍受到30岁，女性就很难做到了。当年知青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我拒绝正常的恋爱结婚需求，这给知青特别是大龄女性造成多么大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北大荒知青中69届男生和66届女生当年找对象最困难。依我看，其实69届男生相对要好得多。69届知青应该是1953年出生的，即使1979年“大返城”时才回城，也不过26岁，还算不上困难户。而66届高中女生就一言难尽了。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印象极其深刻的画面，就是1974年北京市教育系统到黑龙江兵团的“老高中”知青中招教师，当时我所在的三十四团中学召开全体职工会议“推荐”返城人员的场面。我们团中学教师一共有六七名北京老高中知青，选调名额却只有1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了。一位已经和北京人结婚、并且“旷工”在北京两年多不回北大荒的女性特意为此赶回北大荒。在推荐会上她诉说自己结婚生子后无法回北大荒、在北京过着无钱无粮无户口的困苦生活。话到伤心处便放声大哭。推荐会一下子变成了诉苦会，与平时政治学习的豪言壮语形成强烈反差，一贯“革命”的领导显然有些手足无措。下一个轮到一位女三中老高三知青“诉苦”。显然，如果不同样“痛说苦难史”、用眼泪赚取同情，就很难与人竞争了。可她是党员，这种场合能这么说吗？但她已经27岁了，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能说自己不困难、可以放弃吗？最终她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总算没说出有失身份的话，眼泪却止不住地流淌而下。此情此景给了我深深的刺激，一时有些懵了。轮到我发言介绍个人情况。我的三个姐姐分别是66届、67届和69届大学毕业生，一个弟弟是66届初中毕业，所以1967至1969年我们五个全都分配到天南海北，弟弟到延安插队，连父亲都被迁到辽宁盘锦的干校，只有日渐衰老的母亲留守北京，身体还不好。我能说我不困难可以放弃吗？可我毕竟是男性，怎能去像女人一样诉苦流泪？为了那一点点男性尊严，我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咱们当年可都是自愿来北大荒的……”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从女性（特别是大龄女性）的角度思考上山下乡带来的实际问题，看到了这些人内心比男性更深刻而难言的痛苦。其实那次选调的“群众推荐”纯粹是做做样子，最后还是领导决定：回北京的那个名额让给那个旷工多年的人。按说这从政治上看是不可以的：怎能让表现最差的“逃兵”回京，却让一直在边疆努力工作的人留下呢？但当时所有知青没有一个提出异议。面对这种情况，无论你是党员还是“落后群众”，又能说什么？
1972年冬我到天津教师学院短期进修，同学中有一个是我同在团直中学的荒友，刚被选调回津。她让我到她家坐坐，我不了解情况就答应了，就在一个周六下午出发。谁知坐了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她家。当天是赶不回来了，他家出来一位40来岁半秃顶的男人接待我吃住，让我迷惑了半天：是她父亲？太年轻了；是她丈夫？又太老了；是她的哥哥？自报的姓氏也不对。后来荒友难为情地告诉我，为了回津，不久前家长在天津远郊区找了一位比她大近20岁的中学老师和她结了婚。可命运和她开玩笑，结婚没几个月她就被选调回天津当教师了。她妈妈倾吐了一大堆后悔话，即成的事实却无法变更了。而且等着她的，是学习后的分配，很可能因丈夫的原因被分到远郊区。这位女知青的命运实在让人叹息不已。有谁统计过，在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有多少女知青依靠婚姻改变命运，这其中包藏着多光怪陆离、悲欢离合的故事？
上山下乡对女性的压力还表现在夫妻两地分居上。由于北大荒知青来自好几个大城市，下乡时间又比较长，知青在自己连队找对象的比例自然比较高，其中不少是异地配偶。在我们的调查报告中讲到，我们连77个京、沪、津、哈城市知青中，异地结婚的（包括与本地青年结婚的）有20人。他们分别回城后，两地分居的难题立刻压在身上，困苦程度一点不亚于当初回城。很多人都是经过多年奋争才解决，其中的艰难，精力和财物的付出同样是一言难尽。和本地青年结婚的知青多数选择留在农场，有的多年之后为了子女才返回城市。在解决户口和工作调动的过程中，往往又是女性一方付出得更多。让我们北大荒知青自豪的是，我们连没有为了回城而离婚的，更没有弃子的，像小说《孽债》中的场面从未在我们连知青中出现过。相反，倒是有不止一对伴侣是在一方回城手续办完后、离开农场之前临时决定与仍在农场的另一方办理了结婚手续。据我所知我们团其它连队也有这种事情。连里还有一个哈尔滨青年念完铁路中专后又回到农场与女友结婚。很希望有人调查一下北大荒有多少这些现象，并分析一下为何不同地区不同农场有如此大的差异。
据我所知，就连文革后争取高等教育的方面，女性也需要忍受远超过男性的压力。我们连的一位女知青1978年克服了重重困难考上了大学，但此时她已28岁结婚一两年、怀有身孕了。在教师和同学惊诧的目光下她挺着大肚子进出课堂的画面，不知道算不算中国高等院校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奇观。整个怀孕和生育过程她只休假很少的几天，各科学习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你知道这需要面对多么大的压力、付出多么大的牺牲吗？每想到这些我都很难平静。这些大龄知青特别是大龄女知青们，只有牺牲太多太多的东西才能换取坐在课堂上的机会，而她们宁愿牺牲换取。这种对学习的极度渴望，除了知青，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1974年我们团的中小学一起推荐“工农兵学员”，小学推荐的就是这位女知青，中学推荐的是我，可那年只有一个名额，学校最终投票结果选的是我，却因为政审没通过，这个名额被浪费了，让我实在愧对荒友。令人欣慰的是，在推荐会上，我的一票投给了她，她的一票投给了我。所以在1978年夏天当她告诉我考上大学时，我真比自己上大学还高兴。1996年我们连知青返乡回北大荒时，当地的电视台访问事业有成的她谈谈人生道路，她只是一再说：其实我们这一代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那些年轻的采访者哪里知道这些“不容易”的背后都是些什么。
感谢“宝泉茶舍”组织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感谢8名讲述者愿意和我们分享她们的故事。我一直认为知青史研究应该以专家和知青群众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取得丰厚成果，这是知青史与其它历史研究在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区别。因此知青史研究既是专家的事情，也是广大知青群众的事情。这种活动就是一次很好的结合实例。它讲述的问题——从女性的角度看知青运动，是否也应该是知青史专家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从女性的角度看知青运动，这应该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也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研究课题。每一部知青文学作品都绝不会缺少女主角，但知青史研究的著作中却常常缺乏女性视角。我上面写的内容只是零星记忆中的资料和事情，其实还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不能讲出来，因为涉及别人的隐私。只有当事人愿意，自己讲出来才合适。从知青史研究的角度讲，这个课题除了口述史，知青集体的调查数据也应该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这几年一直在鼓吹在北大荒知青中进行以连队为单位的集体性知青史回顾调查，女性的内容就非常适合作为这种调查的一个分题。我们连的调查报告虽然含有一些与女性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但当时并没有把这方面的列为要点，这种调查最好由女性自己进行。非常希望有哪个知青史工作者能够看到这一类调查的重要意义和这一类题目的深刻内涵，愿意和知青群众一起做一些认真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努力一定会得到知青群众的热烈支持，也一定能得到丰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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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四十年的伤痕文学已经把知青运动和“文革”“极左路线”牢牢粘贴（焊接、溶解和凝固）在一起了……。如果是继续为这个目标添油加醋的话，可能有点画蛇添足了。如果仅仅是想翻伤痕文学的旧案，我恐怕时机不到（新中国没有一样不被“伤痕文学”的了吧，岂止知青运动而已？）如果（看我多没意思的瞎猜——请先别算“妄议”），想要重新搞知青运动的历史定位之类的准备工作——就像习近平当面对那位伤痕文学“作家”说的那样（“我和你笔下的那些人物不同。”——习近平语），我觉得也不用这样搞繁琐哲学了，既然是关系大局的事情，不妨等等大局走向：新中国不会被否定的话，知青运动就自然会有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毕竟，历史是人民写的。知青是新中国的建设者的一部分，是“新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人民，是中共开创和领导的新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名称。人民的结论，可能迟到，不会缺席。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