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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伐上小白 张炳麟 在克山待了不到两个月，1968年底连里让我和马德年赴小白山五师採伐团报到，从此开始了自己近两年的小白山之旅。 我和马德年等人在克山坐火车，到绥化后沿着绥佳铁路北上，经过桃山站就进入了小兴安岭林区。这是我们这些从天津来的学生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大山，更是第一次在山间蜿蜒穿行。 铁路两旁闪过一座座山峦，连绵不断，目不暇接，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片白茫茫。有人告诉我们，那斑斑点点的墨绿色，是终年常青的红松；而那片与大地浑然一体的树林，则是过去在课本上就知道的白桦林。我们一行人都兴奋极了，想的只是马上就要融入这样一个新世界、新生活，全然忘记了自己远离家乡的孤独和苦闷。 “小白到了”，随着列车员的报站声，列车停了下来，。 小白，现在是铁力市朗乡镇的小白村，但是叫铁力县朗乡人民公社小白生产大队。小白站虽是哈佳铁路线上的一个五等站，但过往的货运列车都要在这里停车加水加煤，而且车站上总停着两台机车车头。这是因为，从小白向东到朗乡的铁路有一段是上坡，只靠一台车头拉着一列满载的货车爬不上去，必须用两台车头前拉后推才能爬上坡。 五师采伐团的汽车把我们送到五十四团采伐营驻地。当时采伐营的驻地分为下楞、中楞、上楞。下楞靠近车站，主要是进行物资周转；在快进山的地方是中楞，营部设在那里；我们的驻地是上楞，在大山深处的采伐现场。 进山的路上，白雪覆盖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山路的积雪被碾成冰又沾上土，像一条灰白的蟒蛇向前伸展。当我们到达上楞时，先于我和马德年上山的吴宝杰、李智民等人跑出帐篷迎接。我们4人是天津十八中的校友，又同乘一列火车到克山下乡，虽然刚分别一个多月，但能够在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里相聚，甭提多高兴了。 钻进自己的住处——棉帐篷，这里长约20多米，宽有5、6米吧。一条过道把两排大通铺隔开，两个大油桶里烧着柈子，烧水的水壶正吐吐地冒着热气。 帐篷里的温度可以分为三级：在铺上站着感觉热的厉害，躺在铺上温度尚可，铺下的地面还残存着未融化的积雪。通铺离地面约有60-70公分，铺着稻草和芦席，躺在自己简单的被褥里，难以抵挡通铺下面冻土的寒气。 山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我和宝杰、智民、德年的铺位挨在一起，4人共用一个搪瓷盆，既是饭盆，又是脸盆，还是洗脚盆。早上谁都不愿意起床，只好每天轮流有一个人去打饭，我们4人就在铺上围着搪瓷盆吃饭，然后用雪把盆擦干净，用雪水擦把脸，就算可以了。至于热水洗脸，那是一种奢望，更不要提擦身洗澡了，能喝上口热水就是享受。 “上山干活啦”！随着上工的吆喝声，我们头戴皮帽子，打着绑腿、腰上系着麻绳，没有麻绳就系根草绳或弄根铁丝围上，拎着一把长把斧子，或是一把一米多长的大马钢片锯，随身还带着一个楔子、一块四方的皮垫子，在老职工的带领下，沿着已经踩出的小路上山。那副打扮真有点像古代的武士。 当时森林里的树木的种类很多，其中不乏红松、色木、楸木、榆木、黄菠萝、水曲柳、红毛柳等名贵树种。我们踩着没膝深的雪来到准备采伐的大树跟前，先用脚将周围的积雪趟干净，随后围着树反复转几圈，根据树的长势姿态，确定将要倒的方向。然后，把树倒的反方向上的那些灌木和榛材棵子砍掉，开出一条10米多长的通道。这是一条以防万一、逃生保命的安全通道，在采伐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开锯了，我们坐在皮垫子上，先从预计大树将要倒下的那面，离地面30公分左右的位置下锯。毕竟是冬天，加上自己从里到外的一身装束，拉起锯来很是费力气，没拉几下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干脆脱掉棉衣，穿着绒衣继续干。要是饿了，就拿出随身带的馒头，抓把雪吃下去。 “刷刷刷”，随着弯把子锯来回抽动，锯沫子从锯子的两端不断流泻出来。当锯到一定深度，就要及时用斧子把楔子砸进锯缝中，以防夹锯。将近锯到树心时，就抽出锯，在树倒的反方向，比头一锯稍高一点的位置再下两锯，使整个锯面呈等腰三角形。 锯着锯着，大树发出“咔咔”的撕裂声，并开始倾斜，这时就要大声呼喊，提醒同伴和周边的其他人注意安全。大树朝山上倒要喊“上山倒”，朝山下倒喊“下山倒”，朝山里倒喊“里山倒”，朝山外到喊“外山倒”。周边的人听到了，都要随声呼应，声浪次第远传。 与此同时，要加紧快拉快锯。当大树即将倾倒时，喊最后一声“下山倒”，迅速从安全通道远离。大树落地的瞬间，大地都在颤抖，溅起的雪沫飞起老高，随带挂掉周围树上的枝桠，发出霹雳巴拉的巨大声响，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那场面太壮观，太震撼人心了。 在小兴安岭林区，采伐是件十分神圣的事，有不少多年流传下来的规矩。比如，干活累了想在树墩上坐着歇一会儿，老职工赶紧告诉我们那是山神爷的座位，可不能随便坐。 伐木的危险，大多出在大树倾倒落地的时候，很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比如“坐殿”，就是已经锯到头了，大树仍然纹丝不动，这时就要多加楔子，把树顶翻倒地。还有“搭挂”，就是大树倾倒过程中挂在周边树上，就要去摘挂，这是非常危险的活计。但是，最危险的还是“反弹”和“劈绊子”。“反弹”是大树倒地之后又以巨大的力量反弹回来，如果打在人身上，能活着就是万幸。“劈绊子”是大树锯到一半时从中间裂开，一半连在树墩上像“人”字的一捺，另一半飞快劈开，像“人”字的一撇，巨大的力量可以把人挑上天。这就是为什么要先打安全通道的缘故了。 伐木接近尾声时，我们的任务改为向山下放原木了。伐倒的树经过打枝桠，再根据直径大小截成长短不一的原木。这些原木在山上四处散落，要先把它们放到山下的小路边，再由牛拉的爬犁归拢到楞场，然后装汽车运到火车站附近，归成大楞场，准备装火车运走。 向山下放原木即危险又有趣。先要顺着山势，把通向山下的路打通，砍掉那些挡道的小树和榛材棵子，然后用长绳去拉拽。原木借着惯性，沿着通道快速下滑，冲开的雪花就像似军舰发射的鱼雷在海上掀起的浪花一样，甚是好看。但是，放原木也非常危险，必须提前打好安全通道。记得我和吴宝杰等几个人拉拽一根四米长的榆木时，那家伙飞快地滑下山坡，我们刚刚跑进安全通道，原木就在眼前嗖地滑了过去，好险哪！ 采伐的生活十分艰苦和劳累，每当干活休息的时候，总有一些人拿出烟来吸，有时还递给我一棵。我推说不会，他们说抽一棵吧没关系，自己却之不恭只好接了过来。抽了别人的烟，太不好意思了，我就花了五角钱买了一盒蓝牡丹牌香烟，这在当时可是好烟啦。回到住地给大家一分，一盒烟很快就没了。从此，我开始自己买烟抽了，不能总买“蓝牡丹”吧，只好买二角八分一盒的“迎春”或是一角八分的“葡萄”。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吸烟史。 上山采伐，在山林里钻来钻去，树枝把棉衣刮破，露出里面的白棉花，可我们不会补也没有时间补，就这样左一块右一块露着，就像济公的百衲衣，再加上脸脏兮兮，手黑黜黜的，那模样真的很吓人。当时正值年底，师里派来慰问团，其中有不少女知青。我们一位哥们撩帐篷门出来，与这些小姑娘碰个正着，她们没有思想准备，被那个哥们的模样吓得哇哇乱叫。当时我站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被逗得不禁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怎样的笑啊？遥想远在天津的老父亲如果看见他的儿子变成这个样子，他老人家会怎样想啊！每每想到这些，我的笑就要变成哭了。这段经历一直埋在我的心里，从未对老父亲透露过半句。 46年前冬季的小白群山可以为我作证、46年前的苍天也一定看到我：一名20岁的知青已在边陲的山区勤勤奋奋的奉献着自己的力与量了！ 我们的采伐当时叫做政治采伐。每人每月24元伙食费，其中公家补助16元，个人只交8元，自己每月的工资还能剩20多元，对我们知识青年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了。口袋里的钱多了，我们就经常改善改善。一次，我和吴宝杰在小卖部买了一些冻梨，挂在自己铺位的上方，由于帐篷顶上热，冻梨很快就变软了。有一天休息，我和宝杰躺在铺上竞猜各国首都，猜对了就吃个冻梨，这样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我俩就把30多个冻梨吃了个精光。要知道这可是在小兴安岭冰天雪地的冬天呀，只有那时的年轻人才能有这样好的胃口，若是放到现在大概早就送进医院了。 1969年的春节到了，营里准备了猪肉饨粉条、饺子等很多好吃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自有一番思乡之情。除夕夜，我和宝杰、智民、德年还有几位老职工一起聚餐，借酒浇愁不由得喝的酩酊大醉，也不知道怎么回的上楞，并且还到帐篷里看慰问团的女知青演节目，她们还让我唱歌，只是看我醉得够呛也就作罢了。后来怎么回到帐篷和衣睡下，自己已经全然不知，等到醒来天已大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