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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活——告别晚餐 1969年11月，我上山下乡到长泰县岩溪公社田头大队插队。 1971年9月，同在一个生产队当知青的吴绍良第一个被招工，即将离开农村，到工厂当工人了。在这之前，舆论一直提倡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也就是当一辈子农民。如今工厂开始招知青，看来，这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毕业”的一天。这让大家羡慕不已，也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 然而，我对何时能离开农村，却是一点也不敢想。一来家庭成份不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二来我下乡时才16岁，由于年纪较小却常惹是非，大队小队的干部对我很是头痛，早被打入另册。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偷吃了隔壁大队的甘蔗，被告到大队干部那里，而不幸的是我第一个被大队长半路碰到，问我有否偷甘蔗，我矢口否认。后来查出我确确实实有偷吃，自然认为我是错上加错，准备晚上开会时让我作检查。我们那里把作检查叫“遮白火”，也就是晚上开会用的是煤气灯照明，煤气灯俗称“白火”，站在灯下，自然是遮了灯光，这“遮白火”也就成了被批斗的代名词。幸亏傍晚收工回来时，有人向我透露这一消息，我二话没说，匆匆吃过晚饭，骑上自行车连夜逃回城，半个月后风声停了才归队。 因此，对于“毕业”，我是不抱有幻想的。 绍良大我一岁，我俩平时较合得来，对他的离去，我有点不舍，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临行的前一天，买了二斤高梁酒，准备与大家吃一顿，算是他在农村最后的晚餐。但在当时，要想找样下酒菜，实在是无处寻。因为平时一日三餐的菜都很为难，有个青菜也就不错了，很多时候是从农民那里要来的咸菜。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只能煮咸饭。所谓的咸饭，就是锅里放上一点点油，然后加上盐爆炒，再放米一起炒一会，最后加水煮熟，也就成了咸饭了。 恰好那天我刚到大队的米粉丝加工场换回米粉丝，又刚向农民买了十来个鸡蛋，还有一瓶从城里带来的花生油，然后又向农民要了几棵青菜，炒米粉丝加蛋汤，这晚餐也就算是很丰盛的了。因为人多，我住的和绍良住的房间都较窄小，就把东西拿到同队知青黄伟的住处，忙乎起来。 晚餐开始了，十来个知青围在小桌前，就着一脸盆的蛋汤和一大锅的炒米粉丝，一边喝酒，一边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聊起来。然而，酒不醉人人自醉。面对即将成为工人的绍良，大家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自已未来的惆怅。想到不知还要在农村呆到什么时候，这酒竟然是那么的苦涩和难以下咽，以致这二斤的酒竟然似乎是永远也喝不完。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所有的酒都喝光了，大家纷纷起身回去睡觉，我也强打起精神，与绍良道别。昏昏沉沉中，我踉踉跄跄地回到我的住处，只觉得浑身像是火烧似地难受，肚子里翻江倒海，难以言状。虽然意识还算清楚，但却浑身无力，走到床前，我一头倒下，一觉睡到第二天的快中午才起来。 醒来后，绍良已经走了。而我在感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的酒量还行。这半斤的高梁酒我居然喝下又没吐，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郑德鸿 2008-10-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