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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阳光先生 于 2015-1-20 15:34 编辑
梦
(六)
脆弱的梦
梦又是那样的神奇，梦却是那样的古怪。
梦还是那样的脆弱，梦都是那样的短暂。
梦有时会将梦中人无情地惊醒，并让你觉得梦是那么的可怕和不解……。
从古至今，有多少人独自仰望夜空，不知多少人面对着浩瀚的夜空，眼望着满天的繁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棵灿烂的星星，憧憬着自己美丽的梦想……。
我们痴情地期待着放飞理想、放飞希望、放飞未来。
说我们是一个执着的追梦者，倒不如说，我们是一个“痴钝”的“梦中人”。因为我们在那“浩瀚的夜空中”还没有寻找到我们“梦”的星辰，更没有选择好明确、理想的“梦一样的仙境”供我们翱翔时，我们“儿时”那“美丽、幸福的梦”就截然而止了。
我们的梦又是就是那样的“凑巧”，正在你“梦”到最香甜的梦中时，突然有人把你“幸福、快乐”的梦“粗暴地打断”，“梦中人”是那样的不舒服，是那样的不情愿，是那样的惋惜，是那样的伤心。因为我正在享受“梦一样”的学习生活，美好的梦想还没有完成，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梦”，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被强暴的”停止了。
我和我的同学们仍然“幼稚地”“纯情地”“胜似闲庭信步”地学习、玩乐、享受校园生活。还在继续着“童年痴情的梦”……。
我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我们还在排练《三少年》、《风雨摆渡》、《心连心》、《双教子》等“小戏剧目”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学校宣布“停止上课，集中学习。”不上课了! 当时的我们有一种惊讶和不安，还有一种“侥幸”。“惊讶不安”的是，不上课了，那我们干什么去？不是“解散了”、“劝退我们吧”？还有一种“侥幸”就是，不上课的好啊，可以好好地玩“几天”了。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那就是我们“噩梦”的开始，更是一个国家“灾难的降临”。也是我们最珍贵、最快乐、最纯真、最幸福、最甜蜜“校园生活的终止”。更是我们儿时最渴望和期待美丽的“梦想的结束”。
开始，我们跟着全校的安排一起“政治学习”，学习那些“听不懂的文章和文件”，什么“燕山夜话”“三家村、四家店”。收看、批判那些“影片”，批判那些“看不懂的、也不明白”为什么“批判”的“电影”，什么《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等。
后来，就是全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了，“运动”在我们一群十几岁孩子的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任何理解。什么叫“文革”，更是一无所知，只记得，我们在学校里，可以无所顾忌的，没有老师管教地自由活动了，可以随便地在学校的大楼里打闹、玩耍，在宽敞的走廊上“练习骑自行车”（这在以前“严格管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解放了”“自由了”）。可以随便的和大班同学“骑着自行车”“背着大刀片”，大刀片“刀把上”系着“红绸子”，在往返“造反司令部”和学校的路上飞快的往来。那时候，只知道“炫耀”“威武”和“积极参与”活动，就是继续“玩”呗，喜欢和谁在一起玩，就和谁在一个“什么派”里“造反有理”了，毫无目的、也没有什么想法的，跟着大家一起“运动”着，我们当时只是觉得是在继续的“玩”，继续着我们的校园“生活”。
我记得，在一个晚上，评剧“大班”同学把我叫了去，让我穿上练功服，在一个他们“打碎”了门窗户的跟前，让我顺着小窗户“爬进去”，因为窗户口小，他们爬不进去，只好“抬着”我，让我爬进去“偷”练功鞋去，还告诉我，你进去后一个“咕噜猫（毛）”（一个地滚式的“前滚翻”）就可以了，拿了东西，大班同学再把我了拉出来。当时是非常的“害怕”被抓到的，但是趋于对大班同学的惧怕，只能听从使唤。现在想起来，又是可恼、可气、又是可笑。这是我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印象最深”的唯一的一件坏事。在那个“狂躁”“颠倒是非黑白”的年代，我们的同学也做了一些“过激”事情，那是时代造就的“结果”，是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强加”在我同学身上的“污点”和“不堪回首的”记忆。
由于外部（哈市中学等院校）对学校天天“打 砸 抢”，使得我们许多外地的同学不敢住在学校，好多女生都借住在同学家里或者是老师家里。多么凄惨的“时刻”，多么可怜的“日子”啊。我们的同学在苦苦的“煎熬”着。这是梦中注定的“情节”？这是“天灾人祸”的必然啊。
接着就是跟着“大班”同学去各地“大串联”了。我当时是跟着“大班”的“苏令闫”去的北京，在火车上我们睡在“坐席底下”或者是“行李架上”，好在我们“身形还小”，这些地方刚刚能容得下我们。火车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从“火车的窗户”上下车去“打水、拿饭和上厕所的”。因为整个车厢，人多的没有能下脚的地方。
到了北京，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篮球场”里。好大的篮球场啊，能装好几百人呢，当时我们不分男女的住在“好几百人”球场的地上。等待着“8、18”毛主席的接见。
记得8月18日的那天早上，早晨刚刚3点半钟，我们就被叫起来了，坐上了大“解放汽车”，到了主席接见的路上，那时候要求接见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等待毛主席乘车的接见。我原来由于个子小，是被安排到了队伍的前排。可是就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大约是在上午10点左右，人群一阵的骚动，我们就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当我跑回接见队伍的时候已经“挤”不进去了，只好站在外面“哭”叫。这时候是“苏令闫”把我连推带拽地“拎”进了队伍，这才让我“好不容易”地接受了站在吉普车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那年，我的大哥正好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去“人大学校”看我，看到我带着“红卫兵”的袖标，十分的惊讶，他问我：“你怎么也是“红卫兵”？”他很神秘地、小声的告诉我：“回去就把红卫兵退了。我们家不能当红卫兵的。因为我们家的成份是“小业主””。当时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贫农”“贫下中农”是好的成份。
原来听苏令闫说我们还要去“上海”和“广州”的。但是，不知道怎么了，他没有带我们继续的“串联”，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听说，他把我们小班的给甩了。自己和几个大班的同学去广州“串联”了。
我爸爸在解放前就是个“卖水果”的“小商贩”。“公私合营”的时候，全部资产价值“七十元至一百元”，既然是个“小卖买人”。就这个样子“确定为小业主成份”。正是因为我哥说的我家“成份”问题的“警告”，回来后，我再也没有勇气去参加学校里的一切活动。甚至于不敢再去学校了。所以，我只好回家“玩”去了。至于学校后来的什么“批斗会”什么“派别”“武斗”，就不知道了。也好，这些没有参与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又是一种“解脱”和“庆幸”，更是避免了许多“麻烦”和“悔恨、遗憾的记忆”。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我们经受着“文革”的“洗礼”和“被动的参与”，学校的老师有的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蹲进了监狱，有的老师和同学“过激”的做了一些不应该和“至今仍然让人忘不掉”“痛苦的往事”和做过“三种人”行为的那些难以忘掉的“记忆”。我们的老师也经受着被“批斗”“教育”和不人道的“折磨”。我们的老校长史峰，在上海也被“批斗致死”。文革就是这样的无情，我们的梦也将是那样的“残酷”。一场浩劫，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使得我们一群处在“纯真年代”里的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了他们的那个“不堪回首的梦”。有些事情我不记得，因为我也因为“家庭成分”的困扰，没有参加学校“文革期间”更多的活动。后来在数次的同学聚会里，听到了不少“文革里”的故事，有的“故事”使得我十分的惊讶，那些个“对师长的不敬，残忍的批斗”、“同学之间的相残”、“棍子和烟灰缸打在头上的鲜血”情景……。
真的是不堪回首啊。“文革”验证着人、考验着人、折磨着人、毁掉着人、证明着人，也凸显和检验出每个人的“人格标准”。
但是，我敢说，如果我就是全部的参与了那些文革活动，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的残忍和无情。
我以为，运动也好，文革也罢，每一件事的处理和发生不是偶然就是必然的，但是人对待生活和社会事件，都同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特别是一个人的“本性”分不开的。现在看来，人还是那些个人，那些人在后来的社会活动、社会生活、在其负责的社会工作中，仍然是“原本”那个样的“特殊”，他所得到的“社会地位”和“资源财富”，是同他的“本性”成正比的。我这里说的，不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的正比，因为“社会”矛盾的多样化，不会“因人而异”，社会的发展一定会被具有“特殊本性”的人所善用，在社会发展的“空隙”里，一定会有他们“狰狞”的空间，他们会在这个空间里生存和“发财”，但是作为一个“人”，这个需要一生用心去书写的两撇的“人”字，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全部地说明一个人的“真善美”，也更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更不能说明是一个“好人”。这和一个人的“本性”和一个人的“劣根性”是一样的，虽然他在社会里有了他的“地位”和“财富”，但是，这些人的“本性”是不能改正的。那句老话说的好啊“从小看到大”“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虽然对事情和对一个人，要一分为二。但是，现在，在我们身边你所认识的人里，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不是全部，也不包含他的自然条件）基本还是那个样子，无论在他的“脾气”“品行”“做人”“性格”，大多都还是老样子的。不信，你就仔细的看一看、品一品，是不是还是那个过去“五十年前”的一个老样子。仔细看完之后，你一定会说，基本都还是五十年前的（我在这里说的是本性） “性格”“人品”“禀性”的他和她……。子丑寅卯分得清清楚楚、春夏秋冬格外分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份和自己“性格”“秉性”“做人”的基本特点的“标准答卷”。一个人如果不善良，不管有多大能力和拥有多少的财富，最终不会成为一个好人。但，现在的价值观恰恰是，不管善良与否，只要有财富就行，并且，判断当下世界好坏的标准多数时候来源于自身的心情和利益，这很可怕。我们判断一件事情要超越自身的狭隘眼界，客观看问题。而这种价值观的培养，会受到社会文化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人们说的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人们常说：不堪回首，因为那段日子，让人不愿意回顾和想起。因为那个年代里的事情，都是些个不正常的“精神病人的行为”和不愿意回想的记忆。那真的更是一段难以承受的“恶梦”。
那时候的我才十五岁。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少年儿童”。我的大哥“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了。我的二哥也被分配到“天津大港油田”工作。这样，家里除了爸爸妈妈“上班”之外，就只有我一个自由人了。天天就是个玩，“打冰球”“溜爬犁”“滑冰”“游泳”“弹玻璃球”等游戏。当时没有“滑冰鞋”，只好穿大人的“冰鞋”滑冰，因为冰鞋太大了，只能“穿着我的小球鞋”再穿上“大人的冰鞋”，我就是这样子“学会”滑冰的。而且滑冰滑的水平，在我们大院子里还算是数一数二的。
我还清楚的记得，一次我正在大街上玩“脚滑子”、打着“冰尜”“满头大汗”的时候，正好碰上我一个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女同学，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十分的“尴尬”和“不好意思”......。因为，让同学看到了我当时“淘气、狼狈、邋遢”的“童年时真实”样子。她告诉了我一些学校的事情和当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军宣队”“工宣队”对学校有着实际的“把控权”，时代就是那样的“残酷”。由于老师们都已经“下放劳动”去了。大班同学都已经“分配”到了“工厂”工作，学校就剩下我们“评剧小班”同学了。我们就成了“军、工宣传队”一个“烫手的山芋”。
一九六八年是一个闰年。在中国是戊申年，也就是猴年。一九六八年，国家的国民经济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人口不断地、无节制地增长。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上年下降4.2%。行左必定实右，这就是动乱的结果，更使得国家到了及其危险的边缘。
人们常说“饱暖生闲事、极寒困觉多。”家也一样，国家更是一样的。困难时期，政治矛盾大于经济困难，总有一个要承担“责任”的。于是全国人民被转嫁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去。
那一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全国的文艺界一片混乱局面。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一些老艺术家们，因不堪迫害凌辱，吞服大量安眠药，不幸含冤身亡。当年九月，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的《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对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作了阐明，指出中心问题是由工农兵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
就在这个一九六八年，在社会上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呼声一片，那个让我们今世难忘的一九六八年。我们“评剧小班”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历史上的一九六八年又是一个“梦想”的转折点，是我们评剧小班“戏曲学校学习生活”的“终结”。
也正是那个“红色的风暴”，改变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在那难忘的一九六八年又是一个梦的起点，一个让我们理应“毕业”的中等艺术专业学校的学生，却是走向了“屯垦戍边”的“广阔天地”，历史就是这样的为我们造就出另外一个“梦想的空间”。
在全国“上山下乡的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当然”也是“上山下乡”的对象了，因为“下乡”也是有任务指标的。“军、工宣队”发出通知“评剧小班”全体都要下乡后。按照当时的“社会潮流”我们理应是“积极响应的”。大多都是“自愿报名的”。有同学因为各种情况可以留下，但是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要坚持下乡去。我们班有个同学“可能当时表现不好还是怎么了”。当时就是没让他“下乡”。这在当时好像是个坏事情的。因为，去兵团还要是“良好表现”和“红色”家庭为基础的。
我们就是在时代的“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走进了那股“狂热”的“屯垦戍边”的大军中……。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人“胁迫”着，走向了一条“坎坷、悲惨、艰辛、渺茫”的“广阔天地”。
我们还是那样的“痴情”地接受着历史的“考验”，正在“愉快”地准备着“梦想的放飞”……。
迎接我们的将是“无垠大地”和“漫天飞雪”的“梦”。
那又将是一个有“千军万马”和“广阔天地”的“梦”。
“执着、痴迷”的“追梦人”还是那样“狂热”和“坚定”的追寻着他们的“梦想”……。
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大多才刚刚十六、七岁啊……。
……。经过那野蛮、粗暴、强加给我们的恶梦……
“梦”依然那样“残酷的”继续着……
我们还在“痴情地”继续着...... 那“从少年走向青春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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