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工人 于 2014-11-13 08:09 编辑
〔6〕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7〕《阿Q正传》：鲁迅的代表作，其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8〕上次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
〔9〕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连，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
〔10〕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1〕一二线，一九五三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12〕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13〕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夏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 天津讲话，一九四九年春天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有些口号比如提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大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等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山西合作社，指刘少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一九五一年二月,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初级合作社，但华北局认为山西在合作社问题上“冒”了，“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不宜推广”，刘少奇在听了华北局报告后,原则意见与华北局一致，山西省委不同意这种看法,决定进行申述，“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我们试办这种初级社,不存在违背《共同纲领》精神的问题。”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他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七月三日,刘少奇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比较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有办法了,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王谦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毛主席详细了解了各方面意见后，表示,他不能支持华北局,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十个试办初级社当年的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的发展,都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丰收。四十多年后,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详细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少奇同志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处理,是有缺点的。我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针对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具体分析了当时处理不当和一些提法不妥的问题同时做了深刻的反思。 否定调查研究，一九六四年六月，刘少奇提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大捧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桃园经验”。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桃园经验”，以此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九月一日，“桃园经验”便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14〕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15〕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做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16〕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出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17〕项英与皖南事变，项英同志是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实质是最高领导人。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在执行中央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电令新四军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北移，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还是有困难不能北渡，请求指示，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在战场上竟然开了七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最后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到达茂林后，又擅自行动，一度脱离军部，军长叶挺和副书记饶漱石联名发报给中央，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事变后，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项英等十余人躲藏在蜜峰洞的山洞，由于携带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在夜里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一九五二年八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后，对中央指示消极应对，犯了独立王国错误，对新四军在 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准备发动百团大战的《战役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出于全面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这样说：“……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歼日伪军五万余人。不过，八路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在前三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一点七万余人，有二万余人中毒。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使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解放区人口由一亿下降到五千万，干部损失很多，使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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