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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沧桑 于 2012-2-7 13:22 编辑
珍宝岛反击战
1969年1月以后，因苏军在珍宝岛上一再使用武力，中国方面开始考虑采取自卫反击措施。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了在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兵力参加，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基本同意这一方案，但认为岛上气候寒冷，不宜潜伏。
进入2月份以后，珍宝岛上形势更加紧张，2月7日出现了苏军鸣枪的严重事件后，中央军委认为下一阶段会有新斗争，并作了进一步指示。总参谋部、外交部都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并要求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当时边防斗争仍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掌握，总的精神是进行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边防斗争，又要准备好以重点进行自卫还击斗争为后盾，还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还击的重点。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参和沈阳军区都下达了指示，并抽调了精干的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公司边防站(因当地的公司亮子村而得名)成立“公司临时指挥所”。遵照中央军委、总参指示的斗争原则，沈阳军区确定了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边防斗争的新方式。中央军委、沈阳军区还规定，自卫还击严格限制在主航道中心线我国一侧，要行动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沈阳军区还规定，由肖全夫副司令员率领工作组前往虎(林)饶(河)方向指导战备工作，并成立虎饶前指，由肖全夫、李少元统一指挥。这样，珍宝岛地区抗击苏军入侵的斗争有了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的指挥，并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从这一阶段中国方面的边防部队、省军区、大军区、总部机关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看，对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确实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安排。但是客观地讲，这些安排还是防御性的，如果苏联边防军人不对中国边防人员使用武力，后来那种流血的战斗是不会发生的。
3月2日虎饶前指决定再次派出部队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向珍宝岛地区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准备采取行动。
根据虎饶前指的部署，3月2日上午8时40分，公司边防站派出30人分两组登珍宝岛巡逻。由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组上岛之后，很快被对面苏军发现，仅10分钟后苏军即由下米海洛夫卡、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余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敞篷卡车、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苏军上岛后以两路向中国第一巡逻组进逼，并形成合围态势。
过去苏军上岛干涉中国边防人员巡逻时，一般是肩背枪，手持棍棒，大都不戴钢盔。而3月2日上岛的苏军人员都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保持着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姿态。据后来得到的消息，远东苏军指挥机构这时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在必要时可以开枪。
苏军上岛并摆成战斗队形后，即阻止中国边防人员巡逻，要中国边防人员退回。中国巡逻人员则根据上级精神，要求苏军退出珍宝岛，苏联边防军毫不理睬，继续进逼，双方处于荷枪实弹对峙的严峻气氛之下。
在这一关头，原先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分队第二巡逻组从侧翼穿插出现，挡住苏军迂回分队。苏军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已有准备，便表现慌乱并在仓促间首先开枪，于是珍宝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
苏军向中国边防第一巡逻组开枪时，中国边防人员还未展开，当即伤亡6人，其余人员马上予以还击。此时第二巡逻组正与苏军伊万上尉率领的7人相遇，听到枪声后班长周登国下令开火，击毙了当面苏军7人。在珍宝岛中国一侧江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中国军人经顽强奋战和连续冲击，终于消灭了在岛上丛林中的大部苏军人员。当时苏军2辆装甲车不断向中国边防军人开火，虎饶前指命令岸上的炮火向苏军装甲车还击，当即击毁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辆。在中国边防部队的打击下，岛上剩余的10余名苏军人员退到江面上，乘另一辆装甲车撤回苏境。战斗至10时30分结束。
在3月2日的战斗中，中方参战人员估计苏联边防军死伤共60余人(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苏军死亡31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结束后即带着伤亡人员从岛上撤回，苏联边防军随后派人登岛，将苏方伤亡人员运回己方一侧。
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边境战斗。苏联方面在同年3月29日的政府声明和后来发布的消息中，都把中国方面的反击歪曲为已有准备的“突然开火”和伏击，这不合乎事实。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次冲突对中方来说只是一次虽已有准备却不由自己掌握主动的遭遇战斗。
从中苏两国关系的大局看，这次流血武装冲突的出现，大大伤害了原先十分友好的两个国家的感情。苏联领导人从其长期对邻国所持的傲慢的沙文主义态度出发，决定以军事力量来扩大事端，使两国边界的武装冲突又继续扩大。
3月2日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苏联军队在远东方向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上封冻的冰面，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中央军委在珍宝岛战斗结束后要求当地部队以不示弱的态度继续上岛巡逻，中方部队几次上岛都未与苏军遭遇，所以没有发生冲突。这一时期中国方面根据情况判断，对面苏军已调来1个摩托化步兵团和大批炮兵。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沈阳军区决定加强边防部队的力量，特别着重准备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进行反击入侵的准备。军区前指的作战计划是，若苏军向一岛进犯则一岛打，若向两岛进犯则两岛一齐打。
当时在两国发生冲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尽管中国方面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进行边防斗争的决心却坚定不移。当时“九大”即将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国开展了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参加者据当时宣称有1.5亿人以上。中苏边境、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不断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深夜中国军队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叉上埋设反坦克地雷。3月15日4时，苏军装甲车6辆乘天亮前的黑暗掩护步兵60余人进入珍宝岛北端，潜伏在丛林中，有偷袭中国登岛部队的迹象。这一情况被中国部队发现后，经上级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再次进行了自卫反击，双方就此于3月15日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
3月15日早晨，虎饶前指命令第23军第73师217团1营营长冷鹏飞率领一个排、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一个班于7时40分登上珍宝岛。部队上岛后，即于8时2分与岛上的苏军潜伏人员发生火力接触。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苏军的装甲车和步兵撤回对岸，第一次战斗结束。
当天9时46分，苏联空军以3架飞机向珍宝岛地区俯冲，进行威胁，随即苏军又以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实施攻击，并以4辆坦克沿着冰面向珍宝岛南侧江叉运动，企图从后方迂回攻击岛上的中国军队。这时中国军队的一个无后座力炮班刚刚登岛，迅即在江边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苏军坦克遭射击后队形混乱，1辆坦克驶入雷区被炸毁，其余3辆慌忙逃回对岸。11时以后，中国守岛分队在岸上掩护分队的火力支援下，顽强抗击苏军的冲击。然而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系四十年代设计，破甲能力低，因而只击毁装甲车2辆，未能击毁坦克。战斗中营长冷鹏飞负伤，孙玉国接替指挥。苏军在遭到顽强抵抗后，于中午12时以后撤回己岸，第二次战斗就此结束。
当天下午12时50分，苏军又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的防御阵地、公司边防站和后方桥梁猛烈射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约100人，向珍宝岛上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分队以近战开火的方式，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上开火，一再打退了苏军的冲击。15时30分以后，在中国江岸一侧的中国炮兵群加入战斗，以火力急袭给岛上苏军和苏方岸上的指挥机构以突然打击，击毙了苏军指挥官上校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下午17时以后，天色转黑，苏军从珍宝岛上全部撤出，第三次战斗也就此结束。
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上的战斗，是中苏边界冲突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万多发，并出动了飞机36架次(未投弹)。中国方面仅以步兵和炮兵协同，以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共击毁坦克2辆、装甲车7辆，估计苏军死伤在140人左右(其中死亡约60人)。中国方面在当天的战斗中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技巧，伤亡仅有39人(亡12人，伤27人)。
3月16日苏军出动人员和车辆登上珍宝岛，拖回前一天战斗中遗弃在岛上的尸体和被击毁的车辆。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坦克5辆、步兵7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又进入珍宝岛，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叉上被地雷炸毁的T62坦克拖回。中国江岸一侧的炮兵群猛烈开火后，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后来，苏军向这辆坦克发射大量炮弹，企图将其炸毁。然而苏军的炮弹落到这辆坦克周围后，即将冰面炸裂，坦克沉入江中。5月2日中国海军潜水员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在民兵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出，以后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通过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17辆，估计毙伤苏军人员约250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道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因其进攻被打退，加上岛上已大量布雷，即不再进入珍宝岛。中国军队为保证日后上岸巡逻的安全，派出工兵上岛进行了排雷作业。因珍宝岛面积很小，全岛又都在中苏双方高地的目视范围之内，夏季洪水季节岛上多数地区又有积水，从军事角度看难以在岛上驻兵。因此，中国边防部队此后也只是间或派人前往该岛巡逻。
珍宝岛战斗结束后，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这次作战的某些总结仍偏重于“突出政治”。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加补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为解放军代表做了发言。毛泽东在4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对珍宝岛战斗一事说：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苏联政府也向中方抗议。不过中国方面的坚决斗争，也使过去惯于对邻国和“兄弟国家”使用高压政策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于是开始试探采取一些缓和措施。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立即用外交备忘录回答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并已被“击退”，一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恢复“协商”。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对苏政策方面未考虑做新的调整，因而对苏联的谈判建议较长时间未予以答复。与此同时，苏联大量增派军队到远东方向，并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也不愿意在武力威胁之下接受谈判。
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有若干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激动的情绪冷静了下来，而且加强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
针对苏联方面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于4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九大以后，人民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也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就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紧急向中苏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因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运输干线，该线在1969年夏天竟一度停止客运只供军运。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方面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研究著述也批评这一段时间的苏联领导人对边界事件作出了过度的反应。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引起中国方面更高的战争警觉也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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