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以明 于 2015-3-16 09:31 编辑
知青婚恋悲情实质
1970年冬，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位身穿光板皮袄、怀抱婴儿的女孩引起我注意，她用地道的北京话问车站工作人员，列车为什么还没到站。那女孩是北京知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停地抱怨说快冻死了。她满脸稚气，偶尔哄哄怀里哭闹的婴儿。与我同行的知青伙伴说看她多年轻啊……那时我们18岁，感觉这位年轻母亲与我们年龄差不多，不知道她嫁的那个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知青也要恋爱、结婚，这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后来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从某个角度描摹了一代人特定时段的婚恋状态：即将回城那个晚上，村边，小河，树影婆娑，知青与大辫子村姑。这些浪漫的意象，并不能掩盖悲情的实质，告一段落的叙事，隐含着始乱终弃的意味。 如果说，歌曲《小芳》以略显惆怅的调子，对“伴我度过那个年代”的恋情还有些暧昧的话，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则以农民的视角，揭示出农村女性与知青的恩怨，刘醒龙版的“小芳”沦落为知青暴发户的“小蜜”，当时还引发一番争议。但不可否认，这两个文艺作品中的事例，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一个点：痴心女子负心汉，男知青都是负心汉。 现实生活中，知青版的陈世美或落难公子邂逅村姑的故事并不鲜见。用巧合解释此类现象，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其根源来自巨大的城乡差别。或者可以从另一角度关照这个问题，1970年，下放到农村的大学生白启娴嫁给了农民，当时的媒体将她誉为“敢于同旧传统决裂的反潮流人物”，这种把婚恋观跟政治绑在一起的做法，其目的性显而易见，具有推波助澜的导向作用。对白启娴的过度宣传，似乎为解决日益紧迫的知青婚恋问题，找到了一条便捷的出路。 谁都明白，一旦嫁（娶）了农民，那就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扎根农村，说说容易做到难。何况造化弄人，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政策松动了，很快有人回城，病退选调顶替当兵上工农兵大学……条条大路通城市，离开农村堪比胜利大逃亡。但仍有个禁区难以破解：已婚、尤其与农民结婚者被拒之门外。现实很严峻，城市门槛是衡量农民身份与知青身份的标尺，如此，前者显然低于后者。城市户口对农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珠穆朗玛。变化的政策令白启娴们始料未及，其中很多人缺乏思想准备，处境尴尬：想走，走不了；不走，心不甘。于是，在知青与农民这一组家庭模式中，打架离婚拖后腿妻离子散的现象屡见不鲜。当然也有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办回城的夫妇，只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即便进了城，嫁（娶）了知青的那位农民，须使尽浑身解数，打破种种人为的障碍，才能融入这个城市和家庭。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同床异梦者有之，黯然分手者有之，天各一方者有之，喜极而泣者有之。 从扎根到回城，颠覆的命运对知青的婚恋与家庭产生极大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知青之间结合的家庭，其稳定性是否高于知青与农民的结合，因未掌握权威数据，不敢妄言。但无论如何，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人生也是自己走过来的，酸甜苦辣况味自知。而今，步入老年的知青家庭，或在城市或在乡间，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不可复制，不可修改，亦不可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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