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坟（一）

                                                       新坟（一）
                                                                           张冠立
      黄昏时刻，西天留下一条浓重的余晖，红橙蓝紫，几色交融，看上去非常浑浊。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岫在晚霞里变成黑色的、呆板的轮廓。鸟雀们早已销声匿迹，周围一片沉寂。
      几付犁杖慢慢地向岗北走去，偶尔能听到一两声对老牛的吆喝，遥远而又微弱，没有回声地消失在死寂之中。我点完最后一垄苞米种子，到地头捡起自己的棉袄披在身上。虽然已是五月中旬，日头落山后山中的凉气依旧袭人。我坐在种口袋上，等待犁杖返回，把刚刚点了籽的垄沟合上，然后收工回家。等待中，我独自望着好似舞台布景一样的暮色，身心渐渐融进身边这座大自然的“舞台”。忽然，我发现不远的糜地西边有一个土堆，仔细打量认出是一座孤坟，掩映在陈年的荒草之中，跟前没有任何树丛，无依无靠地被抛在上坡上，披着如血的斜晖，寂寞而又凄凉。
      我确信这是一座新坟，因为屯子里的人是在三年前来这里垦荒落脚的。传说最先有个叫张滑舌子的人在此开荒种地，打粮烧酒，与土匪周旋，但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人去山空，并没留下生死物证。育林四队在这里立下屯子，一切都从零开始，死亡还没和这里的人谋面。那么，这座坟该是谁的呢？是什么时候开启了这个屯子的死亡记录的呢？
      犁杖回来了。大家忙忙碌碌地卸牛套爬犁，准备拉上种子回家。我离开种口袋，收回停在远方的目光和思绪。我走到好友万家明的跟前悄声地问:“那边的新坟是谁家的，埋了多久了？”万家明顺着我指的方向望去。弄清了我之所指，缓缓地说：“那是王长春他老爹的坟，腊月了（liao）死的，烧过百天了。”
      他的话把我引进了对这个老人的回忆。前一年的中秋节，我们几个知青到魏殿平家去做客，被招待喝酒。魏殿平是我接触最早，最先成为朋友的一个社员。因为青年点的炕不好烧，扒了重修的时候，大家分散了去找宿，我就被派在他家。和主人滚在一铺炕上，觉得像一家人一样，于是就格外近面起来。魏殿平体格健壮，身手敏捷，干得一手好活计。生产队里的人也有竞争意识，比的就是谁的活计好，因此他在人堆里很占地方，被人处处高看一眼。我们身为新手，内心里免不了有种英雄崇拜的意识，于是渴望着和他交往。那天，到他家时，见到同去做客的有一位老人。说是老人，其实也只不过五十多岁，因为那时我们才二十出头，看四十岁的人就觉得很老，五十岁就当然地称他们为老头了。魏殿平介绍说这是王队长的老父亲，在大队的皮铺干活，皮子熟得好，是远近出名的皮匠师傅。老人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有着手艺人见多识广的自信，以及长于和人打交道的特点。介绍时，他向我们拱手，热热乎乎地打招呼，感动了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接下来以大爷相称，在酒桌上频频敬酒，相谈甚为融洽，让我们体会着人情练达的种种乐趣。酒散后，他与我们挥手告别，相互之间颇有些依依不舍的感觉。他英俊慈祥的仪容，江湖客豪爽的性情在我的心底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去年春节回家前，听说他得了病，从大队里回来住在四队的家中。我和同点的黄振玉特意去探望他。他躺在炕上像先前一样热热乎乎地和我们唠嗑，说些长者对年轻人关心的话。说起自己的病，他满不在乎地说，“吃五谷杂粮谁能不长病长灾，大不了躺几天就好了”，语气轻松态度放达。看他的情绪和精神头，我们都觉得他身体并无大碍，一向硬朗的身体准能扛得住折磨，躺两天会好起来的。探视之后，我们跑回音德尔老家去过年。春节之后又帮家里搂毛柴。一切都完毕了，才回到生产队。接着是春耕大忙，整粪送粪，开犁播种。忙碌之中没再想老人的病，以为他早已康复，仍在大队的皮铺里干着他往常的行当。谁知他竟那样轻易地与世长辞了。
      老人的儿子王长春是生产队的副队长，虽然他没有父亲那样放达的性情，广泛交际的亲和力，但也是生产队几十号劳力中不可多得的能人。他长得虎背熊腰，宽手大脚，十个指头粗得像胡萝卜。一次，队里准备编制一批抬筐，他带领我们几人上山割苕条。他对前山后沟了如指掌，知道哪里苕条多，哪个地方的长得高，领着我们翻山越岭，割了一处又一处。他有铁一样的胳膊和腰脚，走多远都不知疲劳，而我们想步步跟上他，割的像他一样多，恐怕得使出吃奶的劲来。生产队遇到抢险救灾的临时任务，处处有他的身影，他一马当先，将责任放在肩头。记得一天夜里，队里出去大修的胶轮拖拉机回来，在大队门前的河沟里误住了。半夜时分，他敲开几家房门，找上几个有生力量，当然独处于青年点里的我也在其中了。我们拉出七头老牛，套了一挂车，风风火火地赶去。他对翻车打误的事处理起来很有门道。他先查看了一下道眼儿，发现车误在一条新道辙里。拴好牛套往外拉时，他坚持转向，往旁边的老辙上拉。他说：“你没听到张队长说吗，‘老道旧朋友’，别看它车辙深，底子还是硬的。新道发暄往往唬弄人。”按照他的方案，果然灵验。拖拉机尽管大轮纺着线，但在老牛的拉拽中，随着人们的呐喊助阵，缓缓地从新道眼挪进了老道眼，忽然大轮停止了纺线，抓住了地面，在自身的动力和老牛的牵引中走出了那片乱泥塘。人人都在泥塘里挣扎，半截腿黏黏糊糊，回来后又洗又涮，已经天快亮了。我赶忙躺倒去补这半宿觉。早晨，在沉睡中被来上工的人弄醒，睁开惺忪的两眼，发现王队长也在人群里。借故不上工的念头只能让它胎死腹中，否则会脸红的。那年骆驼脖子那面的山里着火，公社抽人抽车去打火。王队长又是我们救火组当然的领导。我们十来个人乘一挂马车到大队报到，然后向山里进发。夜里远远看到着火的大树像一杆杆着连荒了的蜡烛，阵风吹过，升腾着的火在树梢上奔驰，噼噼啪啪作响。我们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年轻人不免有点儿胆寒，知道水火不留情。但相信有王队长在身边，跟上他，万事都会化险为夷。
      队里的苦活儿累活儿他能干，抢险救灾他能当，还有那些你想不到的“精细”活儿，他也能干。队里差不多每年都要给一两头小公牛去势。队里舍不得钱，也没钱请兽医，这类事他也自报奋勇承担起来。我们下乡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运用的方法叫“捶骟”。在生产队的院子里，他指挥着几个壮劳力用绳子把“两岁子”的牛拦倒，用杠子把它压在地上，让人打来一桶井拔凉水，一瓢一瓢地往牛后腿间的吊袋上持续地浇。这是他的麻醉过程。然后他拿一个木夹板把吊袋贴根夹住，上面垫上软物，底下放上砧木，另手持一根粗木棒，梆梆地在上面敲上两下，断定里面的东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后，他松开夹板，令人放开杠子把牛掫起来。尽管那牛叉着后腿还疼的站不稳脚跟，他已经高兴地向众人宣布“完事”，意味着他的捶骟手术已经成功。我站在人群的外面远观这一场景，一面心里嘀咕着人类的残忍，同时又佩服王队长胆大心细，样样能干。
      尽管王长春队长一身本事，老爹病倒之后，他却无计可施了。得的什么病不知道。该吃什么药不知道。生产队里有个赤脚医生，叫杜友军，是我们这年龄的小青年，农中肄业，不懂得什么医学知识，可能仅仅被拿去培训了几天，教了怎样包扎，怎样投镇痛片之类药物简单技能。安排这样一个角色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落实到人头后，上下都完事大吉，能发挥什么作用鬼才知道。也不能怪杜友军不中用，因为没人把他当作医生来对待。他必须像整劳力那样参加生产，怎么能有时间琢磨救死扶伤这样高度专业性的大问题。形式主义害人，这是明显的一例。村里无医可求，只能去十八里之外的公社看病。十冬腊月，病倒的老人忍受不了一路的颠簸和严寒，只好赶车去接公社医院的大夫。接来的是一个人，一个药箱，别无它物。他只能号号脉，给点儿药片，或者开个中药方子便离去。送他时顺便抓回几包中药，煮些苦水安慰病人和家人的心。到外地城里就医，当时村上的人想都不敢想。一年到头看不到一个现钱，就连给孩子买念书用纸笔都得靠攒上一筐鸡蛋，跟上队里偶尔去公社的大车，到地方后蹲在供销社的门口等待挣工资的那些人来问津，换得的钱一转身在供销社的屋里就花光了。拿一大笔钱出去看病只能是痴心妄想。乡下人的观念是不该死的阎王不找，该死的怎么折腾也难逃，一切都听天由命。人们还说，“十冬腊月专收老头老太太”。似乎到那时许多老年人像瓜熟蒂落一样也该死了。王长春的老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偏乡，命运只能交给这一切来主宰。
      人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们不愿相信所谓的玉律。但事情总会凑巧。记得我母亲去世时，在外地的姑姑叔叔两人过来。家里没吃的，把一个尚未长够分量的小猪杀了。把肉切成大块放在一块板上置于后屋窗外去冻。窗外有一个齐胸高的土围墙护卫着，窗里点着灯有人不时在打眼。可是还没到冻透往回收拾的时候，所有的肉不翼而飞了。苦日子年头的这一损失，让人在乎得痛心疾首。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哎，祸不单行啊！”
      王长春的老爹死了以后，王长春的媳妇也来了病，而且这病还不好治，是种精神病，隔上一段时间就下来“神”，吵吵闹闹，哭笑不已，有时又喋喋不休，说些并不是她身份的话，仔细听听，不是她早已过世的婆婆说过的话，就是刚刚离去的公公的语言。每当这时，家里人都听得头皮发炸。她有两个孩子，儿子读小学，女儿不大，只有四五岁。孩子看了疯疯癫癫的母亲口里说着爷爷奶奶先前说的话，不知所措，只能躲到一边偷着哭。我曾经目睹过一次她犯病。吵闹的声音从她家的院子传到屯子里，大一声小一声地。我怀着好奇借故往那个方向走，在她家园子的外面站了好一阵子，偷听她的怒吼。心想过去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了？内心惶惑不解：莫非世间真的有鬼神之类的东西？      王长春那个阶段很上火。本来他有身体健康的老爹，持家能干的媳妇，幸福成长的姑娘小子。如此美满的生活忽然间就翻了车，一切都乱了套。幸福对庄稼人来说真像一棵强风中的蒿草，随时都有被吹折的危险。
      有“明白”的人好心地说，“是不是冲了哪位狐仙，找个人念叨念叨，供点什么吧。”王长春是个有主意的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数。不知道他是信了，偷偷地上了供，还是根本不信而下了踩夹，或养了狗。他媳妇后来终于恢复了正常，家庭回归了平静。只是三世同堂的家永远少了一辈人。
      几十年过去了，回想下乡的日子，我经常想到站在王长春家的园子外，听他媳妇下来“神”的那一幕。情景是真的，原因却叫我百思不解。直到最近读阿城的《艺术与催眠》，我才豁然开朗。王长春夫妇遇到的应是一种催眠现象。公公死在家中的情景使她精神紧张。据说，这种状态下容易被狐狸黄皮子经常释放的气体刺激进入催眠状态。催眠状态下储存在大脑里的记忆可以清晰浮现，于是昔日和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的往事就会一幕幕地搬出：当年他们说的话，尤其让她生气记住的话，就会像背台词一样复述出来，看上去能不像来神闹鬼了一样吗？假如当年我读了这本书，我能说服自己，说不定也能说服屯子里的老百姓别那么诚惶诚恐。可惜阿城那时也在下乡，还没写出这本书，我也就只能和村民们一样无知于一些怪现象了。

     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与农场知青相比更多了几分艰辛和贫穷， 因此他们更了解那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和极其质朴的农民。在这原生态的故事中，体现了贫穷与落后是一对双胞胎。人们除了为生存而挣命，剰下的只有认命了。
     文章写的很吸引人！谢谢！

拜读了。

一辈子就一次与到跳大神我还没看到 在我租的那个房子的旁边那间屋里，等我到家人家早走了，真的巧了，那天夜班到12点，不该看到呀？

拜读了。文章写的很好也吸引人读完.

谢谢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