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毕国昌 于 2015-6-26 20:23 编辑
孙钊坐在我的面前，一种莫名的同情情绪强烈地充斥着我、甚至为他有些不平。 孙钊，1923年生人，今年92周岁。１９４２年在抗日烽火的呼唤下，他毅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教导大队，准备去缅甸参加对日本的作战。结果，部队回国了。作为热血青年，为再寻求精忠报国之路，次年考入著名的黄浦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２０期第一总队步兵科的学员。
１９４６年底，孙钊从黄埔军校毕业，他要打的小日本投降了。没了对手，他要求回四川老家。他讲，“我是要打日本军国主义，现在小日本投降了，我打谁去？”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时孙钊是一名军人，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理由，他走进了国民党新一军第５０师，成为一名国民党少尉军官，１９４８年晋升为中尉。 那一年，就是那一年，孙钊随国民党新一军进入东北战场，面对的就是那个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对手居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本来是打日本侵略者的，结果变成了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他有一百个不乐意，却又不敢当逃兵，一场疟疾袭来，险些要了他的生命，却是因祸得福，他在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医院，躲过了那次极其惨烈的国共两军对决，在医院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孙钊后来讲到这次的疟疾，幽默地说，“这不是大病帮忙嘛？” 孙钊再次提出回家务农的请求，可这次他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请求。“因为自己是黄埔军校毕业，算是个有文化的人，部队不放我回家。说是新中国建设需要我这样的人。”“１９４8年末，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解放团的学习。”
“建国后，１９５1年我作为解放军转业干部参加了赵光农场的建设，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踏进北大荒的第一批拓荒者，一边参加劳动改造，一边参加北大荒的建设。”“１９５２年我调入到哈尔滨香坊农业干部学院，学习金融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农场管理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的前身），前后在农业厅、农垦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都工作过。”孙钊说，“直到１９８６年，我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物质局退休。应该算是老农垦了。” 这些个，都是上两次采访孙钊时的深刻记忆。前些日子，我了解到国家就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曾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而国家民政部也有较为详细的政策解读，于是我通过电话向孙钊通报，几次电话沟通出现障碍，我决定再次找到孙钊老。我认为，孙老的确不容易，可谓是身经百战磨难多，年愈九十更难得，应有的政策都该得到，如此的经历，这等的辈份，月薪只有3000多块钱，确实少了点。我愿意尽一点绵薄之力。 还是在孙老热忠于的中国书法研究的活动现场——哈尔滨红叶书法研讨会上找到了他。对此，他用真诚的微笑，对我的关切表示了谢意；同样也是用这样的微笑答复：这些都已过去，今生不作奢求，来日不多，余生，我干我愿意的事情。 我不禁愕然，“您的意思是放弃这个努力？家人是什么意见？” “他们同我一样，看淡这一切。”孙钊那唱歌般好听的川话，缠绕在我的脑际，走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老话不断地跳了出来，打断我的思绪：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突然我又联想到父亲毕宝忱。晚年的他，支撑着孱弱的身躯，依然坚持给别人写字，以期维持我们那个家庭，至于诸如书法家协会会员、老艺术家等其它名誉权作身外之物。这与孙钊是十分相似的。 人活到一定的份上，才可以看清一切，看透一切。大概这就是超凡脱俗之境界？ 向老黄浦战士——孙钊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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