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毕国昌 于 2015-9-7 11:42 编辑
（３７年后，我再次回到八五七（农场），我找到了蒋旗国，让"老四"帮我寻找当年那幢我魂牵梦萦的知青小屋）
200６年７月，我将一篇有关农村的报道任务“搬道岔”到国营八五七农场。 回到第二故乡， 我首先找到“蒋老四”——蒋旗国。在我曾经呆过的农业九队，在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老四告诉我，你们知青住过的那间小屋早就扒掉了。老四用自己的身体确定了方位，他指给我看，它大概的位置。 它没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被扒掉了。可它曾经承载过我一段相当重要的经历，是一份不能忘却的记忆，是这等清晰，它怎么可能从我的心中扒掉呢？ 1971年的春节，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不同寻常的。探亲超假３天，我被打入另册，从当时的兵团第４２团（八五七农场）汽车队下放到农业十三连（农业九队）。 当初，印象最为深刻和难以接受的事情是，从敞篷车上跳下来，发现自己的住所居然是这等的狼狈不堪：一个由泥巴和柳条支起的泥土“帐篷”。它应该有几根立柱，算作骨架，四周用柳条编织而起，里外里全用泥巴涂抹堆砌起来成墙体，是现代人难以想象得到的简陋。而从房脊自上至下披挂下来的羊草，犹如一位披头散发的疯女人，煞是恐怖，“草发”下，一层挨一层的黄土，斑斑驳驳，墙壁镌刻下数不清的麻点和沟纹，显然是雨淋雹砸后的痕迹。小屋很小，却分东西两厢。现在，当我将我的回望变成如下文字时，我都怀疑就是那么一点点空间，它怎么能盛载下我们30几号的知识青年？西厢房尽西头的火炕末梢巨冷，漏洞百出的墙体，让西北风表现出超强穿透力，即使再厚的被子都无济于事。卷曲在被窝里的我，常常会懵懵懂懂的意识到，即或是这等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住所，也有高低贵贱之分。我真担心冬天的夜晚该怎么渡过？
后来，回到城里，在一些特殊场所，望见几十号人拥挤着躺在一个大通铺上，我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它，那老态龙钟且极度衰败的形态，几十年后我都会时不时甚至在梦中清晰记起它。
它坐落于浩瀚的兴凯湖我方一侧即小湖的东南，距兴凯湖湖岸不到一里地的地方，在大海一般脾气的汹涌波涛的衬托下，它越发显得渺小，没了方向，没有半点的稳定性可言，犹如随时会被翻卷而来的波浪，掀入湖底的一叶小舟，飘忽不定。1971的我，像断了线的风筝，迷失了方向。
父亲毕宝忱回信却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时，我真的不懂此言的寓意。只是发现，一觉醒来，周身被跳蚤咬得遍体鳞伤，我还不敢声张，同一铺火炕上，十几号的人，人家怎么没挨咬，或是不吱声？从炕上爬起来，跟啥事都没有似的，扛上铁锨就下地，干到上午7点半，才回到食堂吃早饭。那时的我，绝对不会想到，这太阳刚露头，空腹去干那么大强度的农活是不利于健康的，我更不会料到，吃完早饭一点休息没有，就集体转移到下一个目标：修水利、集肥（刨粪便）、装卸红砖、跟拖拉机上山打柴禾…….越来越累越脏的农活，让人喘不过气来。
春播来了，我头戴面罩，站在播种机的后面，迎着前面拖拉机掀起巨浪般并滚滚扑面而来的尘土，无法喘气的窒息困难，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农业的落后，农民的艰辛，农村的不易。一次，一个撒种漏斗堵塞了，我连想都没想，伸进手去捅，不料我的右手食指，被机器“咬”了一口，剧烈钻心的疼痛使我拼命的呼喊：“师傅，停车……”
拖拉机手只顾向前开，不会理会身后的事情。我从播种机上跳了下来。
我左手捂着右手，突直闯进卫生所。卫生员张金花是位上海姑娘。她圆圆的脸膛，白皙的皮肤，一副慈眉善目的容貌，或许就是她当连队卫生员的资本。开始，张金花先是一愣，随即就用她纤细的小手，给我清洗起整个伤口。手上的污泥浊水连同我的血肉，一点点被她清理出来。自己的手，平生第一次，被一位妙龄美女摆弄过来摆弄过去，她的仔细、认真，伴随她哄小孩般口吻的安慰，使我减轻了疼痛，或许那时我真的觊觎了她许多，我居然没有太在意那个血肉模糊的手指，缺少了那么一大块肉。未了，她微笑着开起玩笑：“以前我怎么没见过你呀？这么大的个子，不会是对岸（前苏联）那边跑过来的吧？”她将一张病假条递了过来，那圆圆脸蛋上绽放的微笑，几乎融化掉了那时我。那时我只有２１岁。
躺在冰凉的火炕上，我开始翻来覆去琢磨她的行为，特别那句玩笑话，分明是一句警惕性极高的阶级斗争语言，可我怎么会想到别处去了？我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儿。睡梦里，我梦见了张金花，她那笑盈盈的圆脸显现出两个酒窝儿，我无法控制地拥她于胸怀。我只是觉得她突然大胆地亲吻了一下我的脸颊，湿漉漉的唾液，生成我从未有过的一种触电感觉，我从惊喜中醒来。睡眼醒忪的我发现：另一位上海姑娘的背影，正掀开门毡，往外走去。我想喊住她，可我没有勇气喊出。
“播撒种子差点将自己的手指撒进大田……”有关我的闲言碎语在十三连不胫而走。我这个大傻个子的闲话也就越传越离谱。我万万没有想到，被“假小子”盯上了，这是我至今都没有搞清楚的一件事情。早起上工路上，我随便说了一句话，结果招惹来 “假小子”的一顿猛烈抨击。
“毕国昌，你是刚下火车呀？”“假小子”是当地女青年张彩霞的绰号，因为性格粗犷，干农活是把好手，一般男劳力干不过她，这个绰号就叫响了。“假小子”突然从队伍的前列调转过身子，怒不可遏冲我喊了起来：“你下乡几年了，连水稻苗还是小麦苗都分不清，你是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我被“假小子”略带沙哑的粗声大嗓给震住了，我吱唔着，不知所措。“假小子”拦住我，那架式分明是，就地开批判会，回答不清楚不能放行。而后边半个连队的人都被我们堵在身后。“假小子”与我大概年龄相近，一米七十左右的个头，浓眉大眼，黧黑的脸膛，隐约可觅一堆堆麻雀斑。她的瞪眼恕吼，让我联想到三国演义里的张飞。
“假小子，你干啥跟小青年过不去？”在我和“假小子”中间，突然钻出来一个小个子，后来知道他就是蒋旗国，一家几十口人都在十三连。蒋旗国站在我们两人中间，抬起头，冲着“假小子”笑嘻嘻地插话进来：“算了算了，有啥过不去的，人家刚来，也不容易。”
“蒋老四你给我滚犊子，你算干什么吃的？” “我就是看不惯你欺负人，我就管了，怎么地！”“假小子”一把薅住蒋旗国的脖领子，一使劲将“蒋老四”扔到水稻埂里，蒋旗国半个身子湿了。这样一来，老四的两个哥哥，蒋老三和蒋老二，还有几个亲戚呼呼拉拉，涌上来一大帮，不由分说，把个“假小子”扔进了水田里……
蒋旗国个子比我小很多，身高不过1.6米，至少比我矮25公分，身材瘦小。那一天“蒋老四”的举动给我留下了终生也忘却不了的记忆。
我因此被调动了工作。从此，全连队只要有最苦最重的活计准有我，而且“假小子”专门跟我过不去，我干在哪儿，她就出现在哪。后来才了解到，那天晚间，张彩霞向连队党支部做了汇报，并提出一定要惩罚性的教育我这样的青年。她的意见得到支部书记刘光堂的坚决支持。
第一次扛起180多斤重的麻袋，没等迈步呢，我就感觉腰歪了，肩上的麻袋不可避免的倾斜下来，一麻袋大豆摔落一地儿。这时，“假小子”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两个男壮力（搭肩）将一袋大豆悠起，她轻轻地向下一钻，再一挺腰，一麻袋大豆就稳稳当当地落在她的肩上。张彩霞嘴里嚼着东西，迈着方步向大跳走去，在三米高的跳顶，她一怂肩，将大豆轻松倒入粮囤，吹着口哨从跳上大步流星地走下来，一双斜睨的眼睛像似冒着火星儿。我低下头，不敢看她，谁知她走到我面前，突然将一口咀得细碎的大豆，吐在我的脸上。大豆的生性味和那个女人才有的腥躁的吐液味道，引来一阵从未有过的恶心。
哈哈哈……在场所有人都狂笑不止，我自觉颜面丢尽，恨不能钻进大豆垛里藏起来。
人是逼出来的，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用尖刀逼到墙角，唯一可以改变颓势的办法，那就是迎上去奋起一搏。第二天，奇迹在我这儿出现了。我不但轻松地扛起那180斤大豆的麻袋，而且走向了三米大跳的尽头，轻松地将大豆抖落进垛仓里，一次成功。瞬间，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而这个自信让我懂得一个道理：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一定也能做得到。
好像一计不成，又施一招，我又被抽去挖水利工程。两米宽两米深的水利工程，一人一天两米距离的任务。地势洼渗水多野草茂密不好挖的地段总是分给我。第一天，从天不亮到太阳落山，我只完成不到一半的任务，心急如焚啊，不知如何才能收场。 “假小子”早早的干完了，可人家不收工，偏偏坐在我的区段上沿边，一边喝水，一边重复哼唱着《北京有个金太阳》。蒋旗国不知从哪冒出来了，一声不吭跳下来帮我，他扬起铜锹，将一铜锹的泥和水向上扬去，不远不近地落在了“假小子”落座的地方。
我惊呆了。随即，我跟蒋旗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那天干完活儿，已是夜晚九时几分，我艰难地踉踉呛呛地走向那间让人望而生畏的知青宿舍。老远，那屋前房后堆满的豆秸、麦杆，还有散发着潮湿的草木灰气味袭来，让我突然觉得这个知青小屋是这般的不同寻常。掀帘而入，一股臭烘烘潮渍渍呛鼻子的气息，竟会像陈年老酒一样，给人以温馨的亲切。上海女知青的率真和大胆，让我生发出奇怪的感觉，居然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境遇下嗅觉到了这里这等的美好。
所有的事物都会在时间里离散，而唯独这幢知青小屋，像是一个特别物体植入我的灵魂深处。
如今，一切都不存在了，如同那样一段历史，在轰轰烈烈之后，归于平静。人撒屋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迅速地消亡，迅速形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呈现给我的只能是大概的方位。一切都化为乌有，那火炕，那灶坑，那用柳条和泥巴编织起来的屋体，包括当年草木灰的味道，豆秸、麦杆散发出的霉潮味，还有男子汉身上的特有气息，连同我的泪水、鲜血，被羞辱的过去，统统都烟飞尘散，被兴凯湖水冲洗得荡然无存，没有留下一星一点的踪影和痕迹，剩下的是一茬接一茬、一代连一代顽强繁衍着的小麦和大豆，转换成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粮……难道它们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吗？可是那些想起来或说出来，让人无法相信都是事实的荒谬事情，只能是我记忆的碎片，是它们迅速地排列组合还原了３０多年前那个知青小屋……我经受了淬炼，不经意间完成了我的蜕变。
这一切，我似乎都是不自觉，不清醒，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过程。
回到八五七农场的头一夜，我失眠了。我蓦然想起父亲毕宝忱的那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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