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痴迷老人 于 2012-2-28 12:04 编辑
入冬以后二排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明年的基建备料。每天分两班黑白不停地跟着拖拉机和马车从河滩往回拉沙子，从采石场往回拉石头，从通北往回拉砖和水泥，直到十一月底才把沙石料备得差不多了。接着我们按连里的安排开始准备砍伐拉运烧柴。 连队使用的煤是用汽车从几十里以外的通北和赵光运来的。由于运输成本太高，除部分必须的用煤外，连队和家属的冬季生活取暖主要靠木材解决。每年冬天连里都要组织力量进山砍伐拉运烧柴。今年上山大车班出动了五挂四马拉的大车，赶车的车老板都是老职工，有高庭亮，何发，赵连祥，老邹头，由班长王志伟带队。跟车的人由我负责安排，郑国伟的二班因为去年冬天跟车拉过烧柴，算是有些经验了，所以仍派他们班跟车，在每挂大车上配了三、四个人。我把排里的工作交给一班长刘洪苍负责，也随车上山了。 清晨，车队顶着四十多度的严寒和呼啸着的北风向北山进发了。天上飘着鹅毛般的雪花，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车轮辗过发出吱吱的声响。我坐在第一台车上，郑国伟和二班的其它同志们分坐在后面的车上。和我在一起的是何桂堂、邹积福、汪云波三人，我们都缩着脖子袖着手背靠背地挤坐在一起，棉衣和棉帽子上很快就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花。我们这台车的车老板是赵连祥，他四十多岁，可能是由于北大荒风霜雨雪常年吹打的原故，人比实际年龄显得老得多，好象有五十多岁了一样，苍桑岁月在黑黑的脸膛上留下的深深皱纹象刀刻的一样。他穿了件黑色翻毛皮大衣，脚上穿一双到膝盖高的毡嘎哒，戴个狗皮帽子，两个帽耳子支楞起来，耳朵冻得通红也不放下，眼睫毛和眉毛都挂上了白霜。他坐在车辕旁一路上不停地挥动着长鞭吆喝着，全连都知道他的嘴是有名的闲不住，尽管嘴唇冻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是哆里哆嗦不住嘴地跟我们东拉西扯着。 车队穿过白雪复盖的原野，沿着崎岖的山路进了山。路越走越难走，后来就没有路了。好在他们车老板们每年都要上山拉烧柴，即有经验路也熟。马车在林间的空隙里艰难地穿行着，一会上山，一会下坡，也不知走了多远才到了预定的目的地。林中的风雪被大树遮挡着好象小了许多。周围全是茂密的森林，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高大的树木，我认识的有松树，柞树、桦树、杨树、水曲柳…，细的有碗口粗，粗的两三个人拉起手来都围不拢。林中的光线很暗，抬起头透过浓密的树枝枯叶能看到一点点的天色，雪花穿过树冠的空隙飘落下来。地上是没膝的积雪，雪下面又是一层厚厚的枯枝腐叶。大家跳下车，一边搓着手，一边活动着冻得僵硬的胳膊腿。我招呼大家快点干，干起活来就不冷了。同志们按事先的安排两人一组扛着“快马子”分散开来寻找“站干”。所谓“站干”就是由于各种自然原因造成的仍然站立着的死树或半死的树，这样的“站干在林中很多，最适合当烧柴用的是杨树、桦树、柞树站干。活树是不可以随便乱伐的。我和邹积福找到一棵一抱粗的“站干”，看好位置，估计好大树倾倒的方向，用“快马子”在靠近树根处开了锯。“快马子”是一种近两米长，二十多公分宽，一面带齿，两头带拉手的长锯，由两个人各拉一头，有点象划船一样的你来我往地来回拉。这也不是个轻松的活，不一会就累得呼哧带喘的，脸上见了汗，头上冒起了阵阵热气，棉帽子挂上了一层白霜。我们起身脱下棉衣和棉帽子扔在雪地上继续锯，当锯了一半的时候，抽出锯来，换个方向，在树的另一侧高于第一道锯口两，三寸的地方再开一道锯口。当两道锯口接近时大树发出了吱吱的断裂声响，树身慢慢地向第一道锯口的方向倾斜，树冠上的积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我们俩人迅速起身看好好方向躲在一旁，并放开嗓子大声呼喊：“顺山倒…！”随着我们的呼喊山林的远处传来了一声接一声的回音，据说这是山里人多少年来采伐放树的规矩，我想可能是为了图吉利和安全吧。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积雪四溅，枯枝乱飞，大树倒下了。接着我们用“快马子”截去粗一点的枝叉，再用大斧砍去细一些的 树枝，随后将树干截成六七米长短一段一段的，我们管这叫截健子。就这样一棵一棵地放下去，直到估计差不多够一车了。这时也就到中午时分了。大家聚拢过来穿上棉衣，扒开厚厚的积雪，收集起遍地都是的干树叶和枯树枝，生起火来。用带来的铝锅装满干净的白雪架在火上烧化烧开，又把随身带来的馒头放在火上烤热烤焦。一边烤着火一边就着咸菜和雪水吃着焦黄烫手的热馒头，完成一顿简单的野餐。 吃完饭我们用积雪压在火上将火堆息灭，一定不能留有余火，否则引起山火就麻烦了。接着就开始“倒套子”。我们将马从大车上卸下来，马脖子上仍然带着夹板子，后面拖着两根粗粗的套绳。我们把截好的健子系在马后套绳上，牵着马拉到马车跟前，这就叫倒套子归楞。之后我们把马重新拴好开始装车。六七米长的一根健子，粗细两只胳膊都抱不过来，一个人使出吃奶的劲搬它也是纹丝不动，靠几个人是根本无法抬上车的，这需要用些巧劲。我们先砍好几根胳膊粗细的抬杠，四个人集中力量用两根抬扛先把健子较轻的小头抬起。赵连祥再把一根抬扛从健子中间的下面伸过去垫在车板上，这一头扛在肩上形成一个支点，常压得他紧咬着牙关憋得满脸通红。大家赶忙用杠杆的原理一起连抬带撬地将一根若大的健子抬起滚上车，底下用小木头垫好防止它乱滚。等到把所有的健子都装上车后，再用鸡蛋粗细的大绳将木头绑牢，用抬杠把绳子绞紧。我们再分头去帮其它的同志装车，直到几台车全部装好捆好，就准备下山了。 重载的马车下山十分危险，这全看车老板驾驭的水平了。这回是班长王志伟赶头车，高庭亮，何发，赵连祥，老邹头各自赶着自己的车一个跟着一个的下山。林间雪地，山坡陡峭，冰雪复盖，地面溜滑，高低不平。装上车的木头比车身长出许多，前面几乎伸到了辕马头顶上了，若大的一车木头象压在马身上一样，常常推得驾辕马站立不稳，收不住脚。以前据说有过好多次翻车的事发生。赵连祥站在辕马身旁一边哟喝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长鞭，驾驭着马车一步一步向山下挪去。前面三匹拉套的马还好，后面的架辕马四条腿支撑着地面，身子向后座着，承受着身后一车木头的巨大推力，万一它站立不住跌倒，一车木头会全压在它身上，后果不堪设想。马车一起一伏地颤动着，发出吱吱的声响，好象随时都有可能翻转过来。我们远远地跟在后面，两眼紧紧地盯着颠簸着的马车，紧张的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总算万幸，五台大车都有惊无险，平安地下了山，上了山路。有了山路就好走多了，当我们走出山口时天已近黄昏。赵连祥跳上车，一边挥动着鞭子一边对我们大声喊道：“上来吧，伙计们，没事儿了。”我们爬上马车，袖着手，缩着身子坐在木头上。车轮碾压着厚厚的积雪发出吱吱的声响，四匹马吃力地拉着满满的一车木头，一个个鼻孔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出了山风雪似乎又大了起来，原野上凛冽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风搅雪，雪裹风，风雪在地上打着旋，示威似地呼啸着，几步开外，混沌一片，迷蒙不清。在山上干活出了一身的汗，里边的衣服也湿了，那时还不觉得怎样。现在寒风不一会就把棉衣吹透了，汗湿的内衣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脸被风雪吹打得生疼。手脚冻得象猫抓一样，胳膊腿都有些发木了。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没等到家，恐怕要冻僵了。忙招呼大家跳下马车跟着车走一会儿。疾风吹得我们站不稳身子，雪花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我们跟在马车后面，顶着劈头盖脸的风雪，在没膝的积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地移动着脚步。走累了就爬上车坐一会，冻得受不了了再下车走，就这样车上车下，走走坐坐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大家都是又冷又累又饿，卸了车忙到食堂吃饭。我一边吃饭一边找刘洪苍了解今天排里的情况。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跟车上山。就这样我们拉了半个多月的烧柴，老职工每家都拉了一车，连队的柴场上也堆得象小山一样高，留在家的同志们把拉回的木头截成一尺多长的一段一段的木墩子，然后立起来，用大斧再劈成一块块的伴子，整齐地码成垛，用来烧炉子烧火炕。等到春节后再去通北拉几车煤，连里全年的取暖燃料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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