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长成

                                        市场的长成（下）
                                                                     张冠立
      最早在那里设摊的还是东升社。他们在铁匠炉的东面盖了三间大房。一间做菜库，两间做门市。门市是个有柱脚无间墙的空筒房，中间砌一道齐腰高的土台。台上摆着各种蔬菜。红红的水萝卜三个五个地扎成一把。菠菜、小白菜用柳条细枝捆成小捆。黄瓜顶着黄花顺顺溜溜地摆成一堆。西红柿也按模样分开摆卖。有的前面带尖儿，我们叫它洋柿子，有的体型偏圆，人称馒头柿子。就是辣椒也摆成大青椒一堆，尖辣椒一堆。我们知道大辣椒可以空口吃，尖辣椒可千万别碰它，能把人辣出眼泪来。卖菜的站在土台的里面，身后是早晨运来的各种菜的菜堆。台前是精心挑菜的买主，川流不息的人群。这样的一所房子主顾两宜，可以不晒太阳，也不怕下雨，出入又非常方便。六十年代，那里称得上很好的设施了。
      许多农业社看到东升社的举动，受到启发，效尤跑过去占地卖菜，盖不起房子，则用木椽子栽在地上捆成骨架，上面覆上绿色的大苫布搭成帐篷。篷子挨篷子，一家挨一家的，东社、西社、两家子、四家子、二龙陶海、图门陶海、前音德尔、后音德尔，二十八宿届时都会登场。我们逛熟了那里的格局，知道哪个篷子是哪家的，从篷子的大小、搭建的水平能探出各家实力的差异。显然东升社最强。别家的菜早上拉过来，晚上卖剩下的必须拉回去。东升社则可以锁在旁边的菜库里轻松地离开。
      晚饭后，暮色降临，蒸热的天气凉了下来，白天卖菜买菜闹闹哄哄的人群散去，这些空建筑的内外一片寂静，于是这里成了我们小孩的乐园。淘小子走东家串西家地游走在空房子里，巴望着能在摊子上检点什么洋落，偶尔发现人家不稀罕收走的歪黄瓜、烂柿子，也会捡起来放到嘴里尝一尝。小孩子就是发贱，刚吃得五饱六撑的，嘴还是不肯闲着。别人的东西什么都好。这是食品不足的年代做下的病根儿。最让他们过瘾的是琢磨如何把东升菜库里的剩菜弄出来尝尝。他们知道不能砸门破锁，那样是要惹祸的，但是不碰又心不甘，于是想出了妙招来。他们弄来一根长棍子，把一头削尖，顺着门窗的栅栏透进去。这些栅栏不是大人的千虑一失，而是为了通风保鲜用的。带尖的棍子从这些缝隙里透进去后，被操控着寻找捕猎的东西，一旦锁定，便扎将进去，再略微上挑着把它带出来。偶尔有扎后带不上的情形，也有中途脱落的时候。不管怎样，猎获过程的喜悦远胜于吃到嘴里时的感觉。主人无疑能发现这些劣迹，因为能感到东西少了，或者还有带眼儿的证据留在那里。结果最多是第二天晚上他们把剩菜堆放的位置又靠后点儿而已。大人不见小人怪。
      藏猫猫、打仗是我们在那个乐园里的重要活动。房子、帐篷、屋里屋外、台边摊下都是藏身的地方，尤其是爬攀到高高的帐篷上，眯在由于重力形成的兜兜里，静静地凝视着无色的天幕，悄悄地谛听着找人的一伙在身下鼠串，猜想他们无智慧发现这一绝好的藏身之地，心中非常惬意。
      孩子们玩够了藏猫猫，就分成两伙玩打仗。一伙做中国，一伙做美国。在那个年代美国是我们的死敌。它支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银行的东山墙上画了一个大幅的宣传画：一个巨人般的解放军战士站在中国的大陆上正将手握的钢枪刺向两个东倒西歪的小人儿。他们站在台湾岛上，身上的标志告诉我们其中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美国。说它是我们的死敌，还因为它支持李承晚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们不得不抗美援朝和他们打仗。最后我们胜了美国，把李承晚的裤子也打堆裆了。玩的时候，谁都想当中国，不当美国，没办法，只好将大家决定谁倒霉。仗总是打得非常认真，侦查、埋伏、进攻、围追、阻截、肉搏，只要从电影上能学来的都会用到自己的战斗中。无论“中美”哪一方，每个战士都会心怀战斗的激情，竭尽全力地拼杀，直至气喘心跳，精疲力竭。我的哥哥冠哲在若干年后回忆起一次挂彩的战斗，不免感到后怕。他说那个晚上仗打得很晚，天上又没有月亮，只有人到了鼻子底下才能朦胧地看到。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刚刚站起身来，碰巧被一个搜查到跟前的“敌人”发现，随即一根木棍借做的刺刀向他桶来。他下意识地去躲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刺刀”还是扎在了里眼眶上，鲜血染红了战士的面颊。当时这个挂彩肯定给他增添了几分英雄主义气概的享受，但是日后看到那块经久不褪的疤拉，却倒抽了一口冷气，要是当时刺到了眼睛里，就别想像今天这样能靠目力每天作画了。
      市场最繁荣的季节是瓜季。到那时，菜床子那面的空场里塞满了车，是远近生产队前来卖瓜的。他们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推荐着自己车上的香瓜或西瓜。尽管此举有王婆卖瓜之嫌，但人们还是抑制不住停下脚步伸颈往车笸箩里张望。瓜堆上盖着香蒿，让下面的香瓜香上加香，沁人心脾。掫开蒿草展现在你面前的是各个品种的香瓜，大青瓜、白糖罐儿、虎皮脆、老面兜，样子、颜色、香气各异。多数情况下整车为一个品种，给人一种独立品牌的感觉，叫人更感兴趣。好瓜的车旁，人会越聚越多，车上的老板子和掌包的看上去喜不自胜。但是也会警觉起来，站在大车的耳板上扫视着那些伸缩着的挑瓜的手，防止暗度陈仓。
      这个季节是我们最感美好的日子。母亲经常拎着面袋子去给我们买瓜。母亲挑瓜很拿手，买回来的绝无没拉瓤的生瓜，也很少有不甜的。买的少时，母亲先给父亲留两个，然后平均分给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小孩会舍不得地慢慢吃，连瓜籽也不甩，由里到外全部吞掉。有时遇到好瓜，母亲会买上半面袋子，甚至大半面袋子。我们兴高采烈地背会家中。这时就不再分，可以随便吃了。我们不但先挑好的，吃的时候一定甩瓜瓤，像个绅士那样享受好每一个细节。
冬天的市场萧条至极，不但空场上没了瓜车，搭建的菜篷子也都拆扒了，只剩下东升的那所土房形单影只地站立在瑟瑟的冬日下。它的菜库曾被死在绰尔河里的老耿头儿一家租住过，要不然那里就更少生气了。铁匠炉因为孟家店大势已去也停了业。那时卖东西的人也寥若晨星，把地摊摆在东升社房子前的太阳地上。买的东西多是冻货、干货。人们可以买到挂了蜡的绰尔河里的鱼，农家种的搭好了露水又晒干捆捆的黄烟，葱叶拧成女人发髻式的一把一把的干葱，还有生产队新漏的大捆里套着小把儿的干粉条。陪伴他们的还有数量不多的柴火车，从河东跑来卖碱土的大马车。有些车不愿站在空场里，觉得那里蹩脚，影响见到买主，赶来后便停在外面的直街上。
      尽管一年四季这里繁荣与萧条，拥挤与冷落有规律地变换着，但是有一个人却始终到场，日复一日地忙碌着，他就是我家对面屋的主人，市场管理所的所长于富。其实市场上并没有可以走进去办事的所谓的市场管理所。这个机构设在工商局，还是列编在那里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却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规范着市场里的秩序，让集体单位的菜床子按要求搭建，生产队的菜车瓜车在指定的地点停站，甚至小户人家来卖菜的也得集中在一处。市场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管理者，因为偶尔可以看到卖东西的争地盘，买卖双方论质论价翻了脸，骂起来动起手的情形并不鲜见。这个时候于富就得软硬兼施地出面调停。他要对所有到市场来的卖主征收管理费。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好做。真有赖而不交的。为此他抢过他们的秤盘子。由于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就把抢来的秤暂且送到自己的家中。耍赖的人看看胳膊拧不过大腿，便领着一捆菜到他家来求情。他那不懂事的老婆图小便宜偷偷地收下“贿赂”，让那人把自己的秤拿走。我常常听到于富回来发现后大发雷霆，训斥自己的老婆。我们知道他是个党员。那时党员很少。他一向秉公办事，还真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于富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给蔬菜定价。东升土房的外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当日的菜价，落款是市场管理所。哪家卖高了，他要追究罚款。知道规矩的买主先去看定价牌，然后再去挑菜，要高了价钱才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计划经济的特征在那个尚未成型的市场也表现得一点也不含糊。我现在还时常疑惑当年定价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靠测算？那时还没有足够缜密的思维。参考外地的信息？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有可比性。靠经验？这太是拍脑袋决策了。一个人就代表着政府操纵着市场，这种现象今天思考起来真觉得很有趣儿。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市场已经超越了原始发展的阶段，市场经济已经率先在那里萌芽，定价的事消失了。市场里盖起了规范的暖房。冬季也呈现出颇有生气的景象。只是我家早已因市场的日益壮大被动迁走了，市场里那些生动的细节没了机会观览，留住的多是早期的印象。十几年后回乡，发现柴火市的那条街入口处修建了拱门的造型，里面人群熙攘，当时因弟弟去世，自己无情无绪，没有送脚步看应当再看的市场。但我相信那里一定今非昔比了。（全文完）

拜读佳作。

拜读佳作

拜读佳作

条分缕析的叙事脉络，有声有色的语言特点，都表达出作者的高超文学素养。但是，最要紧的还不是这些文学范畴的意义——主要的是这篇文章的旨意：市场经济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是社会经济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小而言之，这是说市场经济等等，大而言之这是在用生动事实解说一句政治经典：“不要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要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习近平语）。
好文章啊！顶!

拜读欣赏。

文章巨细，将昔日菜市场介绍的很生动，有活力！作者文字水平高超，欣赏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