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痴迷老人 于 2012-2-9 13:43 编辑
第二天一早召开全连大会，会场就是我将要调去的二排大宿舍，从新房盖好后这里一直兼做全连大会的会场使用。这是我到军马连的两年中第一次由始至终的正式参加全连大会。一进宿舍门就给人一种清新敞亮的感觉，房间很宽敞，巨大的玻璃窗虽然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霜，但和煦的阳光仍然透过窗户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墙壁粉刷得雪白，两排对面的大通炕，一尺来宽的木头炕沿，三，四十人的行李一个挨一个地卷放在炕里，炕洞里燃烧着的木柈子闪烁着通红的火苗。两炕中间的过道足有三四米宽，两个带火墙的砖砌火炉上各烧着一个大水壶，壶嘴里向外呼呼地冒着热气，屋里迷漫着一股暖洋洋的乡草气息。住在前栋房的女同学和老职工们陆陆续续的都过来了，大家分坐在两边的炕沿上，二排的同志们各自靠着自己的行李卷坐到炕里，一百多人开会并不显得拥挤。 会议的内容是秋收工作总结，连长李清原站在地中央，习惯地披着那件黑棉袄，用他那声音不高但威严低沉的语调总结了前一段的秋收情况，安排布置了即将到来的值班分队组建和冬训工作。最后由付连长孙洪礼宣布了我担任二排排长的任命。虽然大多数人早都知道了这件事，可孙付连长的话音一落，仍然博得了大家一片热烈的掌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脸上，瞧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但我看得出，那一双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欢迎和鼓励，一张张微笑的面容上显示出的是信任和支持，我红着脸站了起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回答我的是骤然加剧的掌声和充满期待的欢快笑声。 散会后我回马号和大家道了别，离开了生活了两年多的马号，离开了朝夕与共的刘大爷，金武大爷和小顺子。姜大爷帮我把行里和用具送到了生产排宿舍，大家早就为我在大通炕上空出了一个位置，热情地帮我安置好行李。我就这样开始了生产排新的工作和生活。 我很快了解了我的排。二排有四十多人，除了几名单身老职工外都是知青。我所认识的只是从哈尔滨一起来的那部分同学，后来的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青年大多不熟悉。全排分为三个班，一班长刘洪苍和三班长李振邦都是哈尔滨的，我们是一个车皮来的，原来就熟。身材魁梧的二班长郑国伟是上海人。当时排里青年的思想情况很复杂。天津知青不多，上海知青是一片红，一阵风刮来的，思想还停留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生活和对父母亲人的思念之中。北京青年人数最多，他们年纪小，来的晚，相对我们来说就是小弟弟。他们下乡不象我刚来时那样还要自己想办法积极去争取，而是半强制的一锅端，想不想走都得走，完全是被动的，不情愿的，没办法不得不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对上山下乡充满了反感和抵触情绪，觉得前途无望，心恢意冷，过一天算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浑浑噩噩的混日子，期盼着能等到回城的那一天。 这种精神状况造成了大多数人不安心边疆的工作和生活，思想波动很大，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工作中挑挑捡捡，出工不出力。生活上空虚无聊，无所事是，自由散漫。每天下了班后，不是吃吃喝喝，就是打朴克、发劳骚、侃大山、看禁书。不同城市的青年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派性。吵嘴闹意见的现象司空见惯，，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人与人之间，班与班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有的认为工作任务分配不合理牢骚满腹，有的对食堂伙食有意见怨气冲天，睡炕头的人嫌炕烧得太热，睡炕梢的人又嫌炕烧得太凉。还时常发生小偷小摸，杀老职工家的狗，偷瓜地的瓜的事。这就是我接手排长工作时二排的现状。 大家的这种思想状况今天看来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至今对上山下乡运动尚无一个权威的定论，但事实上已经客观地进行了否定和纠正。历史证明任何违背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做法都是不能长久的，即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要求，但最后终究会被抛弃的。所以说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人们心中自然会产生逆反心理，那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并不奇怪。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来理解就是不健康的思想倾向，是与毛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的，是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来加以纠正的错误思潮了。 今天我早已明白，那种状况决不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从根本上改变的了的。但当时我的确想尽力改变这一切，我也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和任务的艰巨。连长说我们马上就要组建武装连队了，没有一个人人向上的良好风气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不行的。怎样尽快改变二排的面貌，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是摆在我面前的新课题。我即然接受了任务，就一定想办法干好，不能辜负连里的希望。 当时兵团系统的连队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命令意识相当强。战士服从班长，班长服从排长，排长服从连长，下级服从上级，只能坚决执行命令，没有讲价钱的余地，有意见也只能背后偷偷地发发劳骚。但有很多事不是光靠命令就可以简单地解决的。我深深懂得要想做好这个排长工作，首先要得到大家的信任和尊敬，要从以身作则做起。生产排的工作与畜牧排、机务排、后勤排都不同，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随时变换，春播拌种，夏锄除草，秋收割地，扬场做囤，刨粪送肥，兴修水利，跟车备料，烧砖脱坯，盖房苫顶，伐木倒套，砍拉烧柴，沤麻编排…，就象军队里的野战部队一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我每天早上到连部，从连长那里领受当天的工作任务，回来后分配布置给各班去执行。有时全排集中一起行动，有时各班分头去执行各自的任务。连长每次交待的很简单，他的话本来很少，一般只交待要求，要结果，至于完成任务的方法和过程很少讲，顶多有时派个老职工当技术指导，大多数要靠自己动脑筋想办法，虚心多问，边干边学。我刚到排里时的主要工作是上山砍烧柴，积肥修水利，基建备料，拉运沙石和麦场做囤。在工作中我即要带领大家按连长的意图去完成工作任务，又要把自己当成是战士中的普通一员，活要干得比别人多，汗要流得比别人多，脏活累活抢在前，处处以身作则，为战士们做出榜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大家融合在一起，得到大家的信服和尊重，人家才能听你的，否则连号都叫不动，那算什么排长。 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全排几十个人不可能是铁板一块，问题再严重也有未发掘出的积极因素。我要熟悉了解他们，关心爱护他们，发现他们身上的长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为此我花去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每天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外，大部分时间用来和每一个人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思想和工作，讨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开导他们，用毛主席对青年人的希望，用邢燕子、董家耕，高崇辉等人的事迹启发和豉励他们，使他们振作起来，看到光明，对未来增加信心，点燃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树立扎根农村思想，为边疆建设做献。这些做法和说法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近乎于说教，听起来十分可笑，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很正常，很自然，因为这都是心里话，当时我心里的确就是这样想的。后来当我自己返城上学时，想到那时做战友们思想工作时说过的豪言壮语和冠冕堂皇言论，迷茫困惑的内心中充满了羞愧，内疚，悔恨和自责，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都是那样，我又怎能例外呢。 总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工作很快见到了成效。俗话说“你只有把心交给别人，别人才会把心交给你，” 我的诚心的确感动了大家，渐渐地我的话大家都愿意听了，大家有了心里话也愿意和我讲了，我成了大家的朋友。团支部进行了整顿和改选，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排务会，团小组民主生活会等各项活动渐渐开展起来了。排里还成立了板报组，及时表扬好人好事，树立好的典型。写入团申请的人多了，要求进步的人多了，全排风气表面上看的确有了较大的改观。 这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朱再琴的接触多了起来，每天早上去连部领受任务时都能见到她。我们时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团支部的工作。夏锄，秋收中她和我们以及三排的女战友们一起挥洒汗水。这个个子不高，扎了两个短辩子的付指导员热情、爽快、吃苦肯干、工作认真负责。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越来越清晰，但那是敬重和钦佩，并没有一丝“非份”之想。 相关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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