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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
来源：中青在线
林小仲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
我无意对这场运动做全方位的回顾和评价，只是做为亲历者谈几点感受。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全国有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回顾当年，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充满辛酸和苦难。
有的人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接班人，当年知青大都健在，就有人戏说歪曲历史。上山下乡的多数是被划为异己和受“文革”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也有些人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君不见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被称为“东北太上皇”，而知青当中的绝大多数当年想入伍当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如果连这么清楚的史实都去黑白混浠，不过是“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当然，如果是那些持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否定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拥戴“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士，我们也见怪不怪。“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和突出的社会矛盾，将知青上山下乡推向极致，这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不是“文革”前少数知青个人理想和职业的选择，变成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文革”造成国人严重分裂，派系林立濒临内战状态，被利用的中学生首当其冲，上山下乡的分散驱离方式也成为了政治需要。“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又一次转移给农村、农民。这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历史原貌。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一代，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的第一代儿女，他们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既造就了“文革”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感。
在逆境和曲折当中，在不公平和磨难当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中的多数人用青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曾经造福一方。现在许多当地干部，都曾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学生。知青们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曾为大型知青纪念文集《草原启示录》题辞：“草原上的人民永远记住这一代青年。”这是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最好的褒奖。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文革”思维回潮，让我们意识到民主法制建立何等重要。
绝大多数知青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都与当地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刻苦铭心的难忘记忆。许多人至今都会魂牵梦绕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思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困难时，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第二故乡，感恩善待庇护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也是知青们返城后，多年来，也在不同岗位上尽其所能回报曾经上山下乡地方的原因。一段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不是“肯定”，还是“否定”能够简单说清。不抱成见，全面公正评价“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方为正道。
人生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艰难，无论是当年的知青一代，还是现时生活中被家庭宠爱的孩子们都会经历到。
一千七百万知青中，有的人为上山下乡付出了青春和生命，那些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献出生命的知青伙伴；那些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过早嫁人的女知青们；那些因成家或在当地招工迟迟未能返城的知青们；那些因伤痛或无缘求学深造知青们；那些返城后无专长又过早下岗的知青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我有过下乡去东北呼伦贝尔九年知青岁月，那里1968年属内蒙古，1969年后划归黑龙江。我档案袋里曾有“文革”中父母单位军代表装进的许多莫须有的不实之言，所以我只能只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九年插队当中我当过三年生产队长，将那里建成远近有名的富裕队，1976年我领导的生产队，每天的分值三元多钱，一年一个劳动力分1000多元，而且只靠种地产粮。凭努力1976年3月我在农村入党。1977年7月我以困退为由返回北京，临行前，全村老小将我送到村口。我无意在这自我表扬，象我这样的知青也为数不少。我想说即便在艰难困苦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有时也事在人为。即便不上山下乡，也不是所有的人就会人生一帆风顺，即便从小就养尊处优留学英美，个人不努力也未必能够成才。而曾在苦难中收获历练成大器者却不乏其人。史铁生不上山下乡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不上山下乡写不出《今夜有暴风雪》、叶辛不上山下乡写不出《蹉跎岁月》。反之，曹雪芹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红楼梦》，罗贯中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三国演义》。由此可见上山下乡锤炼铸就了一批人，但是不上山下乡也会造就人才。一般规律来说，困难挫折会成就积极向上的人，一帆风顺碌碌无为者也不少见，大浪淘沙因人而异。将社会精英成功归于知青经历，过于牵强，但也不无关系。将弱势群体困难归于知青经历，事在人为，也并非必然。因此，将个人命运简单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相联系未必客观，这里也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将真实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当被否定。但否定那场运动同时，不应该否定1700万知青们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青春奉献。如同我们否定晚清王朝丧权辱国，却要肯定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如同我们批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却要肯定邓世昌等爱国军人血染海疆。而这个逻辑调换位置也是一样，不能因为知青们在上山下乡中感天动地的事迹，就推理说那场错误的运动是正确的，反之也是一样。片面或绝对的结论，不仅对知青们的历史不公平，也是对帮助过知青的当地干部、群众不公平。知青上山下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地域不同、经历不同、知青素质不同、受教育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必然有许多的差异。应该尊重知青们对各自上山下乡的不同感受，在“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这个前提虚假的辩题中，不应该用简单“肯定”或“否定”强加于人，“无悔”自有血色浪漫的光荣历程，“有悔”自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元社会何必强求，多些包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要抛弃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认识论。笔者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违背历史进步和人的主观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加以肯定。
一千七百万知青“文革”中上山下乡已过去四十余年，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知青岁月仅是我们人生中一小部分，即便我插了九年队，也只是我事业经历的五分之一，坦率的说，虽然当年历尽艰辛，付出辛劳，我还是很怀念留住我青春的难忘知青岁月，怀念草莽关东的黑土地风情，怀念蓝色的蒙古高原美丽博大，怀念那里纯朴的人民和善待我们的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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