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3）清河的记忆（二）
很多知青问我，同是老三届，同是1968年下乡，你为什么晚了一年，1969年下乡，为什么没有去兵团，而去了五七干校？ 1968年大批学生下乡的时候，我不是不想下乡。有我编辑刻印的油印小报为证。 1968年9月27日，我办的小报写了学生离校告别座谈会的报道。我写到： “奔赴农场、军垦的下乡战友告别座谈会上，主持人任长永说：“今天你走了，明天他走了。不久我们大家都走了，都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希望我们大家在三届毛著讲用会上见面，在共产主义大道上胜利会师。” 1968年9月28，我办的小报撰写了为下乡同学辞行的长篇文章《和时代并驾齐驱的人，永远年青》。其中我发表了如下观点 ： “困难算什么?革命战士像海燕一样冲着暴风雨叫,冲着困难笑!革命战士前面永远是荒凉的团队,身后永远是丰硕的果实.革命战士从不坐等享受,坐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到来，革命战士永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队。当然了，革命战士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战略上藐视一切困难，在战术上，时时刻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冷静的思考能力。当你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中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出团队，种上庄稼，献出财富的时候，你们不会觉得苦，不觉得累，只觉得自豪，只觉得幸福，那种幸福是任何人也体会不到的。” 那为什么我没有及时走呢？原因是，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而且延续整10年了，经常吐痰、咳血。不得不靠雷米封的药和青链霉素打针维持生命。我至今耳聋和从不吸烟与我的病有关。当时由省公安厅政治处下派到绥棱县任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父亲正在绥棱县被军管会关押，罪名是“日本特嫌”。（其实父亲在1945年就参军了）。母亲没有工作还患病。两个妹妹一个17周岁，一个15周岁。我是家中老大，家里需要我照顾。但大妹为了让我留城，依然没有跟她所在的17中学下乡，而是跟我所在的13中的高中同学下乡去了兵团4师36团（虎林县西岗）。 大妹走后，家中惨遭不幸。工人造反派头头看中了我家当时在南岗区大直街和吉林街交口的房子，通过军管会，以“居住省委领导附近不安全”为由强行让我家搬迁。15岁的小妹据理力争，差点被抓起来。我只好和妈妈、小妹按军管会的发配，搬迁到发电厂文化街22号一处仅有12平方米的苏联板夹泥造的小平房。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幸好家具仅有父亲租来的两张单人木床，一个小立柜、一张桌面裂缝的旧办公桌，一张靠边站式的小圆桌，一对旧的木头箱子和吃饭用的锅碗瓢盆。 得知家中变故，大妹告知我的同学，大家寄来粮票和钱，让我到兵团散散心。这样，我在1969年3月开始，陆续去了赵光农场、4师36团850农场、853、852、597、291农场看望下乡战友。当时非常羡慕他们的生活，回来也想去兵团。1969年8月抚远26团前来招募兵团战士，我找到姓苏的一个现役军人，像董存瑞报名参军一样“蘑菇”。总算批准了，发给了我黄棉服和四卷毛泽东著作。但查“政审”，说你父亲是“日本特嫌”，这不行，边疆不能要你这样的人，哪怕政审是地主资本家也能将就。 没办法，我只好留城了。然而，9月初，13中管委会找上门来，说，应届老三届学生只有你一人没走，上边不干，多次催促。不然你影响了学校的工作。我说，不是我不走，是兵团不要我。过几天，学校又来人说，有个省清河五七干校招募知青，那里都是省级、厅级、处级的干部下放，你父亲的政审和他们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于是1969年9月8日我报名去清河五七干校，9月10日乘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来到了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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